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努力的取向

从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相互关系的辨析立论，反观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的主题，窃以为至少可以将以下四方面作为努力的方向：

其一，文本与事实互证。研究《论持久战》这类经典文献的意涵，一般采取直面文本的办法，解读字面的意思，形同望文生义。前人说，解古典易，究今典难，即指相关的史事不知，则文本的意思不明。近年来，学界已经逐渐注意到要语境式地把握历史事实来理解文本的指向与意涵，以近代史料的极大丰富为凭借参照，能够追究的史事之详细而复杂，远较古代史为甚，但在相对忽视史料史事的风气下，用粗放化的方式，已经追究到或以为应该追究到的程度，还是过于粗疏，远远达不到精细化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深究史事一时还难以大幅度加深对文本的解读，使得文本的意涵无法充分揭示。若是做法不当，有时刻意用力还可能偏离文本，读出相异相反的意思，使得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不相吻合，甚至彼此冲突。对于若干关键性的环节，必须准确理解，深入认识，模糊不清以至混淆纠结，都会影响到文本主旨与史事本相的把握。可以说，事实追寻与文本深究相辅相成，不能畸轻畸重，更不可偏废。梳理与文本相关的史事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才有助于解读本义。

其二，单向取信与各方比勘。对日持久战涉及诸多方面和个人，解读《论持久战》，不能只从单向度立论，而要多视角看问题。无论何种材料，如果仅仅从作者的视角着眼，以作者的言行为凭借，就不免照本宣科式的解读，而不能尽量全面地比较各种文本与史事。例如单独找出陈诚、蒋百里、胡适、冯友兰、高长虹或其他什么人关于持久战形似而实不同的种种说法，进行比较，只是隔靴搔痒。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教人不能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必须语境式地前后左右反复比较，凡是从单一角度认识历史，是相当危险的事。如果还有人误以为这是相对主义，只能说是无知。抗战期间阎锡山有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之说，如果只看一面，很容易将作势当作逼真。美国的柯文研究过抗战时期朝野各方在异口同声的“卧薪尝胆”之下，表达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学生希望激励人心，商人意在推销国货，政府想要民众服从，投机者则欲图苟安。同样，在众口一词的持久战口号之下，各方的解读旨意也是大相径庭。况且抗战涉及中外国共朝野，许多聚讼纷纭都源自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只有知其然（如何不同）且知其所以然（为何不同），才能同步于事实本相及前人本意逐渐近真。而不是各取所需地听取一面之词，陷入相互矛盾的循环往复而难以解脱。

其三，实时与源流沟通。研究持久战与《论持久战》，往往重视发生，较为忽略来龙去脉，即事物的渊源及其发展衍化。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在国外有其源头，传入中国有其流变，凡事不知渊源，则很难准确把握属性意涵，所指能指。例如必须了解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与作战方针，实际上来源于国内革命战争尤其是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才能理解何以国民党军队不易采用这一战法，中共军队则在全面抗战初期中期暂时不能完全沿用相应的战法，不至于将两方面牵扯混淆，纠缠不清。在全面抗战的全过程，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如何发生作用，有无调整变化，已有的研究明显不足。关于《论持久战》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如何发生作用，虽然开始有所研究，还远远不能反映全过程和各层面。蒋永敬、杨天石等人连续深究蒋介石与“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不仅推进该主题的认识，而且提示来者继续追究“抗战到底”之“底”在国人心中的实态。此外，征引相关文献，不仅要注意材料指向的时间，还要注意材料问世的时间，事后的追述回忆，必须尽可能与即时的记录相互印证，认真甄别。当然，晚出的材料不一定不如即时的记录准确，所以甄别并非简单地依据所谓材料的直接间接属性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定。

其四，评价与实效兼顾。《论持久战》准确预见了全面抗战的发展形态，指出了以弱敌强、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出自几乎没有军事教育背景的作者之手，堪称天才之作。其价值与地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抗战时期国民党吹捧自己的领袖蒋介石为东亚唯一军事家，与欧洲各国那些顷刻间战败投降的军政领导人相比，蒋介石能够始终坚持抗战，表现的确不俗，可是有了毛泽东作比较，所谓军事家的美誉听上去就像是笑谈。抗战后，挟胜利之威的蒋介石不可一世，悍然发动内战，相形见绌之下，很快就被打回原形。

在国共两党争夺统一战线及抗战领导权的背景下，《论持久战》怎样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入考察。全面抗战打了八年之久，相持阶段尚未走完，主持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难辞其咎。在限制甚至处心积虑设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政策下，抗战实际上是装备好的国军不能战，而能战的八路军装备又太差。坊间传闻国共之间曾有将领对话，八路军将领声言有20个装备好的师，就可以与日军对战。国军将领对此并不怀疑，但表示蒋介石绝对不会将20个师的装备给中共。内耗增加了抗战的难度，无疑是持久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此外，除了经济方面的欠缺，以及预判日本国内人民发生革命的情形未能出现等有待讨论之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敌后分散的游击战如何从战略高度把握，而通过无数小的战斗予以系统呈现，为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一大难题。目前无论历史著述还是文学作品，关于敌后战场仍然以有限的运动战为表现主体，至于游击战，则只能个案描述，无法整体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研究者对于《论持久战》的精髓未能理解到位，尚未摸索出恰当的叙述形式，有待于来者的探索和努力。

还有一个附带但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表述方面力求引文行文合一。关于史学论著的文字表现形式，在《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67—76页）的文章中有所论列，试图说明引文与行文分离并非史学文字应有的常态，以及史论分家和文白转变之于此事的影响。文中未曾提及的另一重要因素，即近代日本的示范作用。清季民初的中国史学论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体裁上由章节体取代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体，成为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文字表现则行文与引文分离的史论结合日渐占据主导。由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主要是受日本东学的影响，包括分科之学及其形式内容，几乎都从模仿日本开始，国人最早的近代式史学论著，大都学习、仿效甚至直接翻译日本的著述。日本的东洋史、中国史，须引用汉文资料而用日文说明，所以形成引文与行文相分离的状态。实际上这在各种文字的史学论著中，未必是非如此不可的通例。即使大段引文，也不一定就是简单地罗列材料，再加以详细说明。陈寅恪式的列举史料，复以按语，包含许多的考辨、解读、勾连、曲折，以至于一些高明仔细阅读之下，仍然不大明了如何能够从所引材料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与近现代史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式摘引或堆砌罗列然后用时下通行语言加以复述的做法，其实大相径庭。

凡事积久成习，时下要想一朝改变，诚属困难，但是奉为圭臬，也不免数典忘祖之嫌。本书在将就的前提下，不愿落入俗套，试图有所变化，力求通篇文字能够合为一体，同时希望读者也以一体视之。白话代文言并非倡导者所声言的利于我手写我口，也不一定比文言更擅长说理，毛泽东的文字之所以有力，文白相间正是特色之一。况且，尽管当时的文字与现在仍然有所差异，毕竟不像文白分别那样悬殊，形式与内容理所应当统一。

研究历史，常人往往要求得一个固定的结论，而研究者却更加重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理解和把握历史，有无一定的结论或是得出何种结论，因人而异，重要的是如何得出结论。看待历史和历史研究，于此可以显出分际。敢于正视历史，不让固化的观念妨碍对历史本相的认识，更不会因为观念与事实相冲突而削足适履，这不仅显现了治史的高下，还是文化高度自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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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9页。

(2)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页。

(3)　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第1页，“本馆论说”。

(4)　1902年7月《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

(5)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5、16合册，1926年1月27日，第30页。

(6)　陈钟凡：《求学与读书》，《读书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0日，第35页。

(7)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18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