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与着装

通常，白银是从美洲流向亚洲，丝绸和瓷器等货品则是从亚洲流向美洲。在跨境运输的过程中，各类货物有了新的意义，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影响。丝绸因其珍贵、精致的特质和涨势稳健的交易量脱颖而出，构建了新的关系，开阔了近代人们的文化视野。自古以来，丝绸一直都是只有王公贵胄才能使用的稀缺品。丝绸精致的特性，在农业社会就代表着不需要工作的特权。

我们接下来主要谈的是中国生产的丝绸。早在公元前4000年，中国人就已发现用桑蚕纺出精致、圆润的茧丝的秘密。丝绸柔软、透明、轻盈、寿命很长，而且可以完美吸收染料，是优质的服装面料。作为一种官营产品，丝绸展现了各类社会角色及性别关系；作为一种商品，丝绸可以用作货币，既可用于购买土地和马匹，也可用来交税。所购买商品的价格，可用丝绸的长度作为计量单位。［29］同时，在纸张发明之前，丝绸也是书写和图绘的媒介。［30］此外，对丝绸加工的理解，很可能推动了人们发明使用植物纤维制造纸张的方法。

丝绸的流通，有赖于因丝绸贸易而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一系列的商贸活动，使很多身处偏远地区的人有机会得到丝织品。中亚的丝绸生产始于2世纪和3世纪。3世纪初，波斯帝国开发出了丝绸业。到了6世纪，拜占庭帝国也开始生产丝绸。15世纪中叶，意大利成为欧洲的丝绸生产中心，是最早拥有成熟丝绸工业的欧洲国家。［31］后来，丝绸织工们将这一技术传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欧洲列国竭尽所能在本国改进丝绸工艺，以期将养蚕业带去它们的殖民地（特别是美洲）。

丝绸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养蚕到缫丝，再到纺线，复杂的工序使得丝织业招揽了大量从事技术（skilled）和半技术（semi-skilled）工作的劳动力。编织、漂白、染色和平压等技术，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丝绸促进了技术的创新，催生了新的劳动组织。养蚕也因此成为重点产业，导致许多国家都期望拥有垄断蚕桑的权力。这不仅体现在税收结构上，也体现在有关丝绸穿搭的法律规定上。此外，国家还经常推动改进、保存和传承养蚕和纺织技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通过研究丝绸，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全球联系的形式。正如很多学者所讨论的，丝绸（以及棉花）跨越并联结了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消费模式的形成，传播了科技，并加速了近代的移民热潮。［32］丝织业也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所渴望的丝织品几无二致，都是轻盈、匀称、多彩的织物。在流通的过程中，丝绸成为文化品位和特殊设计的载体，将新的思想和美学概念输入不同的地区。对一些人来说，丝绸的普及动摇了他们的尊贵地位，丝绸的流通与新观念的变化和传播，使这些人深感不安。［33］

因此，全球化推动着丝绸的创新，丝绸也反过来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两者衍生了美感，影响了生活。与其断言丝绸走上平民化的道路，使平民百姓有机会参与高消费，不如说丝织品已然成为个人为自己发声、向国家表达诉求的媒介。丝绸买卖通常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定了全球交通网络中身份和欲望的形成。此外，近代世界日新月异，研究丝绸的历史，有助于通过工作与消费情况了解当地人的社会地位。总的来说，丝绸可以为个人赋能；而生产、售卖丝绸，则使地方有了更多底气，去要求国家赋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和更高的地位。

服装看似只占据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每种文化中的服装都有极强的视觉传播力。就像人类学家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所观察到的那样：“无论身体的装饰和展示对于个人来说是多么无足轻重，它们对于文化而言都非同儿戏，这就是‘严肃的生活’（de la vie sérieuse）。”［34］借助服装展现的视觉线索，人们互相“定位”，以此猜测他人的性别、社会地位、职业、种族或民族身份。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沟通的媒介，服装的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流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技术进步和社会规范而改变。历史学家杉浦三木（Miki Sugiura）指出，学界尚未在近代全球史的研究中将服装的重要作用置于核心地位；［35］在现有的学术成果中，对棉花的讨论要多于丝绸。这可能是由印度洋贸易（印度是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和大西洋贸易长期占据研究中心所致。此外，棉花相对来说更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与印刷术等新技术更为匹配。但是，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对于探讨养蚕业对自然环境与禁奢令的影响，丝绸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视角。

在国际的舞台上，服饰既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又能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就发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当平民不顾禁奢令的要求而沉迷奢侈织物时，官方都会有同样的不安感。［36］明朝后期，从前受限于禁奢令的丝织品广受“侍女”的青睐，出现了新的消费模式。［37］在16世纪丝绸生产刚出现、丝绸时尚从欧洲向外传播之时，同样的潮流还出现在美洲社会之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对丝绸的使用，也激起了大量有关种族和身份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