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领悟文艺作品的气度和格局》：初唐四杰“不废江河万古流”

唐贞观十九年（645），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考核推荐举子，考核完张昌龄和王公瑾的政事、经义和文章以后，太宗皇帝感叹着说：“两个人的对答和文章都很有文采。”王师旦说：“体态性格轻浮浅薄，语言文章辞藻华丽，必然不会成为优秀的人才。我不向上推荐，恐其会改变皇帝文章教化的风气。”皇帝认为他说得正确，后来的情况果然和王师旦所说的一样。

宋朝嘉祐进士刘挚常常告诫他的子弟：“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这是说读书人应当把气量和见识放在首位，一旦被命名为空疏不学、以之媚俗的文人，就不值得一提了。这虽然警诫的是文人，其实讲的是如何为官与做人。

1923年清华大学公开征集校歌，汪鸾翔应征的歌词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之精神，体现清华教育的宗旨。其中有一段歌词写道：“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提升文艺素养，需要把握文艺作品的气度和格局，最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好的文艺作品，往往器识不凡，领导干部要能读懂好的文艺作品中的气度和格局；二是领导干部如果要培养和提升文艺素养，也需要培养和提升自身的气度和格局。

唐高宗时出任礼部尚书的裴行俭，碰到刚中进士的王勮（王勃的哥哥）和咸阳尉（相当于今咸阳市公安局局长）苏味道一起逛街。裴行俭跑过去，对他俩说，“二君他日必定为相，我的子女日后还请多多关照”。果然，王勮、苏味道后来分别成为唐高宗、武则天的宰相。有朋友对裴行俭说：“你说王勮、苏味道有宰相才，而名扬天下的四大才子，最后会是什么命运？”对于当时名震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裴行俭一个都不看好，他说：“士所以致远，当先器识后才艺，王勃等人，虽有文华，但个个浮躁浅露，绝非享爵禄之器！杨炯最多能做一县长，其余三人，能得善终，就是他们家祖坟烧高香了！”最后，王勃溺水而死，骆宾王死于徐敬业叛乱之中，卢照邻染上恶疾而英年早逝，杨炯老死在盈川令任上。

从初唐四杰后来的命运来看，不能不说裴行俭有令人叹服的知人之智，裴行俭所说的“士所以致远，当先器识后才艺”也是至理。但客观地看，初唐四杰的文学作品，并非全无器识，有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大器之作。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都是不凡之语，以至于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也不只是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而是展示出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难怪当时洪州都督阎伯玙初听“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说“是亦老生常谈”，再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沉吟不言，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矍然而起，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

以仕途的标准来看，初唐四杰有没有器识，尚可商榷，但初唐四杰的文章，无疑是有器识的。杜甫就明确肯定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和地位，告诫那些轻薄之徒不要一叶障目而讥笑王杨卢骆，他们的诗文将传之久远，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容抹杀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唐中宗李显在位时，某年正月三十日游幸昆明池，开开心心地作了一首诗，然后命令随从大臣都来奉和，都以《奉和晦日驾幸昆明池应制》为题，并由著名才女上官婉儿来评选出“大唐最牛诗人”，经过上官婉儿层层评选，最后留下了两个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这两位大佬当时齐名，后世并称“沈宋”，即使上官婉儿这样的大才女，也久久拿捏不定，过了很久很久，她才缓缓落笔，写下18字评语：“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词气已竭，宋犹健笔。”

意思是说沈宋两人势均力敌，两首诗都很棒，只是沈佺期的诗在最后一句稍微有点泄气了，而宋之问从头到尾雄赳赳气昂昂，非常矫健。因此判定宋之问略胜一筹。

沈佺期诗的结句是：“微臣凋朽质，羞睹豫章材。”虽然是自谦之语，但真有些气息将竭，有气无力。而宋之问诗的结句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明显有很大的气魄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