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全球化

如今，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或多或少都会进行国际往来，并受到外来影响。然而，今天的全球体系，并不完全是现代的产物，也并非欧洲的探险成果。商品、原料、思想与人口的流通，代表了当代世界的形成要素。这些要素出现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在过去的20年内，一种“全球转向”（global turn）的论调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全球化给民族和国家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让我们的生活日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局限于现有的空间划分，而是放下成见，重新思考空间的形成，为学界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吸引学者们重新审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何安娜在她最近对景德镇的研究中指明，全球史“重新定义了历史空间的范式，并涉及超越国界和地缘政治边界的研究方法”。［3］理想的全球史研究，应当超越某地区或单一民族国家等已有的空间边界，从而认清不同边界之间诸多可能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全球转型之中，学者们注意到了远古时代、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时期以及蒙古和平时期（Pax Mongolica）(2)的跨国交流。不过，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哥伦布探险与15世纪达·伽马的航行才是全球往来的开端。［4］

然而，对于用“全球化”一词形容1500年至1800年的这段时期是否合理，历史学家们确实仍在争论。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杰弗里·G.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和凯文·欧鲁尔克（Kevin O’Rourke），关注商品价格的趋同（convergence）过程，认为近代(3)既没有出现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也没有出现广泛的平民消费活动。［5］但是，经济学家丹尼斯·O.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德斯（Arturo Giráldez）指出，16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长久的全球贸易，并且“对所有贸易伙伴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6］全球化究竟是结果还是过程，是上述双方分歧的核心。我认为全球化的趋势最晚也应在1500年至1700年间形成，因此我同意后面两位学者的论点。［7］跨太平洋的丝绸贸易说明，亚洲商品并非全都是没有竞争者的，中国和墨西哥的丝绸等高级织物都有众多买家。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1500年至1700年的这段时期至关重要。“近代”（early modern）这一术语，通常用于指涉这一中世纪与现代的过渡时期。正如何安娜所说，这个时期是“经济、城市化、奢侈消费、社会流动、国际探索的推进以及对权威与传统观念的挑战的黄金时期”。［8］具体而言，此前的人们需通过中间人来建立联系，而这一时期的人们则产生了一系列直接、频繁、规律的联系，从而赋予这一时期独有的特性。这时，“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仅是一种哲思，更是对现状的准确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空前频繁的交流带来了空前广泛的物质交融（métissage）。这种交融超越了以往的“混杂”（mixing），它使得不同的文化元素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社会机制与错综复杂的对比。

在讨论近代全球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个“西方崛起”（Rise of the West）的神话，叙述着欧洲对世界的主宰。社会批评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试图说明欧洲文化与基因中的特殊性，衍生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全球化创造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在政治整合模型中，欧洲国家确立了衡量所有政策的标准。［9］欧洲的标准，看似成为全世界的标准。然而，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歪曲了过去几个世纪复杂的全球史事件。政治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Hunt）批评了过去聚焦于宏观经济趋势的近代全球化论争。亨特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应是研究跨国互动，而非宏观过程（macro-processes）。全球化使得学者们有机会更进一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往来，并深入探索不同地域如何相互连接、相互依存，不再将欧洲模式假定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10］这种关注本土化的视角，极有助于思考不同文化、社会模式之间的交流，从而使人们更为关注全球间的联系。

彼得·科克兰尼斯（Peter Coclanis）等历史学家，对大西洋历史研究中的局限与偏见提出质疑，顺应了将欧洲“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趋势。科克兰尼斯认为：“将视野牢牢限定在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会迫使我们过度关注环大西洋地区，将西北欧与欧洲其他地区和整个亚欧大陆分割，这显然不合时宜。”［11］他提出，应将大西洋历史看作1500—1800年纷繁历史中的一个单元，并且他强调，东西方的贸易有着不少相同的机制，包括商业合同、贸易协会与专业市场。而正如科克兰尼斯所言，全球间的流通并不局限于贸易的各大方面，还一定会影响其他各种各样的交流，包括生物、科技、美学、宗教哲学等。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是研究全球联系的一个常用方法。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克里斯·威克汉姆（Chris Wickham）等学者指出，只有比较其他地域，才能深入了解此地的独特之处。［12］比较研究的方法需要衡量某些特定的方面，因此并非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在同一维度上进行比较。因此，桑杰·苏布拉曼扬（Sanjay Subrahmanyam）等学者将兴趣点置于“关联”（connection）之上，并提出了“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的概念。［13］撰写关联史，意味着将不同的历史、文学资料关联起来，建构出一个全景式的、万花筒般的近代世界，在超地方性（Supra-local）的联系之中，强调不同历史视角之间的异同。［14］例如，历史学家乔吉奥·列略对于棉花的研究就展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强大潜力：关注某种商品，可以跨越时空，揭示出多样的联系。［15］物品与人类活动、动植物的互动，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和经济结构的理解。

受上述方法的启发，《尤物》一书将丝绸视为宏大的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不仅关注商品本身的流通，还关注生产技术与设计的传播。无论是生产丝绸还是消费丝绸，都必须以全球视野进行研讨。因此，本书将以相互关联、比较的视角，去统一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太平洋市场作出的贡献，以及中国与别国（尤其是墨西哥）的同步发展历程。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关联史”来观察、说明不同文化的不同特性，例如两国统治者对于发展蚕业的不同态度。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我们要明确近代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体制共通的发展模式。本书所强调的这种模式之一，就是传统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分歧。

对于承认近代全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者们来说，究竟是融合还是冲突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仍然存有争议。［16］有的学者着眼于价格的趋同，而另一些学者致力于说明全球化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分歧。［17］若要理解这一方面，就一定要将全球化的多面性解释清楚。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并非同步发展的：有些趋于融合统一，有些则趋于冲突对立。举例来说，早期的现代贸易产生了比以前丰厚得多的财富。然而，个体的财富管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帝国的财富理想时而此呼彼应，时而各行其道。此外，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环球”（global）与“全球”（globe）有着不同的范围与深度。一个在中国东南地区向港口城市出售加工丝绸的商人，与一个每年穿越太平洋的西班牙水手对于“外界”（foreign world）的定义不甚相同。对前者来说，“全球”主要是指中国与东南亚的商业网络，对于后者来说，则包含了整个跨太平洋区域。而对于墨西哥瓦哈卡（Oaxaca）的本土蚕农来说，他们与欧洲传教士和来自墨西哥城的商人之间的往来，则是他们的“世界”。大西洋一带曾是他们全部的生活空间。《尤物》一书勾画了不同人群的“世界”，从不同的方面讲述了中国丝绸的全球故事，关注了不断开发的全球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跨国贸易、全球的消费行为以及诸国法律法规的调和。本书旨在说明，对于丝绸这一“尤物”的热爱既促进了不同社会的融合，也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不过，对全球的研究必须诠释复杂的地方特色，也必须利用地方史料。“全球”涵盖着历史上跨越边界的流动，而“地方”则代表了对于空间的界定。正如何安娜谈到的一样，这两方面都是空间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将地方与全球视为同一发展过程中相互关联的部分时，我们才能“确定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多段变化，突出全球化或本地化趋势的重要性，并看到这些发展中的不平等因素”。［18］一些研究成果讨论了蚕业在地方生产发展中的意义，比如社会史学家范金民和墨西哥殖民地史学者伍德罗·波拉（Woodrow Borah）的作品；也有一些学者将丝绸视为全球商品，讨论其流通来路，包括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和乔吉奥·列略等。［19］然而，只有把各种有关地方和全球、生产和消费、流通和监管的故事串联起来，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丝绸在16、17世纪的流动过程和流动机制。中国丝绸的贸易是很有意义的话题，既可以在全球语境中书写地方史，又可以以地方为基础来叙述全球故事。这一话题，展示了“全球”和“地方”是如何从属于同一个互动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