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篇论文 说明和预备概念

与人结亲、继承遗产、谋得肥缺等，使人一下子时来运转，收入倍增，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愿望更加普遍的愿望了。如果能找到一种使每个人的收入，就其实际价值来说，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增加三倍的办法，那么这种发现毫无疑问将最值得大家注意。

符合本性的协作制方式的成果就将是这样。在法国，原来估计每年收入为六十亿。从实行协作制度的第一年起，就将提高到二百四十亿。对其他国家说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比例。

最巨大的财富如果没有一种分配制度来保证，那么这笔财富将是虚幻的。这种分配制度应该保证：

按比例分配，并且使贫困阶级能分得这种不断增加的收入；

人口的平衡，人口无限制增加将会很快抵消增加四倍甚至十倍的实际财富。

这些问题，亦即近代科学的暗礁，由于符合本性的协作制方式的发现，已经完全得到解决。关于这种协作制的方式，读者将会读到一篇简略的论述。

在我看来，用经济的新世界这个标题来表明这个美妙的协作制度是再确切不过了。这种制度的多种属性中，有一种是创造劳动引力的属性。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将会看到，我们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甚至好打扮的女人，将怎样不分冬夏，早上四点钟就起床，热情地从事有益的工作——照料菜园和禽舍，克尽家庭、工厂和其他方面的职责。而这些都是在文明制度下的整个富人阶级对之产生反感的职责。

由于大家完全不了解的一种分配的影响（我把这种分配称为情欲谢利叶或对比小组谢利叶），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变成诱人的工作。这是一切情欲向往的结构，是符合本性的愿望的唯一制度。蒙昧制度的人在没有看到在情欲谢利叶中怎样进行生产劳动以前，是永远不会采纳生产劳动的。

在这种制度下，诚实和公正的实践成了发财致富的途径。而大多数按照我们的道德观点看来是引诱人堕落的恶习，例如美食癖，则变成进行劳动竞赛的途径。因此，烹调的精致在这里作为智慧的动力而受到鼓励。这种制度与靠谎言来发财致富、而把明智建筑在节衣缩食的苦行上的文明制度结构，正好背道而驰。根据这个对比，那种充斥着谎言和令人厌恶的劳动的文明制度将被称为倒行逆施的世界，而建立在诚实和诱人的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协作制度则被称为方向正确的世界。

特别对学者和艺术家说来，协作制度将是新的世界和方向正确的世界。他们将在那里马上得到他们渴求的东西——比他们在文明制度状态下所能希望得到的多二十倍或多一百倍的财富。文明制度的状态对他们说来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在那里他们饱尝忧患辛酸，受尽压迫奴役。

至于其他阶级，我要向它们宣告它们的收入将增加三倍。这些阶级最初会怀疑我夸大其词，但是协作的理论是这样容易理解，以致任何人都能够判断，都能够对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给予最公正的评价。这种看法是：我们在这里用的情欲谢利叶这个名称所叙述的符合本性的行为方式，将比我们现在这种有多少对夫妻就有多少个经济单位的生产多提供三倍的收入。

有一种偏见始终阻挠着对于协作社问题的探讨。有人说：“把三四个家庭联合起来管理，在一个星期后不发生纠纷，特别在妇女中间不发生纠纷，那是不可能的事。把三十个或四十个家庭结合为合作社，尤其不可能，更不要说把三百个或五百个家庭了。”

这种论断非常错误。因为，如果上帝希望人们实行节约和运用力学，那么他就只能考虑建立人数尽可能多的协作社。于是，三个和三十个家庭所组成的小联合团体的失败就是大联合团体的成功的先兆。但是要做到这点，那就得事先探寻一种符合本性的协作理论，或者符合上帝意旨和适合引力要求的一种方法，因为引力是上帝的意旨的传达者。上帝借助引力来管理物质世界。如果他运用另外一种动力来指导社会世界，那么在他的体系中便不会有行动的一致性，而只有行动的二重性了。

研究情欲引力会直接导致发现协作结构。但是如果在研究引力之前希望研究协作社，那就会有长时期迷失在错误的方法之中的危险，就会有变得心灰意懒、意志消沉的危险，就会有认为协作社不能实现的危险。目前的情况是：已经被忽视了三千年之久的协作社问题，终于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几年来，人们就“协作社”这个词写文章，却还不了解问题的实质，甚至还没有确定协作关系的目的、它应该采用的形式和方法、它应该做到的条件和它应该产生的成果。人们在论述这个题目的时候，思想混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连研究这样一个新颖的理论应该遵循什么途径来进行一次广开言路的竞试，都还没有想到。这种广开言路的竞试会使人们承认，用人们已经知道的办法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必须在还没有被探索过的崭新的科学中去寻求其他办法，尤其是要在关于情欲引力的科学中。也就是说，在牛顿已经十分接近但被忽略了的科学中去寻求其他办法。现在，我们要来证明什么是协作社成功的唯一途径。

如果贫民、工人阶级在协作制度下不能过幸福的生活，他们就要用恶意、盗窃、叛乱等方法来扰乱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达不到目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要使属于情欲的东西协作化，也要使属于物质的东西协作化，要使多种情欲、性格、嗜好、本能和不平等协调一致。

但是，如果为了满足贫苦阶级，于是就保证给予他们某种福利，预付给他们大量最低限度的丰足的粮食、衣服等，那么这是鼓励他们游手好闲。这一点我们在英国就可以得到证明。英国每年花费的贫民救济费多达两亿，其结果不过是乞丐的人数倍增而已。

根除这种游手好闲的现象和其他足以瓦解协作社的恶劣弊病的办法，就是探求和发现劳动引力结构。这种劳动引力将使工作变为一种乐趣，同时保证人民能够持久努力从事劳动以偿还预付给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根据这种考虑，如果希望在协作理论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便应该举行竞试方式，通过分析与综合来研究情欲引力，以便发现它是否会提供劳动引力的动力。这是本来应该采取的正确步骤，而这种步骤却是那些含糊而肤浅地谈论协作的人所没有瞥见过的。如果他们研究过引力，他们就会发现情欲谢利叶的理论。没有情欲谢利叶的理论，就不可能奠定协作结构的基础。因为没有情欲谢利叶便无法达到一个首要的条件，例如：

劳动引力

比例分配

人口平衡

除了谈论之外，美国和英国还有人对协作社做过尝试和实验。欧文先生所领导的派别曾经断言，他们创立了协作制度。其实，他们正与此背道而驰。由于他们的方法不对头，完全违反本性或引力，他们把协作社思想搞得声名狼藉。因此，欧文派既没有引诱过蒙昧制度的人，也没有引诱过邻近的文明制度的人。任何一个部落、合众国的任何一州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财产公有的寺院制度，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半无神论或者缺乏对神的崇拜的办法，以及欧文先生用协作社名称所装扮起来的其他怪诞的东西。他在玩弄这个得到人们信任的名词，他把这个名词当作投机的对象，他用慈善的形式把自己打扮得滑稽可笑，而学术团体却对这个重大问题漠不关心，对于确定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和必须达到的目的漫不经心。这就使阴谋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把舆论引入迷途。

没有一个作家或者企业家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接触到下面这些问题：在农业和家务上不仅使许多富裕程度不同的家庭的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协作起来，而且也使情欲、性格、嗜好和本能协作起来；发展每个人的情欲、嗜好和本能而不触犯群众；从幼年起就发挥儿童的多种劳动天赋；把每个人放到符合他的本性的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经常变换工作和用足以产生劳动引力的魅力来维持工作。

人们不这样考虑问题，而仅仅是肤浅地谈论问题；不创立理论，而仅仅在协作社的局部问题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仿佛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抹煞这个问题。因此，“协作”这个词被糟蹋，不再受人尊敬。某些人拿它来掩饰竞选阴谋和证券投机诡计，有些人又认为它是无神论的动力。这是因为，欧文派由于废除了拜神的仪式，便在美洲博得了一个无神论派的称号。所有这些事件对真正的协作散布了那样多的不信任，以致我认为把“协作”一词放在我的简明的概论的标题中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从成了掩盖各种阴谋诡计的外衣的时候起，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名词愈被滥用，便愈有必要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概念，以便使读者理解到：真正的协作，作为一种把一切情欲、性格、嗜好和本能都应用于生产的艺术，乃是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新世界。读者应该料到在这个理论中会找到与他的成见完全相反的一些基本原则。正当俨然最文明国家的人民也同处于野蛮状态的中国以及印度半岛的平民一样贫困的时候，正当分散的经济或小家庭式的家务只是苦难、不公道和邪门歪道的迷宫的时候，这些成见却把文明状态描述成人类的命运和使人类臻于完美之境的途径。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协作制度的最明显的结果——增加产量三倍。大规模的联合体进行活动时，只消使用我们小规模经济合起来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和机器的百分之一，只消用四五个大炉灶，就足以代替三百个厨房的炉灶和三百位家庭主妇，来准备供应四五个等级选用的各种膳食。这是因为协作制度绝不主张平均主义。只消用十个有经验的人就足以代替文明制度所占用的三百个妇女，因为在文明制度下没有为一千八百人（这是最适当的数目）准备膳食的厨房所利用的各种机械设备。这种联合组织将为每个人准备他们预订的不同价格的饭菜，而没有任何违反个人自由的强制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花在精美的膳食上的费用比现在花在粗劣的伙食上的费用少得多。燃料会大大节约，从而保证森林和水土气候的恢复。这比上百条已经定出来但是行不通的森林法的效果要好得多。

家务劳动将简化得可以使八分之七的家庭主妇和全部女仆能够用于生产职务，并且适合担任生产职务。

我们的世纪宣称，协作精神是它的特点。可是它在农业方面采取按家庭分配的制度，亦即按照可能结合的最小的单位来实行分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我们的农村里，这种农业单位只局限于一对夫妇或者五六口之家。农村里到处都修建有分布的位置最差、照管得最糟的三百个谷仓和三百个地窖。不能设想还有比这种农业联合单位更小、更违反节约原则、更违反协作制度的了。而在协作制度下，只要一个谷仓、一个地窖就足够了。这个谷仓和这个地窖的地点安排恰当，工具精良，只占用分散经营或家庭制度需要的十分之一的工作人员。

有时，农学家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关于农业将会获得巨大收益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如果能够使共同耕种田地的两百个或者三百个家庭的情欲协调起来，在情欲方面和物质方面实行协作，农业便会由于大规模的社团联合而获得这种巨大收益。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徒劳无益地祝愿了一番，发泄了一通怨言。他们说，之所以办不到是因为财产不平均和性格不相同的缘故。这些差别的表现绝不是障碍，相反的，却是重要的动力。没有财产、性格、嗜好和本能方面的极不平等，便不可能组成情欲谢利叶。假如没有这种不平等的级别，就必须在各方面创立这种不平等的级别，然后才有可能使那属于情欲的东西协作起来。

在文明制度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物质上的协作的闪光，只是本能，而不是知识所形成的萌芽。本能告诉一百个乡村家庭说，一个公共炉灶在砌造和消耗燃料方面比一百个家庭小炉灶要便宜得多。而且两三个有经验的面包师照顾这个公共炉灶比一百个妇女照顾一百个小炉灶更好，因为妇女三次中就有两次掌握不好炉灶的火候而把面包烤焦。

常识使北方居民懂得，如果每个家庭都想自己酿造啤酒，这种啤酒的成本就会超过最好的葡萄酒。僧侣团体和军事单位出于本能都懂得，由一个厨房来办三十个人的伙食比三十个厨房分开来办，不但好而且便宜。

汝拉的农民看到，只用一家的牛奶无法做出名叫“格留叶尔”的干酪。如果各家联合起来，每天把牛奶送到公共的干酪制造厂去（干酪厂把每家应缴纳的费用，计算出来，记在木片上），这些少量的牛奶合成一起，便可以用极少的费用在大锅里制造出大块的干酪。

我们这个在节约方面抱负不凡的世纪怎么没有想到过发展这种协作的萌芽，使它们形成完整的体系，并且运用在七种劳动的联合上呢？这七种劳动是：

1.家务劳动

2.农业劳动

3.工业劳动

4.商业劳动

5.教育劳动

6.科学的研究和应用

7.艺术的研究和应用

从下述的理论中可以看出，这种联合单位应该由一千八百人组成。如果超过二千人，它就会退化为乱哄哄的人群，就会陷入纠纷之中。如果少于一千六百人，它就会联系得不牢固，就会受结构不完善、劳动力有缺陷等缺点的影响。

但是，可以用很少的费用进行试验，把上述人数缩减到三分之一，即缩减到六七百人。试验的结果会差一些，获利也会少一些。但是这些结果也足以证明，达到足够人数，即达到一千八百人的联合，就会完全实现下述理论中所描述的利益与和谐。

一旦通过这种试验明确了称为情欲谢利叶的法郎吉的结构能够创造劳动引力以后，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它会快如闪电似地被人仿效。非洲所有的蒙昧制度的人和黑人，都会开始从事生产活动。因此，经过三四年之后，人们会拥有用同等数量的谷物换来的食糖，以及拥有按比例换来的其他热带食品。

收入增加三倍，各国就能够偿还国债，这是上千种优越性中的一种。那时，法国每年的国民收入估计可以由六十亿提高到二百四十亿。国家从二百四十亿中征收二十亿会比现在从六十亿中征收十亿容易得多。结果是，虽然捐税的现款增加了一倍，而捐税负担却相对地减轻了一半。

向法国和英国读者，特别向国债负担极其沉重的英国读者指出这种前景是适宜的。法国马上就会撞到这种暗礁，因此更加需要我发表出来的这个发现。

本来可以迅速改变世界面貌的这一理论竟然推迟到现在才发现，对这一点是否应该感到惊奇呢？人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这个理论，它是人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当然，偶然发现宝藏和金矿也是可能的。但是理论需要探讨。在完全不去寻求它、不举行竞试征求意见的时候，是不会被发现的。

况且，人们研究劳动的理论才不过一百年。古代世界完全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奴隶制度妨碍了这种研究，给协作结构的发现设下了重重障碍。在奴隶存在的情况下，协作结构是行不通的。

不再受奴隶制度习俗约束的近代人，本来可以指望在农业和家务方面进行协作。但是，经济学家们却受到偏见的束缚。这种偏见使人相信，分散经营，即各个家庭分开来耕种土地，乃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注定不变的命运。这些经济学家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头等谬误的看法上的，而这种谬误又受到只把保持家庭关系和增加茅屋看成是明智表现的这样一种道德的大力支持。

因此，经济学家们承认他们发现的而且已经根深蒂固的两种根本性的弊端是必然的了。这两种弊端是：农业的分散性和商业的欺骗性。商业听任个人竞争，而这种个人竞争完全是欺骗，并且会引起纠纷。它使经销人的数目超出诚实制度所占用的人数的二十倍。

称为文明制度的社会制度就是建筑在这种弊端之上的。这种社会制度绝不是人类的命运。恰恰相反，它是人类所能建立的社会制度中最丑恶的一种。因为这是一种最阴险的社会制度，阴险得甚至引起野蛮制度的人的藐视。

尽管如此，文明制度却在运动序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它创造了走上协作道路所必需的动力。正是它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应该利用这些手段在社会发展阶梯上步步高升，而不应该永远陷在这种称为文明制度的苦难和可笑的事物的深渊中。因为文明制度虽然有种种生产的功绩和源源不断的以假代真的智慧之光，却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

在其他星球上，也同在我们的星球上一样，人类被迫在包括四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的虚假和分散的结构中度过大约一百代，而且在没有达到下述两个条件以前总要受尽折磨。这两个条件是：

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因为这些动力是建立与贫困和愚昧无知水火不相容的协作制度所必需的；

第二，要发明这种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即经济的新世界。

要在这件事上获得成就，有很多途径可循。我将在这个简单叙述的过程中论述这些途径。所有这些途径都遭到忽视。其中，情欲引力的研究计算也被忽视了，而这种研究计算是牛顿在物质引力的研究计算方面的成就要求人们去进行的。

第一个条件已经很好做到了。我们早就把生产、科学和艺术推上足够的高度。当雅典人用逐年偿付的赎买办法代替奴隶制度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协作制度。

但是，第二个条件还根本没有做到：从开始研究经营产业问题一百年以来，人们还没有想到过要发明一种与分散经营即小家庭经济相反的结构，甚至还没有建议过对家务和农业活动方面的协调经营制度进行探讨。人们为无关紧要的学术争论，为毫无裨益的著作设立了几百种奖金，却没有为符合本性的协作制度的行为方式的发现颁发过一枚小奖章。

同时，每个人都觉察到，社会世界绝对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生产成就只不过是欺骗群众的诱饵而已。在备受夸奖的英国，有一半人口为了挣七个苏，竟被迫在这个生活费用比法国昂贵的国家每天工作多达十六小时之久，甚至往往不得不在臭气熏天的工厂中工作这样久。大自然多么明智啊！它激发了蒙昧制度的人对文明制度这种生产劳动的蔑视。因为对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说来，文明制度是一场灾难，而对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和少数长官说来，却有利可图。如果生产只是为了产生这种可耻的结果，那么，上帝是不会创造它的，也不会把这种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生产都不能满足的对财富的渴望赋予人们的。因为这种生产为了使某些还自以为贫穷（如果在这一点上你相信他们的说法的话）的天之骄子发财致富，而让全体劳动者陷于贫困。

诡辩家们向我们大肆赞扬这种社会混乱，认为这是在迅速向完美的境界前进。我们反驳这些诡辩家的时候，将坚持社会智慧的三个首要条件，其中任何一条在文明制度下都是无法实现的。这些条件是：

劳动引力

比例分配

人口平衡

节约劳力

这是一个崭新的题目。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必须一再重复过去说过的话，以便使读者抛弃他们所抱的大量偏见，回到可靠的原则上来。

我曾经指出，如果文明制度的人能享受最低限度的丰足生活，能得到食粮和像样的供养的保障，他们就会沉湎于游手好闲之中，因为文明制度的生产十分令人厌恶。因此，必须使协作制度下的劳动成为诱人的劳动，就像我们现在参加庆祝活动和观看游艺节目那样诱人。在这种情况下，偿还预付的最低限度的丰足生活的费用，是靠劳动引力来保证的。或者说，是靠人们对于非常愉快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工作的情欲来保证的。这种情欲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有发给每个人（男子、妇女或儿童）三种红利的公正分配。这三种红利是按照三种生产资料——资本、劳动和才能确定的，而且对每个人说来都完全够用。

这种福利无论怎样好，如果人民像文明制度的下等人那样，譬如说像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和孟加拉等国人口稠密的地方的人群那样大量繁殖而不加以限制，他们很快就会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办法来保证防止人口无限制增长。我们的科学提不出防止这种灾难的任何预防措施。情欲引力的理论则提出了防止这种灾难的四种保障，其中任何一种在文明制度下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因为这种社会制度是与社会保障不相容的。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可以看到关于这一点的叙述。

还有很多其他弊端是协作制度应该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加以防止的。仅仅盗窃行为就足以使一切协作的企图流产。这些预防办法就存在于情欲谢利叶的结构中。文明制度无法把其中任何一种窃为己有。文明制度要试用的一切保障措施都失败了。它往往反而使恶行变本加厉。这一点从买卖黑奴和滥用金融责任制两件事中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关于预防办法的专门理论，可是我们的科学家也像对待协作理论一样，把它忽略过去了。

协作理论为个人的雄心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看到不少人就其地位、财富和知识而论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他们为了谋得一个部长职位，或者往往比部长职位还低的职位而奔走钻营了多年。我们也时常看到，他们作出艰苦努力以后遭到了失败，为此而苦闷终生。

对于胸怀雄心壮志的可敬的人说来，现在有一种崭新的前途它的光辉和那随时都可能被撤换的部长的宦途迥然不同。在这里，成功不会是靠不住的，也不会被耽误，因为要担任协作制创办人的角色并不需要使用心计，并且一下子就可以使企求者爬到财富和荣誉的顶点。

任何一个自由的男子或妇女，只要拥有十万法郎的资本和抵押权，就完全足以担任拥有两百万资本的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能够创办符合本性的协作社，或者说创办诱人的产业，并且立刻把这种事业扩大到全球，使蒙昧制度的人转而从事农业，使野蛮制度的人转而尊奉比我们的风俗更加文明的风俗；能够依照协议来实现奴隶的解放，使他们不再受奴役；能够普遍建立语言、计量、货币、活版印刷等方面的统一；还能够创造出上百种其他奇迹，因而根据国王和人民的一致意见而获得可观的奖赏。

这种创办人和他的股东或者共事人可以得到的好处大得不可估量。这些好处必须留待以后再让大家知道。我将在跋中有关《候选人》这篇文章中再来论述。

我坚决认为现在获得名利的机会是很少的。要获得这种机会就需要从事令人害怕的劳动，遇到的不愉快的事就会层出不穷。已故的拉罗什富科公爵在鼓励发展工业这个有益的活动方面而声名显赫，可是他为了这件事却替自己带来很多苦难。我认为他得到的好处却很少。不仅如此，他并没有达到改善工人阶级命运的目的。下面将会看到，只要文明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工业的成就对人民说来只不过是又多了一种危险而已。

1827年，一位信誉卓著的银行家曾经拟定一个合股工业公司的创办计划，已经征集了二千五百万资金，并且有使这笔资金达到一亿的希望。他用这笔资金本来可以创办一些会使发起人声誉鹊起的出色的企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重重障碍，不得不把公司解散。

这位银行家还曾试图以巴黎三十七家啤酒酿造厂为基础创办一个大型的经济联合企业，并把这些工厂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企业。为此，他曾经组成一个拥有三千万资本的公司，但是这个公司遇到了障碍和阻力，在他四处活动、多方奔走之后，终于流产了。

因此，事实证明富人并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有利可图途径去获得荣誉、而不会遇到麻烦的事情。

现在向他们敞开大门的这条途径则集中了一切优点，而没有任何障碍。这条途径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富人和穷人的利益服务。它保证收效迅速，不到两个月就能有绝对把握解决问题。在两个月内创办人就能决定世界命运的改变，抛弃三种社会制度（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和蒙昧制度），使人类终于建立他的命运——协作的统一。

为了取得这种比征服者的胜利更辉煌百倍的胜利，难道需要巨大的财富吧？不，只消拥有具备当选资格者那样的财产，即价值三十万法郎的平民财产就够了。其中十万法郎作为备用资金，由具有当选资格者在试办协作机构时充作利率很高的抵押金。

这种企业之所以容易举办并且有迅速成功的保障，是因为它与一切情欲相符合。我已经在关于奴隶解放的重大问题上证明过这一点。奴隶解放将由奴隶主自愿决定、赞同，甚至主动提出，因为他们迫不及待要享受协作制度的利益。今后，任何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都不会受到侵犯。可是如果按照某些著名的方法，即布里索(7)、威尔白弗斯和废除奴隶买卖协会的方法，那就会违反奴隶主的利益。

让我们注意协作机构固有的这种使一切阶级、一切党派都满意的属性。正是根据这种理由，所以在这种场合下成功是轻而易举的事。用七百人进行小规模试验，一下子就能解决普遍改变面貌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将会看到，哲学只能梦想的一切善行：真正的自由、行动的一致和成为发财致富的途径的诚实和公正占统治地位等等都会得到实现。在诚实公正并不能使人发财致富的文明制度下，要使人爱好诚实公正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欺诈和不公正支配着文明制度的立法，并且随着生产和科学的进步而日益泛滥。

就对命运的预感而论，普通老百姓比学者的鉴定能力更高明。他们把文明制度状态称之为倒行逆施的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有出现方向正确的世界的可能性。而这个方向正确的世界的理论则有待于发现。

学者阶级没有预感到上面的类比所指出的这个新的社会世界。我们在物质的大自然中可以看到双重分配，即假的分配和真的分配：

协调的和正确的秩序存在于行星中

不协调的和不正确的秩序存在于彗星中

社会关系是不是也受运动的这种双重性的支配呢？难道不可能存在一种同支配着我们地球的那种虚假和强制状态相对立的真实和自由的秩序吗？在这里，生产和教育的进步现在只能促使人们关系中的这种普遍的虚伪性增长，只能使肩负生产重任的阶级的日益贫困。我们的平民、工人，比蒙昧制度的人不幸得多。因为蒙昧制度的人打猎捕鱼得手的时候，总是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有时甚至是丰衣足食的生活。

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学说，本来应该预见到人类的真正命运和在社会运动方面（也和在物质运动方面一样）的结构上的双重性。他们大家一致教导世人说，宇宙体系内有统一性和类似性。让我们听听一位著名的形而上学者对这个论点是怎样说的：

宇宙是按照人的灵魂的样式构成的，宇宙的每一部分同它的整体相类似的情况是这样的：同一思想经常从整体反映于每个部分，又从每个部分反映于整体。（谢林）

再没有比这个原则更加真实的了。由此作者和他的信徒们应该得出结论说，既然物质世界受着两种结构——行星的协调的结构和彗星的不协调的结构——的支配，那么社会世界也应该有同样两种结构。否则，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类似就绝不会存在。宇宙体系中就绝不会有统一。既然显而易见，我们的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和蒙昧制度的社会制度是不协调和不合理的，是倒行逆施的世界，那么就应该探求达到方向正确的世界的途径。或者说探求适用于情欲和生产活动的诚实和社会的和谐的制度，并且用竞试和奖金来鼓励这种探求。

自从1798年有人偶然向我泄露了这一理论的萌芽之后，我费了三十年工夫，终于使这一理论通俗化，使它成为连最缺乏教育的人，甚至轻浮不实和憎恶学习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研究计算，它可以由男子，也可以由妇女来进行。

任何一个希望享有盛名的有钱的妇女，都可以希望得到全世界统一的创始者的桂冠，当这个实验团体的头头。这个角色由斯塔尔夫人担任非常适宜，因为她曾经渴望获得巨大荣誉，并且拥有比足以领导创办工作多二十倍的财产。

某些没有财产的人也有希望获得这种辉煌的成就。享有信誉的作家可以鼓励像巴伐利亚国王这样的人类的朋友来决定进行协作的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以演说家或发起人的身份协助创办这种工作的人，可以得到应有的一份光荣和创办人的报酬。

这种事业在欧洲可以提出十万个拥有必要的资金的人来作为创办它的候选人。只要先向他们之中的一个证明他很快就会获得巨大的财富和荣誉，就不难使他下定决心做这件事。现在我再来谈谈在这里会使人眼花缭乱的这个题目。最幸运的宫廷宠臣连一个小小的世袭王国都得不到，人们怎么会相信协作制度的创办人能够获得幅员辽阔的帝国呢？这一点将要加以精确的论证。

第二篇论文 协作制度的巨大生产量

协作机构之所以很迟才发现，原因之一是人们违反了小心谨慎的做法。这种做法就是要展示出协作社的巨大好处的图景，借以引起人们的希望并且刺激人们去研究它。用这个题目可以写出很多卷书。我只用几页的篇幅来叙述。我叙述的时候，假定到处都已经建立了协作社，乡村已经被大约拥有一千八百人的劳动法郎吉所代替了。

让我们把这种协作社的好处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

消极的好处是什么也不必做，就能比文明制度的人在强迫劳动下生产更多的东西。

例如，我曾经证明过，协作制度下的一个厨房，同家庭经济的厨房相比，会节省十分之九的燃料，二十分之十九的劳动力。除了所有这些节约带来的收入外，还会有由于炊事工作大大改进而获得的收入——这种好处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因为，大量节约燃料会带来恢复森林、水源和水土气候的好处。

现在让我们继续谈谈协作经营这种设想。我试以小河捕鱼为例。用大家一致同意停捕的办法，用大家商定开放和禁止捕鱼的时间的办法，就能够使鱼的数量增加十倍，并且使鱼保存在池塘里养殖。

例如，仅仅通过停捕这种办法，称为劳动法郎吉的协作组织就能够只用我们现在十分之一的时间和劳动力，遵照全区达成的消灭水獭的协议，捕获多十倍的鱼。

这就是各种能够提供比我们现在多二十倍收益的工作项目的例子。所以我估计协作制度下的生产量将是我们现在产量的四倍。这样估计绝对没有夸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均估计是低于实际情况的。对于是否确实发现了符合本性的协作方式以及诱人的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应该有多少理由来加以研究啊！让我们继续估计吧！

由于根除了小偷小摸而得到的节约，将是一笔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而获得的巨大收益。水果是一切收获物中最容易到手的产品。但是水果被偷窃的危险使人们无法种植应该种植的果树的十分之九。人们不得不修建费用昂贵而且有害的围墙来防止水果被人偷窃。

协作社摆脱了被盗窃的危险，使果树种植的数量增加三十倍，这将并不怎么困难，比现在为果树修建围墙和看守果树的困难还会少一些。协作社将生产大量水果，可以供应儿童全年食用，并且可以用科学方法保存水果，用水果做蜜饯和果子酱。这种蜜饯和果子酱更加便宜。这是因为情欲谢利叶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它能够创造出劳动引力，使蒙昧制度的人、黑人等从事农业劳动。热带的每个地方很快将被开垦。糖的价格将不会比数量相等的粮食贵。在这种情况下，加了四分之一的糖的蜜饯对贫苦阶级说来会成为比面包还要便宜的食品。因为用不着再担心被人偷窃，果园面积大大扩展，普遍而有系统的种植使水土气候恢复，保证获得丰收。这时候，三等水果，即做蜜饯和果子酱的水果，几乎不值一文。实行协作制度后五年内就能够使水土气候恢复。现在的收获量仅及将来水土气候恢复后的收获量的三分之一。

文明制度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富裕的。他们甚至缺乏必不可少的水果，因为害怕被人偷窃的思想妨碍他们让仅有的少数水果成熟。善良淳朴的乡民竟然这样狡猾调皮，以致人们如果不在水果成熟之前就采摘的话，在没有围墙的果园里的果树上，就连一个果子也不会给你剩下。被偷窃的危险迫使人们不得不一次，而不是分三次，就把水果全部摘下。这种摘法，对水果的质量也极为不利。

在文明制度下，一个小市镇的三百个家庭需要三百道石砌的围墙。这就需要比果树栽培本身的费用还要大一倍的开支。而且，向苗圃所有主购置树苗时有遭受欺骗的危险，这就更加大大妨碍了果树的栽培。只有当商业制度从欺骗的行为方式，即文明制度的行为方式过渡到诚实的行为方式时，这种欺骗行为才能根除。

由此可见，毫无疑问，协作制度的人即便是不做什么事，或者做得极少，也会挣得比文明制度的人付出力不胜任的劳动所挣得的收入多十倍，而且往往会得到下面举出的例子中所说的双重意义的收入。

我们看到，在文明制度下，一百个卖牛奶的女人提三百壶牛奶到市场上出售。在协作制度下，这三百壶牛奶可以装在一只大桶里，放在由一个人或一匹马载运的马车上，而不需要一百个妇女、三百个壶和三十头毛驴。这种节约将会从简单发展到复杂，从生产者发展到消费者。因为往城里送牛奶的人将会把一大桶牛奶分给由三四个进步的家务管理机构组成的经济单位（在协作制度下，城市是由这种大约拥有两千人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在运输上可以节约五十倍，在分配上也可以有同样的节约，因为只分给三四个工作场所，而不是分给一千个家庭。

协作制度经营的光辉面之一，就是在商业制度中实行诚实买卖的原则。由于协作制将用集体的、团结的、诚实的、简单的和有保障的竞争代替个人的、不团结的、欺骗的、杂乱的和任意的竞争，这种制度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将几乎不到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所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二十分之一。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或者说欺骗性的竞争，从农业中抽出这些劳动和资本，然后又把它们耗费在完全寄生性的行业中。不管经济学家们会怎么说，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一个机构中所有能够废除而又不减低这个机构的效果的东西，都起着寄生性的作用。回旋轴的接头是用两个轮子做成的，如果某个工人发明一种在接头处装置四十个轮子的办法，那么，其中三十八个轮子将毫无用处。欺骗性的商业，或者说这种使竞争复杂化和使经纪人的数目迅速增加的制度，正起着这种无益的作用。

劳动法郎吉或协作乡只消进行一次买卖谈判，就能代替占用三百个家长的三百次需要使用心计的谈判。而三百个家长要在市场上或小酒店里浪费三百天时间，才能把协作制的法郎吉可以整批卖给附近两三个法郎吉或省代销处的那样多存粮一袋一袋售完。在商业中，也和在其他任何一种人们发生往来关系的部门中一样，文明制度的机构永远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是最浪费的和最错误的行为方式。令人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我们那些自称为最热烈拥护庄严的真理的哲学家们，竟然会如此热情地忠于个人贸易，也就是说热情地忠于骗人的无政府状态。难道他们在什么时候曾经在某个商业部门中见到过庄严的真理吗？难道庄严的真理在马贩子或酒商那里找到避难的地方吗？——在那里真理不会比在交易所的柱廊下更多一些。

除了生产劳动以外，我们还有几千种寄生性行业。其中有些行业的寄生性极其显著。司法部门就是这种行业。这种行业只是建筑在文明制度的弊端上，它将随着协作制度的建立而告终。

其他非常富有的寄生性行业是不大容易看见的，甚至被认为是有益的。例如学习外国语就是一种非常艰苦而丝毫不能生产的劳动。

的确，从一开始建立协作制度起就可以采用一种临时性的统一语言，或许就采用法语。不过必须补充它所缺乏的大约三四千个词汇。每个小孩从幼年起就被教会用这种共同语言讲话。从那时起，人们不必学习任何外国语就能够同全人类交往，就比现在花费二十年工夫学习二十种语言还不能同现有民族的四分之三讲话的人，知道多得多的事情。

公益事业方面的改进将更加巨大。现在被认为是富国的法国，还缺少两亿法郎来修整它那些坏得可怜的道路。而在协作制度下，整个地球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将筑有带各种人行道的大路。很好的道路中除了供邮政运输和畜力车辆通行的公用大道外，都由每个县修筑保养，并且免征通行税。

在法国，土地测丈据说必须花费一亿法郎和五十年时间。而这项工作几乎是徒劳无益，因为当它完成时，财产的界限将会完全改变。在协作制度下，全球土地测丈仅需一年时间，而且差不多不需要任何费用，因为每个法郎吉将自费提出本乡计划，其中将注明各个地段的土壤性质。

在文明制度下有些事花费的时间比真正需要花费的时间多达千倍。例如，仅仅就选举而论，选举前的竞选会议，旅行竞选等就使每个选民大约浪费五天的时间。而在协作制度下，选举只需要四十秒钟就行了，即大约等于现在选举所花费的时间的四千分之一。我将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这种用不了一分钟而有三亿选民参加的选举的方式。

我很少提到正常产量，只有在明白了称为情欲谢利叶的行为方式的作用，明白了它所提供的改进工作和厉行节约的办法时，才能评价这种正常的产量。人们将会看到，在协作制度下用这种行为方式所获得的产量，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提高三倍多。

例如，阿尔登马是欧洲最瘦弱的一种马。阿尔登的法郎吉就可以不买这种连一百法郎都不值的阿尔登马，而买现在值一百路易和寿命比它长一倍的良马供本地使用。

对于那些在我们看来连两倍产量都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例如对一年不能收获两季的葡萄，协作制度将可以结合各种办法使它的收入达到四倍以上。这些办法是：

一、有条不紊而且全部搭起支架

二、成熟以前严禁采摘

三、选种杂交和每天剪枝

四、保持温度均衡使品质精美

五、由于同样原因增加收获量

不仅这些办法结合起来会使葡萄的收入达到四倍以上，而且即便是其中一种办法，也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使收入达到四倍。下面对这一点加以证明：

我曾经看见过一种在葡萄收获后只能按五个苏的价格出售的葡萄酒。但是这种酒很好地贮存五年后，它的价格就达到十个苏。有人还按五十个苏，即以比实际价格高出四倍（包括利息和其他开支在内）的价格购买它。

但是，在这个县的全部葡萄酒中，这样贮存五年的酒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种葡萄的人不得不赶快出售。该贮存五年的葡萄酒连五个月也贮存不了。这种酒在达到它可能达到的价值的四分之一以前，就在小家庭和小酒馆里被人喝光了。

如果在靠贮存本身就能使某些葡萄酒的实际价值增加三倍的这种可能性之外，再加上其他四种可能性所获得的收益，那么毫无疑问，协作制度甚至在葡萄上就能使收入增加到十倍。因为五种机会中的一种就能使收入平均增加一倍。此外，还有一种特别因素即自然灾害这种因素将会消除。这种自然灾害叫作第二个冬季或红月，它使葡萄的生长期延长，妨碍第二季的收获，并且经常危害第一季的收获。

一般而论，整个文明制度的人有三分之二不事生产劳动。这一点我将提出一个详细的表解。表中不仅列有像军人、海关官员、国库职员这类已经证明是不事生产劳动的人，而且列有像家庭仆役这样的被认为是有用的工作者的大部分，甚至还列有在很多工作中是寄生者的农民。有一次，我看到五个小孩看管四头母牛，却让牛吃掉了谷穗。在文明制度下，事务管理的这种混乱现象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再能保护各级人员，使他们不致因劳累、纵欲、冒失的航海、瘟疫、传染病而死亡，那么我们就能发现，文明制度下的人民与协作制度的人民之间，就某一个地区的居民群众的生产能力或者所能提供的产量而论，将相差十倍之多。

实际上，如果男子、妇女和儿童，从三岁到老年都由于乐趣而从事工作，如果由于人们的灵巧，情欲、运用力学、行动一致，流通自由、气候恢复、体力增加、人畜寿命延长等因素，生产资料增加到不可估量的程度，那么这些可能性加在一起就会很快使总产量增加到十倍。我只是由于照顾到习惯，由于怕非常宏伟的（虽然也是非常确切的）远景会使人们反感，所以才说增加三倍。

改善工作主要是改善儿童的命运，因为家庭主妇对他们教养很差。这些主妇在自己的茅屋内、阁楼上和小店铺的后房里，缺乏照顾儿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她们既没有金钱和热情，也没有知识和鉴别能力，而这些都是照顾儿童所必需的。

在像巴黎这类大城市中，甚至像在里昂和卢昂这类较小的城市中，儿童成为不卫生条件的牺牲品竟达到这种程度：他们的死亡率比在合乎卫生的乡村地区高八倍之多。事实证明，巴黎的一些街区，由于狭窄的院落妨碍了空气的流通，因而臭气熏天。这种恶臭对未满周岁的婴儿的健康危害最大。八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中就有七个未满十二个月就夭折。而在合乎卫生的乡村，例如在诺曼底的乡村中，这种年龄的婴儿的死亡率仅为八分之一。

在协作制度的法郎吉内，这种婴儿的死亡率将几乎不到二十分之一。法郎吉尽管有增添人口的可能性，但是生育的儿童不会和文明制度下一样多。土地即使将提供三倍甚至十倍的产品，但是，协作制度如果没有能力像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部门建立平衡那样在人口方面也建立平衡的话，那么大地上就会很快像现在一样遍布穷苦悲惨的不幸者。

我曾经在若干细节上说明过协作社的好处是多么大。这些好处所构成的全部图景可以写成几大卷书。人们忽视这部评论集的发表，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评论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最高主宰者的上帝，不可能不设法来组织这种节约和诚实的制度，以便创造出种种奇迹。如果以为上帝忽略了这点，一般说来，这就等于含蓄地责难上帝是节约和机械力学的敌人。

有人反驳这点说，上帝没有为人们创造出这样完美的境界。关于这件事，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为什么还没有研究过上帝在永久的社会启示或情欲引力的计算等方面的观点，就对上帝的明智感到失望呢？这种计算的目的只有通过正确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够确定。

如果硬说，上帝没有为人们创造出这样完美的境界，那就无异于责难上帝怀有恶意，因为上帝拥有可靠的手段来把他所中意的制度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办法就是引力，而引力的分配者只是上帝。引力是上帝用来使一切生物对履行神的意志产生强烈兴趣的魔杖。因此，如果上帝对这种臻于完美境界的制度，亦即协作方式的统一、公正和诚实的制度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为了使我们采用这种制度，他只要使这种制度成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诱人的制度就行了。这正是上帝已经做过的事。大家谈到关于划分为情欲谢利叶的协作结构的那篇论文时，就会确信这一点。那时候，每个人都将高呼：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对我说来，这将是最大的幸福。

因此，这种完美的境界是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正如人们所不能怀疑的那样，这种完美的境界是上帝的心愿。只是由于人们对上帝指望得太少，我们才忽略了达到社会完美境界的途径。这种途径用计算引力的方法本来是很容易发现的。

但是，乍一看，这种计算似乎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任何人都有希望得到一笔几百万法郎的财产和一座宫殿。用什么办法才能给所有的人这么多东西呢？

这种反对意见是轻浮无聊的！难道这就是放下研究工作不做的理由吗？你们大胆把这种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吧！要遵循那些叫你们整个地研究科学领域的哲学家们的训导。你们要完成牛顿创始的工作——研究引力的计算。这种计算会向你们表明，希望得到一笔几百万法郎的财产和一座宫殿的人，他的希望未免太小了，因为在协作制度下，最贫苦的人都将有五十万座宫殿。在这里，他无偿地得到的乐趣，比拥有三千万法郎的收入和十二座宫殿的法国国王的乐趣要大得多。国王住在宫殿里，他的乐趣只限于听到想钻营肥缺的人的奉承，听到党派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情，受到繁文缛节的烦扰。他除了斗牌或者狩猎以外，没有其他休息的办法。这种狩猎已经蜕变为杀戮动物，蜕变为屠夫的快乐。

因此，我们的希望太小了，——这就是引力计算将要向我们证明的。上帝为我们准备的幸福大大超过我们平凡的企求。让我们要求那能够给予人们很多东西的上帝多多给予吧！只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平常财富和平常愉快，这是对他的慷慨大方的一种侮辱。人类的命运是：要么在上帝恩赐的协作制度下享受无限的幸福，要么就在人为的法律的支配下，在分散的、欺骗的经营制度下遭受无穷的苦难。这种经营制度与协作制度比较起来，还不能够提供实际收入的四分之一和享乐的四十分之一。

我们看到，文明制度的人不畏艰难困苦和风险，为了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一倍或获得不多的财产而去冒生命的危险。现在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有利可图的机会，可以不背井离乡，不冒失去健康或金钱的危险，而马上就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增加三倍。于是，人们叫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只是从早到晚从事娱乐活动。因为娱乐活动将吸引人们去劳动，而劳动成了比现在看戏和参加舞会还更加诱人的事了。

协作制度的这种前景愈是使人眼花缭乱，就愈有必要使人们去检验它的理论是否确切，去检验劳动引力和情欲结构的计算是否已经真正发现。为了使人们的脑子习惯于这种奇异的新鲜事物，就必须让他们去认识一下那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被无法穿透的帷幕遮盖着的运动和命运。的确不错，有一种帷幕存在，有一种使人的精神变得盲目起来的十分厚实的白内障存在。这种白内障是由大骂情欲和引力却不研究情欲和引力的五十万卷书籍构成的。

乍一看，不管引力怎样令人感到奇怪和荒唐，但是不应该根据这种表面印象，而应该根据结构的整体来判断它。因为引力的推动力是朝向结构的整体的。这些推动力分开来孤立加以考察时，对我们说来似乎是坏东西。为了使人相信这一点，我说明一下被认为是坏东西的这些推动力之一的目的。

我要谈的是一种最一般的，也是教育所最反对的癖性——儿童的美食癖，也就是儿童不听教员的教导，他们有一种总想吃好东西的欲望，教员则总是劝告他们要爱吃和多吃面包，少吃副食。

这岂不就是说，自然界十分笨拙，它竟赋予儿童这样违反合理的学说的嗜好！任何小孩都把早餐吃干面包看成是一种惩罚。他想吃甜酱、带奶油的菜肴、加糖的点心、果冻和蜜饯、生水果和果子酱、柠檬水、橘子水和白葡萄酒。让我们看清楚这些食品是所有儿童的主要嗜好。这个问题势必引起一场大争论。问题在于要确定究竟是谁错了——是上帝，还是道德。

上帝，即引力的分配者，赋予了所有的儿童这种吃甜食的嗜好。他本来也可以赋予他们吃干面包和喝白开水的嗜好。这样，他就会为道徒的意图服务。但是他为什么竟有意识地违反文明制度的合理学说呢？让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些原因吧！

上帝赋予儿童喜爱在协作制度下将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的嗜好。当整个地球都住满了人并且被开垦耕种、货物可以自由流通而没有任何关卡时，我上面所说的那些甜食品的价格将会比面包便宜得多。最丰富的食物将是水果、奶制品和糖，而不是面包。面包的价格将大大提高，因为种植粮食作物和每天烤面包是一种艰苦而不大诱人的工作，——必须对这种劳动偿付比果园工作和制造糖果点心的工作高得多的报酬。

由于儿童在膳食和抚养方面比父辈花费少些是适当的，因此上帝明智地赋予他们对甜食和美食的嗜好。这些食品在人们进入协作制度之后，将比面包便宜。那时，关于儿童食品的健康的道德学说，将会是完全错误的，正像这种学说在凡是反对引力的其他问题上也将会是完全错误的一样。那时，人们就会承认，上帝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他有理由赋予儿童对乳制品、水果和甜点心的嗜好。人们还会承认，不应该不近情理地把三千年的时间都浪费在大肆攻击上帝最明智的创造上，即嗜好和情欲引力的分配上，而最好的做法是研究一下上帝的目的。研究的方法是计算一下这些推动力的总和。道德学借口这些推动力在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下有害，因而对每种动力都一一加以辱骂。这固然对，但是上帝并不是为了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而创造情欲的。如果上帝只想支持这两种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会赋予儿童对干面包的嗜好，而赋予父辈对贫困的嗜好，既然这就是文明制度下不可胜数的大多数人的命运。

仔细研究每种引力在协作结构中的应用和每种引力的好处，将是一种引人入胜和令人乐于从事的工作。那时，人们就会承认所有各种引力和儿童的美食癖是同样正当，同样合适的。每个人都会相信，在这种新制度下，他的情欲，他的最受人批评的本能都会得到有价值的运用。难道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比这种发现更为大家所乐于接受的发现吗？

也许有人说：“但是，这样有价值的发现怎么竟由一个默默无闻、在学术界毫无地位的人做出来呢？从柏拉图到伏尔泰，该有多少著名人物探索过科学领域，难道可以设想他们都忽略了这种最有价值的发现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啊！这种引力和协作的计算只能是一种江湖骗术，一种妄想，一种空想。”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人们的推理。因为他们看到一位无名小卒得到了其他许多人在他之前本来可以得到的荣誉时，便大为不快。他们宁愿拒绝幸福的发现，而不愿从不速之客那里去得到这种发现。加之，有自尊心的人总是贬低新思想而沾沾自喜。例如，在十五世纪，成千上万个自命为天才人物的侏儒，就曾经嘲笑过向他们证明地球是圆的和新大陆可能存在的哥伦布。

我对这些诽谤的答复是：像马镫和马车的吊架这种非常有用的、任何人都力所能及的发明，怎么竟被学术界忽略了两千年呢？在罗马和雅典，并不缺乏能够作出这种轻而易举的发明的能工巧匠。任何一个马车制造匠，任何一个骑马的人都能够发明吊架和马镫。这是对大家都很有用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要乘车或骑马。恺撒和伯利克里(8)的大马车也像我们的小车一样，开动起来摇摇晃晃。罗马的骑者很容易患那种有马镫就能够预防的重病。当时沿途每隔一定的距离都竖了一根小木桩，帮助骑者上马。

如果考虑到古代学者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两种发明有过这样的疏忽，那么对于渊博而辉煌的理论，即情欲引力的理论曾经被学术界忽略，是否还会感到奇怪呢？其实，自从牛顿探出矿脉以来，人们有这种理论的萌芽才不过一百年。因此，既然人们在两千年期间对象马车吊架和马镫这类简单的发明表现得这样轻率冒失，那么，在一百年期间对象引力研究这种最高深的研究表现得轻率冒失，是完全可能的。引力的研究计算，现在已经作出并且整理就绪，非常容易理解。但是要想探求它，对学者说来，要比别人更加困难，因为在学术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道德的学说，而这种学说正是情欲引力的死敌。

道德教人要克制，教人要抑制和鄙弃自己的情欲；认为上帝不善于安排我们的灵魂和情欲；认为需要依靠柏拉图和塞涅卡的教导才能学会分配人的性格和本能。学术界充满了这种关于上帝无能的偏见，没有能力来计算自然界的推动力即情欲引力，而道德则反对情欲引力，对它加以排斥，并且把它归入邪恶之列。

诚然，人们单独地醉心于这些推动力时，这些推动力会引诱我们作恶。但是，计算这种推动力的作用，应该以联合为协作社的大约两千人的群众为对象，而不应该以分散的家庭或个人为对象。这正是学术界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学术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便会承认，当协作社社员的数目一旦达到一千六百人的时候，称为引力的自然推动力便力求组成包含对比小组的谢利叶。在这种对比小组的谢利叶中，一切都把人们向着劳动和美德吸引，因为劳动已经变得诱人，美德已经有利可图。

人们看了这种社会结构，或者估计一下它的特性，便会了解，上帝把他应该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不应该轻率地浪费三十个世纪的光阴去责骂上帝创造出来的引力，而应该像我们这样花费三十年的光阴去研究它。科学应该遵从自己的法则——整个地考察自然领域，研究人、宇宙和上帝。科学本来就不应该局部地批判我们的引力，而是要研究它的整体和它的总和，研究它怎样应用于广大群众。引力是人的动力，它是上帝用来推动宇宙和人的工具，因此，只有把引力的情欲和物质方面整个加以研究后，才能够研究人、宇宙和上帝。

最后，疏忽大意终于得到纠正，情欲引力的计算已经发现，世界现在就可以向幸福的命运过渡。在这个时机，世界应该只专心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而不应该就它的形式去对引力计算的发现者吹毛求疵，问题的实质才是应该仔细检验的东西。人们曾经为了协作社而给了江湖骗子多少优待啊！真正的发现者却只需要公正。江湖骗子们得到了他们二十年来在英国和美洲创办二十来个机构所必需的资财。这些机构却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发现者则希望只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两个月之内就会达到目的，并且由于它的利益和快乐的诱惑，将引起世人普遍仿效。

但是，这个发现者同某些享有信誉的科学没有协调一致。这一点他做得不对。唉！如果我同政治学和道德学的意见一致，那么我就只会成为另一个诡辩家。伽利略、哥伦布、哥白尼、牛顿、林奈曾经揭穿他们时代的谬误。发现者原来应该起来反驳占统治地位的谬误。江湖骗子们为了招摇撞骗，对所有的诡辩家谄媚奉承。这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值得人们信任呢？

人们断言，历史启发、开导人民，并且纠正他们的判断。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虚假的了，因为他们现在比伽利略时代更加敌视发现。历史曾经千百次告诉他们：“我们把伟大的发现归功于巧合比归功于天才的空谈的时候更多；在才子、墨守成规的人和不易接受新思想的人中间，天才和真正的智慧是罕见的。”

尽管有历史的和经验的教训，但是人们仍然要求发现者个人在形式上和风格上是学院式的。可是，难道发明眼镜和罗盘仪的人是院士吗？那是些小孩子和如此默默无闻的人，以致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传到后代。

当获得宝物时，要赶快利用它，而不应该起来反对发现宝物的人。为什么还要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去责备他呢？让他用老百姓的土话讲话好了，这无关紧要。难道因为这一点就会使发现的价值减少吗？

你们这些佐伊尔(9)，硬说院士精神是发现者所必需的。可是你们饶舌多嘴究竟给了近代人什么好处呢？这篇导言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而结束。

第三篇论文 文明制度的经营办法的恶性循环

在任何科学中，虚假事物的统治总是先于真实事物的统治。在实验化学产生以前，炼金术士占据着舞台。在精确的天文学产生以前，裁判式的星相学居于统治地位。在协作经济学产生以前，反协作的经济学在一百年的期间居于统治地位。这种经济学，或者可称之为分散论，它鼓励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则是经济领域里起破坏作用的小蛮人。

在理性为新的科学指出它必须遵循的途径以前，诡辩就已经到处占领了新的科学部门。因此，协作思想刚刚露头，人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被黑暗势力引入歧途，而无法认识协作的方法了。这种黑暗势力就是盘踞在舆论界的欧文主义者。

有多少科学，包括最值得尊敬的科学，现在还处在真理统治时代以前的黑暗时代啊！例如道德就是这样。怎么使它自圆其说呢？一方面，它向我们宣扬要蔑视财富，要爱好庄严的真理。另一方面，它又鼓励人们去爱好商业。商业是只图积累财富而不惜采用任何狡猾的手段的。我们在所有称为哲学的科学中都发现有这种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

在十八世纪，孔狄亚克曾经这样谈论过称为哲学的科学的著作家们：“没有了解词句的含义之前就滥用词句。这种手法，是他们进行论证的手法。他们从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出发走到另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在许多谬误中间迷了路。而由于这些谬误成了偏见，他们便把这些谬误都当成原则了。事情既然已经弄到这个地步，谬误已经这样堆积起来以后，只有一种整顿思考能力的办法，那就是像培根所说的那样，忘掉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重新创造人类的智力。”

那是一个谦逊的世纪。人们并不耻于承认，某些科学、特别是社会政治学还处在摇篮时期。科学界的大师们曾经怀着痛苦和蔑视的心情揭穿了科学的真相。让我们听听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孟德斯鸠说：“文明社会已经被萎靡消沉的病症，内在的缺陷，隐蔽的和潜藏的毒素损坏。”（支离破碎）

卢梭说：“那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有某种我们无法洞察其原因的骚乱动荡存在。”

伏尔泰说：“请你们把人指给我看看：我因为不认识自己而感到羞愧。我努力去认清我自己这个人，认清我本身……然而，多么深沉的黑暗，还笼罩着大自然啊！”

巴特尔米说：“这些图书馆，这些所谓最崇高的知识的宝库，只不过是充满矛盾和谬误的可耻的储藏室。”

斯塔尔说：“不精确的科学没有确定过任何一条真理，却打破了许多幻想。我们忠于推理因而重新陷入了模糊不清的状态，经过老年时代而重新陷入了幼年时代。”

今天情况正在改变。这一整座哲学体系的迷宫已经变成知识智慧的滔滔巨流，变成向种种尽善尽美的境地迅速前进的出色的飞跃。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的时代正在显示这种骄傲。这个时代因为物质方面的某些进步而骄傲，却没有觉察到，在政治方面正在后退。它的迅速前进，好像虾的爬行一样。虾虽然往前爬，其实却是向后退。

工业主义是我们最新的一种科学幻想。这是一种混乱地进行生产的躁狂症。生产毫无秩序，在按比例给予报酬这个方面，没有任何办法，丝毫不能保障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从增加的财富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因此，我们看到工业占优势的区域同对这种进步漠不关心的边区相比，乞丐同样满坑满谷，甚至更多。

重要的是，在工业主义的幻想，或工业的流弊刚刚露头时，就应该加以铲除，因为它是一种最违反协作政策的制度。协作政策的基础是：劳动引力、比例分配、动力节约、人口平衡以及其他法则。而工业主义制度，这种生产混乱，不能保证公平分配的制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与这些法则相去十万八千里。

让我们在这里根据效果来判断体系。且来看一看英国的情况吧！这个国家是人们向一些国家推荐的样板，是这些国家羡慕的对象。我将用无法反驳的证据来评定英国人民的福利。

1827年3月21日曾经举行过一次伯明翰手工业主会议。会议宣称：“工人熟练的技能和俭朴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免于贫困。农业中使用的大批雇佣工人都是衣不蔽体的贫民。这些贫民在这个粮食特别丰足的国家里有的快要饿死了。”这一供认因为出自工厂主阶级之口，所以更加不会被人怀疑。工厂主阶级所关心的是，削减工人的工资和掩盖他们的贫困。

下面是第二个同样热衷于掩饰本国缺点的见证人。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工业主义者。他将揭穿自己的科学的面目。

1826年2月28日，在伦敦下议院的会议上，贸易大臣哈奇逊先生说：“我们的丝织工厂雇佣几千个儿童。他们从每天早上三点钟到晚上十点钟一直受束缚。一星期给他们多少钱呢？一个半先令，等于法国的三十七个苏。也就是说，大约每天五个半苏。但是他们却在手执鞭子、对每个稍停片刻的儿童无情鞭打的工头的监视下被束缚十九个小时之久。”

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显而易见，过度的工业竞争使文明制度的人陷于贫困和受奴役的程度，同自古以来就以农业和工业的奇迹著称的中国和印度半岛的贱民的处境一样。

除了英国外，让我们举爱尔兰做例子。爱尔兰由于农业过分发展和地产过于分散，已经陷入和英国由于工厂过分发展和大地产过多所处的相同贫困的境地。同一个帝国的两部分之间这种明显的对照，很好地证明了文明制度的经营办法的恶性循环。

1826年都柏林的报纸中曾经写道：“这里民间流行病猖獗：送到医院去的病人，只要给他们东西吃就会恢复健康。”他们患的是饥饿病，不是魔法家也能够猜破这一点，因为他们只要有东西吃就会痊愈。不必担心达官贵人们会染上这种流行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都柏林的省长或者大主教因饥饿而得病。他们倒会由于消化不良而患病。

文明制度下的人在不是死于急性的饥饿的地方，却死于穷困造成的慢性饥饿，死于迫使人们吃不卫生的食物的那种饥不择食的饥饿，死于迫在眉睫的饥饿，即因工作过度疲劳而死，因贫困而被迫从事非常有害的和极其繁重的工作而死，死于因此而发生的寒热症和虚弱症。因为患这些病症总是意味着接近死亡。

而当他们不挨饿时，又靠什么来活命呢？要判断这一点，就得实际去看看法国农民，甚至去看看被吹嘘为土地肥沃的省份的农民吃些什么。有八百万法国人没有面包吃，只能吃栗子和其他很少一点食物。有两千五百万法国人没有葡萄酒喝。与此同时，却有大量葡萄由于过剩而不得不扔到臭水沟里。

这就是经济制度向着完美的境地的出色飞跃，而每年还是有成打成打谈论国家富裕的新哲学著作问世。书里描述得多么富裕，而茅屋里又是多么贫困啊！

让我们把现实同这种幻想对照一下。且看伦敦的情况吧！伦敦每年发给贫民的救济费多达两亿英镑，而且还要赡养：

十一万七千个靠教区照顾的公认的贫民；

十一万五千个被遗弃的贫民、乞丐、骗子和流浪者。

在这些人中间有：

三千个窝赃者，其中有一个拥有两千万财富；

三千个制造伪币、唆使奴仆盗窃主人，唆使儿子偷窃父亲的犹太人。

这个大工业中心城市总共有二十三万二千贫民。——难道这是出色的飞跃吗？法国也正在走向这样的贫困。在巴黎，已经知道的贫民有八万六千人，也许还有同样多的没有被人知道的贫民。法国工人的生活极其贫困。在像毕加第这样生产高度发展的省份，在亚眠，康布雷和圣康坦之间，农民的土窑中根本没有床铺，他们用干树叶做小床。干树叶经过一个冬天就变成长满蛆虫的粪堆。因此，睡觉醒来，父亲同儿子就得互相把粘在身上的蛆虫弄掉。这种破旧屋舍里的食物同家具一样简陋。美丽的法兰西的幸福命运就是这样。还可以举出一打同样贫穷的法兰西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利木赞、赛文山脉、阿尔卑斯山、汝拉、圣太田，还有甚至被称为法兰西花园的美丽的土伦。

工业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答复是，应该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可是，知识对于没法生活下去的不幸者又有什么用处呢？——它将会促使他们起来造反。

人类的这种堕落产生了无神论。无神论随着文明制度的工业进步滋长起来，而工业似乎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嘲讽。无神论是文明制度的必然产物。文明制度已经拖延得过久，并且使生产普遍高涨，然后人们才了解到按比例的分配方法和保障人民最低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人们才认识到关于生产关系的符合本性的或神的法典。

上帝甚至为昆虫都制定了社会法典，——难道他会忽略为比蜜蜂、黄蜂、蚂蚁更大大值得他关心的人类制定这种法典吗？难道他在创造生产的情欲和生产的因素时竟不懂得这些东西供什么制度使用吗？假如是这样，上帝就甚至比我们的工人还要愚蠢，因为建筑师在为某种建筑准备材料时，就一定会预先画一张他想使用这些材料来修建的建筑物的设计图。

上帝本来应该预见到我们的立法者——梭伦之流、查士丁尼之流、孟德斯鸠之流、塔尔日(10)之流的无能。如果这些人自称能够编制社会法典，那么，上帝就更有理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只能靠强迫手段、暗探和绞架来作他们的法律支柱。上帝则用引力来作自己的法律支柱，而上帝是引力的唯一的分配者。许许多多其他征兆已经使人预感到神的法典的存在。因此，应该举行竞试来探讨这种法典，并且首先确定这种研究所应当采取的方法。

要使神的法典成为有系统的法典，首先必须就经济制度作出决定，因为经济制度起着主要的作用。管理则只是随它之后产生的。这就是说，必须探求上帝关于经营的法则，以及关于他为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所规定的秩序。

恰恰相反，政论家们在三千年期间仅仅研究了管理、研究了行政的和宗教的舞弊行为。只是在最近一百年他们才开始考察经营问题，却没有想到要纠正它的混乱现象。不管是一时的疏忽大意也好，或者是一贯的错误也好，他们赞美过经营上的两种根本缺陷——生产的分散性和用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骗。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由此可见，科学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它不对称为农业和工业的这两个部门的罪恶进行斗争，而只是在政府和僧侣的这两个部门中起作用。但是，触及这两个部门，不能不引起骚动不安，往往还会使营私舞弊行为加倍猖獗，而用协作制度来纠正农业和工业的缺陷，则是政府当局完全可以同意的。政府当局会发现，使收入增加三倍和停止一切党派纠纷对它有很大的好处。而一旦过渡到幸福的协作制度，人们将会怀着怜悯的心情来看待党派纠纷了。

在讲到这个关于经济和科学的一般缺陷之后，还应该谈谈个别的缺陷和制度的错误。这是一个需要写一卷书的题目。我准备只简略叙述一下。

贫困现象根深蒂固，甚至还有所发展。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被这种景象弄得惶惑不安。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他们的科学是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久以前，萨伊先生和西斯蒙第先生两人曾经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西斯蒙第先生在观光海外奇迹归来之后声称，拥有大规模工业的英国和爱尔兰，只不过是一大群贫民；工业主义直到现在还只是一种幻想的境界。让·巴·萨伊先生为了科学的荣誉进行反驳。但是老实说，政治经济学已经被1826年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弄得晕头转向。它力图为自己辩解。已经听到像已故的杜·斯图亚特之流的学派领袖们在说，科学只限于起消极作用，它的任务仅止于研究现存的灾祸。

这就好像一个医生向病人说：“我的职责只是分析你的寒热病，而不是给你指出治疗寒热病的方法。”这种医生在我们看来是最滑稽可笑的。然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想扮演的却正是这种角色。他们觉察到他们的科学难于找出解除疾病的药剂，而只会使疾病恶化。他们像狐狸对掉在井里的山羊那样，对我们说：“用劲往上爬，把劲全都使出来。”

如果容忍这种消极作用，容忍这种他们认为可以用来原谅科学的无能的利己主义，那么他们还是非常难于履行“对疾病作分析”的这个诺言。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疾病普遍存在，不愿意承认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有缺陷，它各方面都是是非颠倒。让我们根据不久以前西斯蒙第先生无意之中作出的半承认来评断这件事。他承认消费是用颠倒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消费以游手好闲者的随心所欲为基础，而不是以生产者的福利为基础。这已经是向诚实的分析迈开了第一步。但是，难道颠倒的结构只限于消费方面吗？难道下述情况还不很明显吗？

由名为商贾的中间人进行的流通是倒行逆施的，因为这些人变为生产品的所有者。他们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撞骗欺诈、巧取豪夺、使人破产等阴谋诡计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敲诈勒索，引起经济体系混乱。

由于工业进步而使工资降低和人民贫困的竞争是倒行逆施的，因为竞争愈发展，工人愈不得不接受工资微薄的、众人争夺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商人愈多，由于牟利困难就愈采取欺诈手段。

上面已经谈到经济结构中用倒行逆施的方式引导的三种动力。我很容易举出三十种这样的动力。可是，我为什么只承认其中的一种，亦即倒行逆施的消费呢？

经济制度有一种更加突出的破坏性，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裁缝和鞋匠希望公众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多穿坏两双鞋子。为了商业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老生常谈。法院认为法国每年连续发生应该审理的十二万件犯罪案件和违法行为是适当的，因为这个数字对维持刑事法庭是必需的。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战斗的状态中。这是反协作制经营方式或倒行逆施的世界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在协作制度下，这种滑稽可笑的现象将会消灭。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只有在全体群众的利益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利益。

在所有必然会使人们对目前的经济制度发生怀疑的指数中，没有比分配方面的简单比率更加使人吃惊的了。我说简单比率，指的是只从一方面增长，而不是从另一方面增长的比率：下面就是把这种比率适用于五个阶级的例子：

穷苦阶级 生活拮据的阶级 中间阶级 富裕阶级 富有阶级

A行代表社会初期的状况，当时财产的差别还不明显，0表示穷苦阶级还不存在。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正如在B、C、D、E等行所看到的那样，穷苦阶级应该按照每行所表示的比例获得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E这个财富等级中，当富人每天有一百二十八法郎作为开销时，穷人至少应该有八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比率是复合比率，对五个阶级都是按比例增长的，但不均等。

但是，在文明制度下，比率只是从一方面增长，穷苦阶级永远停止在零这个数字上。因此，如果财富达到第五阶段即E行时，富有阶级全部获得它一百二十八法郎的份额，而穷苦阶级却只获得零，因为他们获得的份额永远少于必需的份额，以致文明制度的比率是按照0、2、8、32、128这样成倍增长的。群众，即贫苦阶级，简直得不到财富增加后应得的份额，而只是越来越贫困。他们眼见各种各样的财富日益增多，而自己却无法享受。他们甚至连获得令人厌恶的工作也没有把握，虽然这种工作会折磨他们，除了使他们不致饿死外，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在这方面，懒散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就比爱劳动的人民幸福。因为西班牙人愿意接受工作的时候，就有把握找到工作。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则得不到这种好处。

我并不由此就得出结论说，西班牙的社会制度是值得赞美的。远非如此。我只是想达到本文标题中所表明的目的，证明在分散经营的制度下，即在文明的经济制度下，一切都是恶性循环。这种制度的成就所创造的是幸福的因素，但不是幸福。幸福只有从劳动引力和按照E行的按比例的分配制度中才能够产生。当劳动还使人厌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必须使人们停留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才能使他们同意从事生产劳动的时候，按比例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既然文明制度的生产量只是协作社将有的产量的四分之一，而人口又显得过多，那么，就不能保证给予文明制度下的广大平民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即适当的必需品。

经济制度的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是大家公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人们开始从各方面对它发生怀疑，而且觉得奇怪：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我刚刚叙述过五种缺陷，其中每种都足以单独造成这种混乱。当所有的五种缺陷同还没有列举出来的五十种缺陷一起发生作用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呀！

证明了文明制度的人民遭受厄运的必然性之后，让我们再注意这一点：工业的发展使富人的幸福增加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增加。现在巴黎的资产阶级拥有比十七世纪的高官显贵更漂亮的家具，更美丽的小玩物，这增加了什么幸福呢？难道那披着开司米羊毛披巾的太太比谢温叶和尼侬(11)这类人更幸福吗？现在我们看到巴黎的小资产者桌上摆着镀金瓷器，难道他们比路易十四的大臣，如考尔贝、卢甫瓦等有陶瓷器皿的人更幸福吗？

毫无疑义，有的东西改进后使用方便，效果好，的确令人感到愉快。如马车的弹簧架就是这样。但是有些奢侈精美的东西经过一个星期后，人们便对它们感到厌腻了，如瓷器就是这样。因为它们的用处只是激发穷人的贪欲。在穷人看来，富有阶级拥有这些玩意儿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些东西在协作制度的时代才有用处。那时，它们将具有双重的属性——激发劳动引力和增加情欲的协调，而情欲的协调才是一种真实的享乐。这种协调对于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虽然他们在财产上极为悬殊。那时，最贫穷的人得到的快乐将比现在最富有的国王多得多。因为，情欲谢利叶制度可以创造社会的协调，也就是现在的高官显贵们几乎无从知道的精神愉快，而且可以把感情上的辨别能力提高到文明制度根本无法想象的精细完美的程度。

总之，我重复一遍，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相反，事实将会证明，如果不能发现循着社会发展阶梯真正前进的办法，则工业的过分发展会给文明制度带来极大的不幸。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政治家，一方面夸耀飞速的进步，一方面却像虾类那样爬行前进。对两个派别——自由主义者和工业主义者、蒙昧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所促成的这种倒退运动进行分析，将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题目。

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在于：蒙昧主义这一派并不否认他们的目的在使第十世纪复活，而自由主义这一派则自认为他们能够使社会臻于完善。这是虚假的，因为自由主义者旨在用双重办法使车轮倒退。在我写的专门章节中，人们将会看到，科学并没有能够把文明制度提高到它能够达到的唯一的进步程度，即上升到第四阶段。

称为文明时期、野蛮时期、宗法时期、蒙昧时期或其他名称的社会时期，与人的年龄相似，它们各自又分为四个阶段，即一、幼年时代，二、青年时代，三、壮年时代，四、老年时代。称为老年时代的第四阶段有时倒是一种有益的进步。这一点，可以根据埃及的情况来判断。埃及在掌握了军事战术、航海术和某些科学之后，便进入了属于第四阶段的衰老的野蛮制度，而这种野蛮制度又逐渐导向文明时期的第一阶段。因此，这是一种真正的进步，正如夜晚再进步就接近白昼一样。

如果文明制度能够从它的第三阶段，即现在它所处的阶段，进入还未诞生的第四阶段，那么这会是一种极端有利的转变。因为我们便会接近下一个时期，社会保障时期，即同文明制度连接的最高阶段。保障乃是一切哲学家所幻想的幸福。可是，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到这种幸福。为了获得保障，必须越出文明时期，上升到下一个阶段。我们的科学不能使我们这样从一个时期进入另一个时期，甚至无法使我们循着文明制度发展的道路前进，也就是说无法使我们至少从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关于第四阶段的结构，我将在第七编中加以解释。

让我们在这个题目上注意这一点：人们尽管对文明时期进行了那么多考察，可是，还没有考虑到要对文明制度作正确的分析，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确定每个阶段之所以形成为阶段的独有的特点（譬如第三阶段的商业无政府状态），以及确定那在四个阶段期间居于支配地位的共同特点（譬如以扼杀小强盗为目的的大强盗联盟），然后再确定从其他时期借用来的前后衔接的特点。军事法典就是从被称为野蛮制度的低级时期借用来的，而货币制度则是从高级时期，即从尚未诞生的团结一致的保障制度的时期借用来的。它是人们在交往方面得到真实保证的唯一领域。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科学竟然忘记了对文明制度进行分析，忘记了这种有系统的序列所指示的基本的首要的研究，那么人们难道还会因为我们的科学忽略了对其他许多构成新颖而浩瀚的科学的研究，譬如忽略了对下述科学的研究而感到奇怪吗？下述科学，我把它们同它们所归属的各类学者加以对照：

道德学家——文明制度的分析

政治学家——团结一致的保障制度的理论

经济学家——协作的近似值的理论

形而上学家——情欲引力的理论

自然科学家——全世界普遍类比的理论

如果每类学者都这样忽略了自己的首要任务，那么就不会因为他们忘却了那个不很重要的细节（如对经营方式的恶性循环的分析）而感到奇怪。这种经营方式，显然是违背英明政策的下述四种原理的：

适用于三类固执的人——儿童、野蛮人和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劳动引力；

按照每个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等三个特点使每个人都得到满足的按比例实行的分配；

保持在会使下层阶级生活拮据的人口数字之下的人口平衡；

力量的节约，或最大限度地缩减非生产者——商人和其他的现在人数多到约占文明制度的人口三分之二的那一类人。

工业主义者回避这些问题，也回避了上百个其他问题。这上百个其他问题本来可以向那些认为通过发展分散的农业和无政府状态的商业（即欺诈的竞争）的途径会使社会制度臻于完善的人提出来的。作家们只知道对主要的缺陷交口称赞，以免提出防止这些缺陷的办法。在基本问题方面，例如在人口平衡问题上，我们看到科学对它略而不提，说这是无法理解的。斯图亚特正是这样来解答人口过多这个谜的。在他之后，华莱士和马尔萨斯也来解答这个谜，但是，他们对这个谜的理解也并不比斯图亚特好一些。

如果还对文明制度存什么指望，那么，社会政策的问题就会完全无法解决。文明制度在各方面已经成为理智的迷途，在各方面都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还不努力去发现新的社会制度呢？对那些白费力气寻求新主题的作家们说来，这正是他们的锦绣前程。

当他们偶然涉及某种新思想，例如涉及劳动协作社的思想时，他们就赶快把这种思想弄得模糊不清，把自己的陈腐的诡辩，直至最滑稽可笑的东西，例如财产公有和意见完全一致的真正慈善家的温良博爱，都塞进这种思想中去。

情况远不是像欧文派所炫耀的这些精神上淡而无味的论点所说的那样。协作制度需要的分歧意见和需要的一致意见在数量上一样多。一切正是应该从意见分歧入手。为了组成情欲谢利叶的法郎吉（由一千八百人组成的协作社），在促成人们意见一致以前，必须使人们至少发表五万种分歧的意见。从这个例子可以判断，我们的世纪距离协作社的道路何等遥远。它还把关于情欲和社会和谐途径的种种虚妄的道德观点带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

我已经谈过，既然工业主义在我们的科学幻想中是最新，而且是最享有盛誉的东西，那么，我就应该在谈这个问题的实质以前把这种幻想拆穿，使它的拥护者醒悟过来，而且向他们指出工业主义的努力方向是不对头的，指出这种无目的和无方法的经济制度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中。

但是，为什么这样有学问的人，这样能干的作家们，竟会这样无能呢？为什么他们卓越的才能只是把我们从一种弊端引向另一种弊端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指南针在迷宫中乱走。

在这方面，我们且来回忆一下他们关于类比的基本原理（上面引证过谢林的基本原理）。如果说在自然的体系内存在着统一和类比，那么在政治领域内，也和在物质领域内一样，我们就应该有两种罗盘仪。航海者有磁针和星辰辨明方向；社会政策也同样应该有自己的两种向导，即自己的罗盘仪和反罗盘仪。如果上帝没有像给物质世界一样也给社会世界两种向导来指导它的行程，那么就既不会有体系上的统一，也不会有类比。在指出这两种社会的罗盘仪以前，必须使人们多多少少觉察到还缺乏这两种罗盘仪，觉察到应该在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中努力去发现它们。

在经济领域中，我想拿天赋和发扬这种天赋的艺术来作为说明。这是一种人们完全不知道的艺术。现在，我拿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来评论这一点。

一个二十三岁的赶大车的青年工人运送五金到夏朗德市的曼比和威尔逊两地的工厂。这个以建筑规模庞大而闻名的工厂的外景迷住了他，发展了他的天赋，即他那种直到目前为止连他的父母和他本人还不知道的劳动引力。他干这种工作后，进步很快，以致到年终就能代替一个每天挣二十二法郎的熟练工人。

根据这件小事，人们就可以对我们的生产方法、对我们的教育理论，以及改善人类和研究人类的理论表示多大的不满啊！这些理论为什么不能从幼年起就辨明并且发展每个儿童的劳动天赋，并且使他适应本性要他去做的各种事情呢？对文明制度说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明制度只希望梅塔斯塔奇奥(12)作个看门人，希望卢梭和富兰克林作两个愚昧无知的工人。只是在万分侥幸的场合下才能看到某些劳动者从这种被埋没的状态中得到拯救，并且往往是很晚才被安置到本能给他们指定的岗位上。这个赶大车的工人到了二十五岁才找到了这个岗位，而且是偶然才找到的。

因此，我们显然缺乏罗盘仪和钥匙，来解释这部关于劳动和科学的引力的天书的密码。只有应用情欲谢利叶的方法，才能使这种引力和天赋显示出来。因为情欲谢利叶是社会机构的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的主要罗盘仪。

就这方面来说，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要使每个三岁的儿童不仅发展出一种天赋，而且发展出二十种天赋。他应该从四岁起就能很熟练地参加二十种劳动谢利叶的工作，并且在那里挣得超过他们的生活费的工资。他们在那里轮流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使之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文明制度的人不仅缺少四岁时就可以得到发展并且充分发挥作用的二十种天赋，而且往往在二十岁时还不能发展出应该发展出来的任何一种天赋。如果他是平民，他的父母就会不按照他的本能而强制地把他安顿在某一工作岗位上。于是，他就在这个岗位上糊里糊涂混日子。因为任何人如果不能发挥本性指示他应该发挥的作用，他将是不幸的。如果他出身殷实阶级，也许他三十岁还不会有成就。因为送到大学、法科学校和医科学校去的一百个青年人中，毕业后未必有二十个人会有成就。

使人的天赋开花，这种从幼年起就使天赋得到发展的艺术是我们的科学的暗礁。这说明，我们在指导本性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罗盘仪，甚至在农业上也是这样。因为在乡村儿童看来，这种职业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们的科学，在劳动教育方面和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显然处在本性或引力的途径之外。而且，事实很清楚，为了获得指引劳动活动方向的罗盘仪，就必须采用新科学：情欲谢利叶。如果它能按照我在第一编里将要叙述的规则正确地组织起来，那么人从小到老都会一直兴趣勃勃地参加工作。他能够为社会利益服务，同时也为自身利益服务，并且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

还有应该确定的第二个社会罗盘仪。因为自然界对各种行动不是只赋予一种罗盘仪，而是赋予两种罗盘仪。因此，它还应该赋予我们社会力学方面的反罗盘仪。现在我首先指出在什么方面缺少这种罗盘仪。

在行政管理方面，本能使我们发现了自然保障的萌芽（诚实和节约的保障）。但是，人们都只能把它应用于货币制度，亦即在人的关系上诚实和节约唯一占支配地位的领域方面。什么是货币制度呢？这就是对于国库的管理，而国库具有由交换业务和金银生产业务所构成的两种平衡力量。它们的竞争把政府保持在节约和诚实的途径上。这就是说，这是一种本来应该用于整个商业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方面，以便在这些方面引进节约和诚实的保障的制度。

货币业务是一种垄断，而且是一种复杂的垄断。它具有两种平衡力量：它与简单的垄断，例如烟草的垄断完全不同，因为烟草垄断没有平衡力量而是任意的垄断。

我们手里有两种社会罗盘仪中的一种，即本能使所有的政府去发现的复杂垄断。但是政府却没有本领把它应用在商业方面，操纵它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人民在流通机构内是需要诚实和节约的保障的。

受到关于自由的诡辩的欺骗的行政管理机关，竟然听任自己的领域最好的一部分被人夺去。它放弃商业，让给私人去经营，听任商业处于欺诈的竞争之中，处于欺骗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

下述两种方法中究竟哪一种可取：是在货币垄断中占优势的保障的方法呢？还是每天都在增加代理人、吞没更多的资本、到处招摇撞骗和使机构复杂化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贸易自由方法呢？为了判断这个问题，可以假设暂时把货币业务置于商业制度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样一来，每个国家马上就会出现两万个造币厂主，他们一面表白自己是正直的，一面却依照商业习惯彼此竞相铸造成色不纯的钱币，因而阻碍一切交易，使金融陷于混乱。

因此，显而易见，经济领域的保障，就在于复杂的垄断，或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国库管理，而欺骗的竞争制度则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第二种社会罗盘仪是复杂的垄断，把它应用在商业上，就会为我们开辟一条摆脱文明时期的出路，使我们上升到协调的保障时期，亦即介乎文明状态和协作状态之间的中间阶段。

就这样，我们的哲学家们梦想实现社会保障而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财宝，其实财宝就在他们手边，并且已经在我们的交往关系的最明显的领域中，在通过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垄断实行管理的货币业务的领域中看到它的萌芽。

哲学家们关于社会平衡力量的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喋喋不休地议论什么均衡、平衡和保障，等等，但由于他们是古代哲学的怪癖的继承者，他们就想把这些本来应该放在经济领域中的平衡力量用在行政管理工作中。

这条错误的途径只能引起混乱。虽然人们希望用宪法来约束政府，但是政府总会完全成功地摆脱这种约束的。要改造的只应该是经济制度。只要经济制度是以保障制度或协作社制度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任何政府便会把压制舞弊行为看成是自身的利益所在，而在文明制度下它却要庇护这种舞弊行为。

这就是说，改革家们应该注意的只是经营制度，并且为了在这次改革中有方向可循，必须利用两种罗盘仪之一——

或者是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垄断。这种垄断已经萌芽，而且由于它自身不断扩大，将会导致社会保障时期；

或者是情欲谢利叶。情欲谢利叶的发现虽然比较困难，但它会引导到协作社制度，即达到人类最终的命运（保障只是一种过渡，只是一种介乎称为文明制度的厄运与幸运——协作状态——之间的混合状态）。

复杂的垄断的发现更加适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枉费心机地对英国在海外贸易方面实行的简单垄断进行斗争。这种经济的暴政在复杂的垄断面前，如同所有别的东西一样，会自然而然垮台的，而且英国本身也会从这件事里得到好处的。这种发现会使被称为经济学或经济主义的科学闻名于世。可是这门科学却宁愿退却，并且硬说它的任务仅仅限于分析现存的制度。那就请他至少要去完成这个职责，去从事那会向我们揭示出种种怪诞的卑鄙可耻的行径的商业分析吧！由此，便会得出必须把这种罪恶渊薮、这种荒唐结构加以改造的结论。这种荒唐结构会合六十种有害的特点（例如已列举过的颠倒的消费、流通和竞争等），曾经用工业为各族人民设下了陷阱，并且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贫困和堕落。有人硬说，人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虚伪。然而，半世纪前，用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不褪色的布料和真正的食品，而现在却到处是赝品和欺骗占统治地位。庄稼人也成了像商人那样的骗子。乳制品、牛油、葡萄酒、白酒、咖啡、糖、面粉——这一切都被厚颜无耻地加以伪造。贫苦大众再也无法买到真正的食品；卖给他们的只是些慢性的毒物，——商业精神竟发展到遍及穷乡僻壤的地步了。

当蒙昧主义派引证这种结果来论证自己倒退的观点时，他们可以自认为拥有充分根据，特别是1826年发生了过分富裕的危机之后尤其是这样。但是，在当前这个时机，蒙昧主义毕竟是可鄙的和危险的根源。曾经有过一种极其光辉的作用，而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却没有能够掌握它。他们本来应该完成自由主义者无法完成的事：循着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梯向前进展，通过改造商业制度的方法来实现真正的进步，以及进行一项非常轻而易举的工作，可以使法国国库有两亿收入，使全民族有十亿收入，进一步（这是更有价值的优点）则在被目前无政府状态弄得引起公愤的流通机构中实现诚实和节约的保障。半个世纪以来，商务作为一种工作，虽然只有很少改变或完全没有改变，但是商业已经把自己代理人的数目提高三倍，欺诈则随着资金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蒙昧主义者能够发明这种做法，能够把货币制度即复杂的垄断或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国库管理制度，应用到商业上，他们就会从自由主义者手里夺去舆论的同情，并且能够向他们说：“看，我们把社会制度引到了完美境界，你们却只会使它倒退。你们只会崇拜金钱，只会糟蹋自己口若悬河的口才，用它来歌颂无政府状态和商人的欺诈，而不是把自己的全副力量用来寻求诚实的贸易方式。”让我们结束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吧——

诡辩主义者们硬说他们创立了协作社，或者写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有两种罗盘仪，甚至不知道称为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垄断的第二种罗盘仪，而这第二种罗盘仪，如同被踩在脚下的不易发现的宝石一样，就存在于我们中间。

另一方面，这些实践家们和理论家们都陷于烦琐哲学的无神论的恶习中，都陷入一种错误中。这种错误在于期望从称为立法的人的理性中获得知识，而这些知识却应该是通过对引力或自然规律的研究而向神的理性去祈求的。

人们可以看到，一些自称是协作社的团体，不去从事这种研究，而去参与政治和宗教的学术争论。其中某些人几乎发展到同上帝决裂的地步：废除崇拜上帝的公共仪式的欧文派就是这样。一看到这种可怜的革新，就足以甚至在未了解他们的教条和方法以前就得出结论：他们对于协作社毫无认识。

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模糊地预感到协作社这种机构，他们就会知道，在协作制度下，爱上帝将成为所有的人的热烈的情欲：他们时时刻刻享受新的愉快，并且在欢乐的海洋上乘风破浪地行驶时，将会感到有必要时时刻刻向如此美妙的制度的创造者表达自己的敬意。他们绝不会在举行礼拜时慢吞吞，而会把它变成一种富于魅力的习惯。庙堂中的宗教集会，还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感激心情。他们还希望在劳动小组或者娱乐小组中看到有创世恩人的标志。他们希望用某种方式来使它同自己共享幸福，并且希望在每次集会时歌唱颂扬上帝功德的赞美诗。

令人厌恶的情欲和性格达到了和谐。生产劳动甚至对骄奢淫逸之徒也成了诱人的事情。儿童从幼年起就经常参加有益的事情。引力提供优越的冲动。当无神论者自己看到神的智慧的这些杰作时，我是说，当无神论者看到这些奇迹时，就会把自己对宗教的精神的赞同看成是一种胜利的标志。他们会变成最热烈赞美上帝和痛斥文明制度的法律的人。文明制度的法律，看来确实正像它实际的情况一样，是地狱精神的产物。这些只会贬低美德的法律，使恶习处处得逞，而使人对天意产生怀疑。因为在文明制度的种种叛逆行为中，在工业生产的可鄙的结果中，看不到一点天意的迹象。而这种工业生产对于注定从事它的人说来，乃是一种折磨，使文明制度的人的处境远不如蒙昧制度的人和牲畜。

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必须缩短叙述，我们不得不略去许多初步的概念。对学者和艺术家们略述一下他们在新制度下将会享受到的无数财富和荣耀，这本来是特别适当的。他们很容易因为这种发现而感到沮丧，他们担心新的科学会损害他们理论体系的销路。他们为了获得一点可怜的额外收入而不得不曲意逢迎，竟把关于这种制度的思想称为妄想。其实，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将被列入最高等级，并且很容易挣到文明制度只是给予证券投机者和阴谋家的那种财富。

他们迷恋自己在其中居于末位的那种秩序。这是上了多大的当啊！因为在那种秩序下，再没有比学者和艺术家的地位更受奴役、更受压迫和更受卑视的地位了。他们称颂崇高的真理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可是，这种崇高的真理并不是哲学家们的朋友。因为，如果他们敢于使人们听到崇高的真理，他们就不只会丧失一切，而且还会受到迫害，如维尔曼(13)、拉克莱捷尔(14)、米舒(15)、勒让德(16)、蒂梭(17)、莱弗甫·瑞诺(18)等人一样。

我答应向他们证明，在协作制度下，他们将会享受完全的自由。他们挣几百万法郎，比现在挣几千法郎还容易。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乡村教师，都会成为高贵的人，更不要说那些能够在某一方面领导某一省的师范学校的人了。在协作制度下，必须有使人民都成为有知识的、熟悉科学和艺术的人。这是共同发财致富的手段，因而连现在的蒙昧主义者也将会赶快来推进教育事业。

学者们这个即将到来的命运的图景对那些过惯困苦生活的人说来，会过分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始终怀疑我在夸大其词，并且认为我也像金融家一样，在一个数字后面加的零太多了。这种提法完全不对。什么都是完全可以用算术来证明的。我并不想夸大数字，却有缩小总数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到，光是一门新的科学——类比学，它的每一十六开的印张就会使作者得到稿费五六百万法郎。类比学的内容至少可以写成三千卷篇幅像本卷这样大的书，并将一个印张一个印张地问世，以满足读者的迫不及待的心情。这只是社团制度保证给予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一笔巨大的收入而已。

在这以后，难道他们还有理由抓住自己在巴黎的四十万法郎的菲薄的个人收支不放吗？那就无异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人：这个人在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因而可以抛弃自己的木板屋而住进私邸时，竟会想到他如果失去他的土罐子和木调羹就会饿死。

可以原谅因催眠术的发现而感到惊慌不安的医生，因为催眠术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缩小医生的活动范围而不给予补偿。引力的计算学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引力计算学对所有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是一条帕克多尔河(19)。

我转而谈到这个理论时，只有向读者讲这个理论会使我们达到的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引起读者们的注意！这个理论将使人获得财富和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并不是仅仅由于财富就能够得到的。这种幸福在于情欲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文明制度最富有的人还远远不能得到的幸福。人们将会深信，文明制度下最幸福的人，像有权有势的年青、漂亮而又强壮的君主这样的人，都无法获得协作制度下同样年龄和同样健康的人们中最贫苦的人所享受得到的那种幸福。在这里，所有关于真正幸福的哲学的学术争论都会宣告结束。必须承认，这种幸福不是为文明制度创造的，即使最受人夸耀的骄奢淫逸之徒距离这种幸福仍然是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