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贸易

对中国和墨西哥贸易路线的考察，促使人们关注太平洋而非大西洋或印度洋，因而扩展了当下学界对于近代全球化的探索。历史学家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在他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中提出，学者在思考世界史时，必须采用一种全球化的、多元的方法来理解世界的运作。［20］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商业往来，都是在两个地区的经济扩张时期出现的。在亚洲，中国商人对白银的需求，拉动了亚洲内部的商业和经济发展。此外，欧洲人对于亚洲商品的渴望，促成了太平洋贸易的建立和运作。实际上，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近代兴盛的印度洋航线。

在贯穿印度洋的航线建立之后，欧洲各国的竞争便随之而来。在17世纪之前，葡萄牙人就已经控制了横跨印度洋通往中国的航路；随后，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在东南亚获得了垄断地位。因此，西班牙在亚洲市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先穿越大西洋，再穿越太平洋。西班牙人出于参与亚洲贸易的愿望，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定居，首先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很快又在40年代横渡太平洋，并最终于70年代初在菲律宾建立据点。西班牙帝国在两大洋上的强力扩张，反映了其在亚洲站稳脚跟的强烈渴望。

对于太平洋贸易联系的研究，为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首先，这些研究丰富了全球往来的故事，比如解释了这一时期欧亚贸易利率的下降。［21］其次，这些研究揭示了美洲消费和中国生产之间更为直接的关系。美洲不仅是新作物和白银的供应来源，也是丝绸生产、消费的新兴地区。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贸易中积极参与的新成员，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丝绸工人动身前往马尼拉，甚至更远的墨西哥城。［22］然而，这些研究多认为西班牙与美洲白银大范围流入中国是因为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的热爱。这一观点虽然很有创见，但也有可能将中国生产置于被动地位，未能承认其在全球市场经济中主动扮演的重要角色。

再次，有关太平洋贸易的讨论，有助于我们仔细比较东西方的异同。多年来，学者们一直都在讨论究竟是哪些文化与社会因素导致亚洲和欧洲诸国在18世纪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最近学者们认为有一个原因的可能性较大，那就是近代中国和欧洲列国持有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曾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来处理国际关系。然而，欧洲与此相反。始于15世纪的探索时代，滋养了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世界观，刺激着欧洲人向海外新大陆殖民。

朝贡体系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类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国际关系思维之间的矛盾。朝贡体系根植于儒家思想，是一种长期受朝廷扶持的人本宗教。儒家思想强调自我修养中的道德教化，重视各类关系运作中的正当秩序，比如对待家人、外人的不同方式，抑或进行治理、加强外交的不同方式。在朝贡体系下，上贡的外国使臣需要以一种臣服的姿态换取厚礼与政治庇护。尽管朝贡体系的运作并不总是符合史料记载，也并不能反映亚洲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朝贡网络的基础建设确实促成了近代跨国商贸的形成。相比之下，由于自由贸易能取得丰厚的商业利润，自由贸易的观念在多数欧洲国家生根发芽。此时，积累财富并用以保障战时援助的重商主义，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商人们从不同地区获得货物，转手卖向欧洲或其他地区。美洲大陆的发现，为他们打开了更广的市场，带来了更多的资源，进一步推动了重商主义的实施。相比之下，重商主义纯粹是追求利润，而保守的儒家思想却劝诫政府减少与商人的交集。

16、17世纪新西班牙与亚洲的贸易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历史学家威廉·苏尔兹是最早研究马尼拉帆船的学者之一。［23］斯贝特（O. H. K. Spate）将马尼拉帆船放在整个近代太平洋的语境中，大大开阔了这一议题的视野。［24］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探索由这条商路联结起来的各个国家，比如中国与马尼拉等亚洲港口的联系，以及在更广大的商贸网络中出现的各类贸易活动。［25］

在墨西哥殖民地与中国历史这两个领域内，都有学者研究过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各类往来。一方面，研究拉丁美洲与西班牙的学者，探索了跨太平洋商贸中的各种微观史（micro-history），填补了我们的知识空白。有些学者使用近期挖掘出的考古材料，讨论了海洋贸易对伊比利亚世界的影响。［26］这些学者证实，西属美洲（Spanish America）消费模式的完善，对原本的都会（宗主）城市（Metropole）在殖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历史学者主要关注政府的对外商贸政策，以探究数量巨大的海外丝绸贸易。［27］有关中国丝绸生产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市场，很少涉及向美洲出口的情况。相较西属美洲的相关研究，有关海洋贸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探索，仍有待深入。

因此，《尤物》一书旨在关注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互动关联。这项研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这两个地区的观念与边界，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与西班牙两大帝国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边缘”（center-periphery）关系。虽然这本书以关联史的眼光看待明代中国与墨西哥，但是其中的讨论却需要以中国丝绸的流行为出发点，将中国与墨西哥作对比，从而探讨中国丝绸如何应对全球市场。基于我的学术背景，我可以细读中国社会，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贡献力量。我尤其希望探究太平洋贸易的纽带，解释它如何重构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社会，从而在晚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议题下得出成果。有学者讨论过晚明因商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冲突与文化转型。［28］在这些冲突与转型中，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或间接牵涉了海外市场。例如，尽管养蚕业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都是女性活动，属于小农经济，但是全球的需求改造了中国南方的“桑基鱼塘”农业模式，刺激了养蚕业的商业化转型。同时，与世界市场的关联产生带来了移民，促进了外国商品的买卖。在这一过程中，每当本地商人的势力加强，明朝的管控都会持续弱化。在墨西哥的国家与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规律。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墨西哥社会的关联时，我一直参考有关墨西哥的丝织工艺与欧洲丝绸业的学术著作。这样的对比研究使我能够从多个角度，用不同的侧重点，来研究丝绸在不同大洲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