三、历史与认识的协调

以先行研究为起点，要想打破固化的观念和局促的界域，使得相关研究更进一步发展甚至大幅度跨越，必须找到且熟练运用适当的取径和办法。就《论持久战》的研究而言，最大的问题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一般历史研究普遍遭遇的难题，即如何处理材料史事与理论观点的关系。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看似绝对，但整理史料何以便能成为史，是因为所谓整理，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比较整理的目的有二，一是近真，二是得其头绪。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可以由整理史料依照原有的时空关联接近史事本相，并据以叙事，还能从无数单体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显示规律（这与将形同实异的人事归纳起来作为规律大相径庭）。治史既要避免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以抄撮为著述，又要防止无视材料本义或断章取义的任意解释，将研究当成创作，重要原则就是如陈寅恪所说的，既要具有统系，又须不涉傅会，(2)这也是整理史料与研究史学相一致的关键所在。

对此原则一般不易把握的症结，主要出在史料与统系的关系上，一方面，史料之中究竟有无历史，成为一大问题。20世纪初，梁启超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无史论，批评中国历来只有史料，没有历史，历朝历代的众多史书只是帝王的家谱，不成其为史学。如此一来，史料与史学分成两端，既然史料当中没有历史，从史料里面求历史就是缘木求鱼。另一方面，解释历史的统系既然无法从旧史书中求得，而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方面，于是来自域外的其他分科之学进入国人的视野。在东学西史的刺激下，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不约而同地找到社会学，认定历史旨在“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并“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3)“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4)循着这一取向，郭沫若、魏建功、陈钟凡等人不断倡导用社会学解释历史的路径，不仅“要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5)而且要“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6)

上述人等所说的社会学，其实更加接近广义的社会科学。在欧洲思想学术的系统之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各有其渊源取径做法。本来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结合，浑然一体，不可截然分为两半或两面。可是由于欧洲近代思想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脉络，原来归属人文科学的历史变成半是艺术，半是科学，这在历史学内部一度造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史学因而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部。据称前者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后者则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科学的工作。按照李大钊的看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为社会学的法则，也就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另有历史哲学，从系统上讲，宜放置在哲学分类之下。基于这样的区分，在李大钊看来，过去的史书也只是资料而非历史，“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7)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其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其进步的真理。历史理论也就是史观，记录的事实是不变动的，但是解释史实的史观却是随时变化的。

历史事实往往并无因果联系，一般而言不宜用因果论看待。李大钊所说社会学的法则主要适用于社会发展史，随后继起者则逐渐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民国以来史料与史观孰轻孰重的长期纷争不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发展史与一般历史的纠葛，依然是困扰居中国大学首席之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主要难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开始的动因与初衷与其说是研究历史，不如说是要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重大社会问题，以便正确决策和行动。社会发展史的取径显然最为符合其迫切需要。至于诸多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大量的事实和细节，并不在相应的视野和考量之内，至少显得无足轻重。而历史是由大量真实细节累积而成的整体近真，以及事实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构成的相关头绪所组成，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各种解释就很容易流于聚讼不已的似是而非。混淆社会发展史与一般历史的分际，用社会发展史的规则裁量一般历史的研究与论述，将整理材料与理解事实分成两截，而不能按照本来的面目合为一体，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隐患。由此引发各个层面的复杂纠葛，迄今未能梳理清楚。

令治史之人感到相当困惑的是，所谓历史认识，究竟是要弄清楚历史本来是怎么回事，进而发现前后左右普遍存在的事实联系，还是通过归纳类像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二者的分别并不在于有无解释的统系，而是前者由事实的普遍联系构成特定的统系，后者则将一般规律套用于具体历史事实之上，以求得公理公例的普遍适用，看似具有统系，实则削足适履，难免附会。

在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分却并行的史学架构下，弄清楚历史事实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初步，也就是基础，如何认识历史才体现历史研究的目的，从而显得高端。人心所向，往往就高不就低，既然如此，历史理论即史观自然逐渐凌驾于记述历史之上，社会发展史的取径日渐替代了历史学的追求。久而久之，史学记事和叙事的功能严重退化，说理的成分大为增加。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本来是一般通行的道理，可是以求真为首要诉求的史学领域，反而理所当然地变成以雄辩压倒事实为天经地义。如果史学非但让事实将就认识，甚至认可依据后来的认识否定抹杀过去的事实，则是非颠倒，荒谬至极，已经逸出学问的范畴了。这大概也是历史教育显而易见的失败之处。

然而，人本与科学之分，与其说是人类认识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优长，毋宁说是力所不及的局限。因为所要认识的对象本为统一的整体，只是在认识的层面彼此分离，而无法在事实上面相互分开。记事的功能严重退化，说理的能力也必然相形见绌。以前者论，能够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大都限于个别事实的考证，而且限于时、地、人等简单易证之事，甚或往往流于表象，无法应对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或无所适从，或先入为主，或任意取舍。至于能够熟读材料贯通史事进而得其头绪者，犹如凤毛麟角，其余要么一味抄书，堆砌罗列，以为大体类似，不能揭示材料与事实背后的联系，要么各逞私意，随意举证，断章取义，脱离本义本相。以后者论，读不懂史料，弄不清史事，却侈谈各种史观，建构各式新史，形成各样观点，只不过借助外国或别科的观念套路，滥发议论而已，顶多表明那些观念套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毫无创意。况且是否真的明白所称引的观念套路，还在两说。由此得出的观点，形同实异，似是而非，无论如何引人入胜，博取时名，终究是沙上筑塔，经不起时间和来者的检验，搭得越高，垮得越快。

高明治史，能够于茫然之中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出背后的联系与实情。其次则虽然看不穿，一经点破，即豁然开朗，有识一字成活一片之效。再次则虽经他人破解，却仍然不明就里，继续沿袭陈言老套，否则进入失语状态，不知如何说法。所以明知事实俱在，还是固执己见，不肯从善如流。等而下之者，非但不觉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反而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以自己的人之初，驳他人的习相远。只是小圈子化的学术生态使得判断力和鉴赏力普遍不足，媒体时代又涌入许多未经系统专门训练而兴趣盎然者，以致受众越多，越是难以分辨是非正误。正因为此，学术领域真正的好书往往只有二三素心人懂得，甚至无人能识，而似乎人人都懂、好评如潮的，很可能入不得高明的法眼。

研究持久战与《论持久战》，同样要面对上述问题，究竟是要表明自己的观点，还是证明文本的本义与史事的本相。毋庸置疑，能够将二者结合到恰如其分，当然最为理想。要想完全充分地证明本义本相，必须抽丝剥笋地显现如何认识，所有的观点都蕴含其中，无须另行借助后出外在的所谓理论，强人以就我。如果能够达到得其头绪的境界，叙事与说理必然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不必强分先后。可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免仍有轻重主次先后之别，因而仍然面临取舍选择的难题。加之以刊物作为学术论文发表的主要载体，受到篇幅的限制，无论编辑者还是审稿人，都偏好旗帜鲜明的观点，相对忽视论证的过程及其依据是否经过验证的可靠性。因此，好用举例的方式凸显论点，而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各说各话所呈现的纷繁历史，视为大同小异可以归纳的类像，无心由见异展示历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抽掉时、地、人等基本要素及其本来联系，历史不可避免地流于平面化。

更有甚者，误以为用材料说明事实比较容易，据事实讲出道理才难能可贵，误导来者好用脱离材料史事原有时空联系的自洽式创作，实则材料史事往往周折复杂，但凡过于条理化，读起来越是畅顺，就越容易有违事实本相。有的将逻辑的归纳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误以为把形似而实不同的类像聚合一起就可以揭示出规律。实际上，历史规律存在于事实联系之中，而非类像比附之下，罔顾事实之间的差异，说得天花乱坠，不过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看法。可是史学的基本价值，不在人们有怎样千变万化的看法，而在这些看法有什么样的理据。未经条贯所有材料与事实的举证归纳，或许好看，却很难如实。不少历史叙述，说到底无非是作者自己心中的思想史，整齐清晰的脉络逻辑，很大程度是牺牲事实屈从架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