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行研究的进展与限度

伟大的著作理应有高明的解法。承接前人的研究，既不能眼空无物，也不可乱点鸳鸯。唯恐遗漏的罗列堆砌，固然是胸无成竹的反映，面面俱到的综述，同样是驾驭不当的表现。只是求学位者都怕了悬在头上的那把抄袭与否的达摩克利斯剑，其情可悯。其实，没有征引绕不过去、非引不可的论著，和乱引不该征引的胡说，都是过与不及的大忌。至于但书过多的评议，看似头头是道，实则前人各有主题，并非来者的胥役，当然不受差遣。况且好的研究取其好处便是，不好处以及其他不好的文字，未必非说不可。

大体而言，迄今为止关于《论持久战》可以说是宣传教育偏多而深入研究较少。一般业内人士面对此类课题，不免无从下手之憾。近年来学术界探究的重点之一，是版本的流传演变。另外，由于以往的宣传当中存在误认为《论持久战》最早提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偏差，而随着视野的扩展和材料的增加，《论持久战》之前的各种持久战说法不断浮出水面，于是形形色色的因袭说一度甚嚣尘上。受此影响，一些点到点的探源说也陆续出现。

其实，稍微梳理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因袭说固然不能成立，各种探源新论也多是老生常谈。关于国共双方的持久战战略比较，显然是不大热闹的全面抗战与《论持久战》关系研究中相对而言的热点之一。较早发文的为费正、李作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与共产党持久战方针之比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44—48页），主要从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三个阶段与两个阶段等方面比较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异同。王树荫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持久战战略初探》（《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第106—111页），则认为国民党的持久战有一个从战役持久到战略持久的发展过程，而且只承认两阶段，具有消极性，以阵地战为主，忽视运动战、游击战的地位作用，实际上并非真的持久战。文章主题虽然不涉及中共，实际上是以中共的主张为参照。刘雪明的《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比较研究》（《求实》1995年第9期第19—21页），点明我军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全国抗战则运动战是主要作战形式，游击战起辅助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这并非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的分别，而是《论持久战》提出的区分全国抗战与中共武装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或许因为没有进一步论证说明，后续的相关文章大都仍然混淆不清。黄道炫的《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126—138页），在梳理国共两党持久战思想形成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归结国民党（国民政府）为持久消耗战略，军事上体现为单纯阵地防御；中共则主要是三阶段的提出，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地位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作战方针，以及人民战争思想。

此后，以比较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思想或方针异同为主的专题论文陆续还有若干篇，不过大都与上述文章的基本观点类似，或是略加改写，重新组合，在重要问题上认识鲜有深入进展，谈不上有多少新意，或者说作者未能充分展现其新意究竟何在，对于国共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甚至还会混淆缠绕。更有甚者，有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换了作者的姓名。

如果研究者注意掌握先行研究，并在论著中依照时序有清晰的交代，则不仅便于后来者了解既往研究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具体进展的层面，自己也能够有针对性地详人所略。这是任何学术研究得以继长增高、逐级而上的不二法门，也是逐渐排除抄袭重复的学术自律和他律之道。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学术规范尚未严格要求，各篇专题论文几乎没有提及先行研究，仿佛都是白手起家。如果说开创性的研究存在无所凭借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完全无人涉及的研究领域几乎不存在），后续依然无视前人已经做出的贡献，不知是的确茫然无知，还是有意视而不见。殊不知不掌握前人已有的研究，则不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出发点，往往会做重复性的无用功，形同废辞，而且变成铅字刊发出来，等于永远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让无尽的来者鞭挞训诫；若是故意抹杀既有研究，以图毁尸灭迹，不仅因为分不清前人的贡献与限度，自然难以从材料的比较中逐渐近真及得其头绪，无法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且还表明并不具备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高度自律，严格说来不能继续立足于学术界，且永不叙用。机关算尽的自以为聪明，待到云开雾散时，势必声誉扫地，即时获得的名利，迟早都是要还的。

或许与全面抗战的纪念有关，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大体以10年为一个周期，集中出现较为明显的进展。而每一周期真正有所创获的论著屈指可数。这样的节奏到了新的世纪依然延续，头一个周期值得称引的如杨天石的《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南方都市报》，2009年6月30日，B14版；2009年7月2日，B13版。详见氏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61—74页），着重论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持久战并非受《论持久战》的影响而来，而是另有渊源。或许因为其中有些论断略显绝对，而阅读者又没有仔细斟酌全文大意，仅就片段文字的意思断章取义，加以驳论，未必得当。如杨文主要是说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最早的一些持久战说法，不是受《论持久战》影响，至于后来，虽然蒋自己未曾提及，但并不排除看过《论持久战》而有意不提的可能性。这与完全否认《论持久战》对国民党人产生过影响，有着不小的差异。

关于《论持久战》的宣传，是以往研究者较少切入的角度。罗艳梅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共中央党报党刊对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宣传》（《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122—127页），主要依据《解放》《新华日报》《群众》三家报刊的相关文章，介绍中共关于持久战思想的论述，尤其着重于对战争长期性原因的解读和宣传。张卫波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83—90页），以中共方面的材料与主张为据，依照时序进一步系统梳理了《论持久战》前后的持久战论说。

抗日战争研究，涉及中日、国共乃至世界各国，不仅要认识自己，也要了解敌方和他者。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朋友未必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也不一定成为我们的盟友，情况可以说相当复杂。抗战过程中的国人乃至现在的研究者，基本都认为持久战是中国战胜日本的利器，忽略了日本在速战速决的妄想破产之后，何以依然能够长期坚持，后来还主动发起太平洋战争，甚至一度横扫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打得英美诸强难以招架；尽管后期侵华日军的素质严重下降，在中国大陆各战场却仍然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战力优势。张展的《全面侵华时期日军的对华持久战战略》（《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48—65页），对战时日本及时调整战略，千方百计应对甚至企图主导长期战争的历史脉络进行勾勒，给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将会有新的取径和路向。

杨奎松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33页），在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共全面抗战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持续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事对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的初衷进行深入剖析，所做《论持久战》主要是面向中共党内同志的判断略有可议，但是揭示毛泽东希望中共及其军队通过抗战实现由“壮气军”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这一难以明言的旨意，却相当深刻。作者不仅长于治中共党史，还兼通国民党史，并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其用事实证文本的做法，精细化程度为同行中有数之人，提供来者值得仿效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