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数据与透明人

1.数字泡沫带来的蒙面时代

根据最近的报道，居然买房都要戴上头盔了，原因就是开发商的人脸识别太厉害了。基本所有的开发商都使用上了人脸识别，还在行业内共享信息，如果被识别出来杀熟，房价可能有30万的差别，这样看来蒙面真的很有必要。

专家认为这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但侵害真的发生了，你通常也拿它没办法。因为你很难发现和执行，信息完全不对称，法律有规定，你没有证据，也无济于事。西方可以心证，中国是要实证的，而且书证为大，基本搞不到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已有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2017年12月29日开始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操作指南：收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前，应单独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收集、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以及存储时间等，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人脸识别技术不受限制，取证是非常困难的。不说举证，就是明示不同意又如何？进入小区要人脸识别的很多，不同意就不让进，你只有同意才行，怎么办？

按照摩尔定律，人脸识别的技术成本使其目前还是在开发商卖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时才使用，可能几年之后，使用它就如现在你在家里安装摄像头那么简单了。当初，一个摄像头多少钱？现在才多少钱？比原来的性能还好很多倍。

成本超低之后会怎么样？这个技术可能所有的小卖部都可以使用，所有的专营店、精品店都可以使用，到那时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呢？每个客户进来时，店家就知道他以前买的价格，他的购物习惯和购买力如何，怎么与他进行砍价。本来该降价的，或者已经降价的，店家可以不降价了，按照客户以前购买的价格卖给他，而且对不同的人，也可以按照不同的价格卖。

另外还可以信息共享，店家可以联盟，你在其他商店买得比我这里贵，我也按照那个贵的价格卖给你。就算没有谁组织这个联盟，公司的连锁店总可以共享吧？

假如人脸识别可以仿真，那么问题更大，已经有专门为人脸识别而做的面具了。

别以为这个面具做出来仅仅是为了买东西砍价便宜，它还可能用于犯罪后嫁祸他人！如果类似的案例多了，各地以监控视频为破案依据就要出问题了，对国家的司法安全也是威胁。

我们搞了那么多的刷脸支付、人脸比对，如果可以仿真，大量人脸数据泄露后，问题会非常严重。现在人脸识别技术又进步了，甚至戴着口罩都可以识别，还可以进行虹膜识别，然后就出现了假虹膜，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准以后蒙面都不够，人家根据你的步态体态也可以识别。

这归根结底就是数字时代，各种信息透明，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数字泡沫之所以可以渔利，背后根源就是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数字产业产品为何估值超高？因为它带有从传统产业攫取利益的背景和目的。

对数字产业的生物特征识别，本人专门写了《人脸识别已经问题严重所有人财产都面临威胁》《生物识别是最后救济手段》等文章，收录于《网络霸权》，在2016年就对相关问题做了预测，而到2022年，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

信息到处在卖，价格便宜且不受限制，你的数据到底在谁那里？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未来的数字世界，类似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越来越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大家的体验会越来越差，因为它不是给你创造新财富，而是再分配财富的手段。你不想被再分配，可能真的要彻底蒙面才可以，没准那会是一个蒙面时代呢。

人脸识别带来的问题，在我们多次的呼吁之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20年年底，在天津带头之下，各地也开始相关的立法和整顿。

公民对人脸识别背后的隐私权保护意识增强了。以前，有的小区保安还有一份灰色收入，就是靠给人盯梢当眼线，观察名人和债务人的行踪和带来什么人。现在有了人脸识别，就被系统性地记录在案。随之而来的是网络永远不会忘记，这其实非常可怕。

人脸识别背后是人群的生物特征这样的核心数据资源，而这些被经济平台占有，被技术算法控制，带来的巨大价值与失去资源者无关。网络时代的数据资源化、经济平台化和技术算法化，背后的经济利益博弈，我们需要看清楚。

2.被网络绑架的社会

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搭车、吃饭、走路时手机都不能离手；一时断网便感焦虑，找到无线网便生气焕发；聚会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旅游的时候……都拿着手机，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而拿着手机干的事情就是上网。你离得开网络吗？其实，你已经被网络绑架。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微博等即时通信软件里的各种消息提醒，不停地召唤着我们、左右着我们。以前，本人经常丢失手机，也经常忘带手机，如今这样的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原因就是使用手机的频率大约每几分钟就是一次，忘记带手机已经不容易了，对网络的依赖强化了你的记忆。到了万物互联的时代，家庭的各种东西都上网，我们还有不被网络拴住的地方吗？

我们搞“政府上网”工程，就是政府职能上网，在网络上成立一个政府网站，实现政府的职能工作。

我们的商业行为基本已离不开网络，比如网络营销、网络信息收集、网络内部管理，等等。如果没有了网络，很多企业就要崩溃。2020年开始，为了防疫，要扫健康码，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带上可以数字通信的智能手机，真是寸步难行。

在网络时代，我们还建立起了虚拟社会，社会关系、人脉和社交，很多都依赖于网络，没有网络，我们很多熟人立即联系不上，我们的生活将被改变。

电商的交易比例越来越大，货币支付甚至连金融服务也越来越依赖网络。以比特币、莱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在网络上流通，而在全世界发行的数字货币有近千种，这让我们的交易和我们的货币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有谁可以过无法电子支付的生活？

我们更应当想到的是，在网络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离开网络，我们已经无法变回原来的样子，不是你想放弃网络带来的便利你就能够放弃的，就如“邯郸学步”之后，想要用回原来的方式走路已经不可能了。在网络中成长的下一代，已经没有非网络时代那些老人的生存技能了，没有了网络他们很可能退化回石器时代。所以说在网络面前你已经没有自由，你是被网络绑架的。

被网络绑架之后，你的手机无时无刻不在收集你的信息，很多时候你是注意不到的。一些App在后台运行时可能就在偷偷窃取你的个人信息。读者可以检测一下，随机安装一款App，打开软件并禁止所有权限，退出等待几分钟之后，检测系统就会有惊人的发现。2021年12月25日，央视网“快看”报道，App禁止全部权限仍可获取用户信息。报道采访了手机安全工程师汤啸骅，汤工表示：“它（App）退到后台的时候，还有对位置的一些访问动作。”此外，工程师还对另外一款App设置了仅在使用期间可用位置信息，但是在没有对App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这个App依然在不断地获取用户位置信息，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多达14次。目前，App窃取个人隐私，主要是通过获取位置及通讯录和照片等权限，因此专家也建议，手机用户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最小化地赋予App权限。

网络平台侵犯公民隐私的处理，在有关立法层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各种资本和网络平台无序扩张。

综上所述，从自然人到法人，从政府到社会，从实体到虚拟，从交易到金融货币，都已经被网络绑架。社会文明离开网络就是退步，想要退回当初，已经不可能。而网络就是我们信用体系的载体，如果竞争者的攻击从网络端发起，就会对我们的社会信用造成极大的威胁。

3.大数据杀熟成为潜规则

我在2015年写《网络霸权》的时候，中国社会对大数据杀熟普遍还没有概念。当时，北大的教授在讲数字时代时谈到，大数据可以在你进入医院之前，就让医生知道你的全部数据，给你准备好救治方案。当时，本人就说这会提高收费标准。当初很多的猜度如今都成了现实，因为资本平台本身的性质就是攫取财富，大数据杀熟已经广泛出现。

同样的商品，不同客户、不同手机下单，价格差别很大，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大数据杀熟之下，原来你以为电商是实惠方便的，结果是你买得更贵。通过精准的定价杀熟，平台改变了市场竞争的规则。平台就是市场中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每个人都被平台盘剥，平台的利益最大化，成为市场中的霸权。当初大家都觉得网络平台高效方便，而现在全社会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霸权，全社会都被它渔利，成为网络资本剥削的对象。

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之下，2021年7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分析、算法等技术手段，根据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基于成本或正当营销策略之外的因素，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的，可以处上一年度销售总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这个规定，大数据杀熟将没收违法所得，但你举证很困难，被抓的是少数。美国对类似的事情要求惩罚性赔偿，格力（Gree）就认罪赔了9100万美元。美国当地时间10月2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格力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DPA），就其在2012—2013年在美国销售加湿器故意隐瞒加湿器缺陷一事，达成延期起诉协议，格力电器有限公司及其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的子公司，针对它们的刑事指控同意和解并支付9100万美元罚款。按照中国的法律，很多网络平台是美国上市公司，它们资本无序扩张在中国大数据杀熟，也仅是没收所得的惩罚，连最起码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赔三倍都没有！

对比一下，看看欧洲的力度。2020年12月，欧盟提出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针对科技巨头的违规行为，法案提出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罚金最高可达年营业额的10%。同时，对有“系统性不合规行为”的平台，法案建议采取针对公司“结构层面”的整治措施，不遵守欧盟新规的科技巨头的欧洲业务可能被分拆。欧洲是营业额的10%，我们是销售额的5‰，差距何其大也！

深圳还搞了一个《深圳特区数据条例》，给设定了一个罚款上限，最高5000万元，看似5000万元很多，宣传效果好极了。但是根据某大网络公司年报，该公司2020年营收就高达4821亿元，净利润高达千亿元。大数据杀熟如果按5‰罚款也有20多亿元，深圳这个5000万元的上限，其实仅为其销售额的万分之一，就是毛毛雨或拔根鹅毛。如此立法可以抓小商户，抓不了大平台，是抓虾米放大鳄的做法。

4.网络黑社会下的透明

我们不能总看网络阳光的一面，而对网络黑社会充耳不闻。元宇宙时代，虚拟空间的黑社会问题更严重，因为虚拟空间的元宇宙是对现实去中心化。

所谓“网络黑社会”，俗称“网络推手”“网络打手”“发帖水军”，也叫“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之所以称其为“黑社会”，主要在于它们不仅能为客户提供品牌炒作、产品营销、口碑维护、危机公关等服务，还能按客户指令进行密集发帖，诋毁、诽谤竞争对手，使其无法正常运营，甚至控制舆论，左右法院判决。

网络公关公司主要的业务流程：

接受订单：可以为企业提供品牌炒作、产品营销、口碑维护、危机公关；也可按客户指令，捏造负面新闻，诋毁竞争对手。

分析心理：为企业炒作时，会事先分析网民的心理，按照愤青、仇富、同情弱者等因素制作网帖。

制作帖子：“每个帖子，一定要有错别字，一定要有一句语句不通”，才能让人相信是发帖人在网上敲出来、未经修饰的真实说法。

雇用“水军”：雇用的发帖手多是大学生、残疾人、闲散人员等，100人为1组；公司中1人负责10组，通常掌握五六十个“水军”小组。

密集发帖：有的公司掌握着50多万个网络论坛地址，很容易让一张帖子出现在数千个论坛中，形成集束效应。

在这些网络公关公司的运作下，发帖能赚钱，删帖更能赚钱。有的网站专门收集负面报道，挂在显要位置守株待兔，等着报道中的被批评者上门送钱，删帖。宾主皆大欢喜，却欺骗了大多数善良的网民。这样的公关公司强奸民意、包庇罪恶、棒杀品牌，与黑社会无异。大学生患者魏则西按照百度的搜索结果，到某医院治疗，花了20万依然没有效果，最终不幸去世，这件事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搜索引擎为了钱，把其客户、关系户的负面信息放到十万八千里远，让你根本看不到，同时把给钱的正面信息都排列在前面，这样的信息排序扭曲了原来的排序规律，是一种失真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引发了社会的高度不安。这个事件本身充分说明了网络对我们生活的切实影响。

这些信息、这些水军，很多还来自木马、病毒和“肉鸡”（被黑客远程暗中控制的电脑）、流氓软件，网络公关公司就是通过与它们的合作进行网络公关和攻击的，黑客、病毒客的收入也依附于它们。

“经济利益”成为目前病毒制造者不断追求技术突破的原动力。受此利益驱使，网络普及以来电脑病毒的感染率呈爆炸式增长，网络经济犯罪率不断增加，病毒的绝大部分变化都是围绕此中心展开的：有人偷窥别人隐私，盗取别人的网络账号；有人盗取游戏装备；有人想提高网站流量，捆绑强制安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病毒制造者的技术力量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例如，当年著名的病毒“熊猫烧香”，除了带有病毒的所有特性外，还具有强烈的商业目的，可以暗中盗取用户网络账号，出售牟利，控制受感染电脑将其变为“网络僵尸”，暗中访问付费网站从而获利。这都表明网络黑社会是一条龙式，有人制毒、有人植入、有人销售、有人协调……“熊猫烧香”变种高时达700多种，其中包括“威金”变种。由于病毒的源代码被泄露，这条产业链上的卖家和买家都有可能制造出病毒变种。“熊猫烧香”的编写者李俊以自己出售或由他人代卖的方式，每次要价500~1000元不等，将该病毒销售给了120余人，非法获利10万余元。经病毒购买者进一步传播，该病毒的变种在网上大面积传播。据估算被“熊猫烧香”病毒控制的“网络僵尸”数以百万计，病毒传播者一年下来累计可获利上千万元。“熊猫烧香”肆虐的2006年，出现的新病毒数量就高达234211个，其中90%左右的电脑病毒，都是通过盗窃数据或网上欺诈获取经济利益的。在一些人眼中，制造并散布病毒已经成为成本最低、风险最小和获利最快的牟利手段。现在网络大发展，欺诈行为变得更为隐蔽，且已经转移到移动终端上，各种App披着合法的外衣，收集你的信息，控制你的终端，窃取大量的数据，免费App+植入广告已经成病毒开发者惯用的敛财手段。依据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发布的《2013年7月手机安全报告》显示，在巨大利益链条的推动下，仅2013年7月份，恶意病毒的推广呈现爆发态势，前十位恶意推广类病毒，感染用户的总数达135.79万。工具类App开始成为恶意推广类病毒紧盯的类型。例如，十大手机病毒之一的a.expense.lunar，感染万年历、任务管理器、mini闹钟等知名工具类软件，未经用户允许便可下载和安装推广软件。网络黑社会在移动终端时代的危害更大，病毒得到的不再是网络上的虚拟信息，而是与我们线下身份密切相关的实体信息，这些信息被用于犯罪集团的精准诈骗，让我们防不胜防。

网络黑社会背后的各种木马更是让大家防不胜防，给公众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2014年著名的“温柔木马”案，涉及全国16个省区市，涉案人员多达百余人，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负责此案审理的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查明，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被告人吕轶众、曾毅夫等先后编写出针对40余款网络游戏的“木马”程序。2008年2月起，被告人严仁海接受曾毅夫委托，将该系列“木马”程序以其女友陈慧婷的网名“温柔”命名并总代理销售。此后，吕轶众又将该“木马”程序修改后分包给不同的一级代理商张帆、张金煌等人。由此，逐步形成了以严仁海、陈慧婷为总代理，张帆、张金煌等数十人为分代理的销售网络。至案发前，吕轶众等人制售的“温柔”系列木马程序达28款，盗窃游戏账号、密码超过530万组。被告人吕轶众、曾毅夫二人共同获利64.5万余元，严仁海、陈慧婷共获利31万元。

不法分子还能利用成千上万中了特殊“木马”病毒的电脑，组成“僵尸”网络，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甚至危害国家安全。2014年5月19日，我国部分省份网络瘫痪，正是“僵尸”网络发起的对域名解析服务器（DNS）大规模攻击所致。定制“木马”、出售“木马”、“木马”制作培训的信息在网络上随处可见，“木马”病毒在网络上为何如此泛滥？利益驱动是主要原因，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信息黑市。以“温柔木马”案为例，涉案人员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取巨额利益，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缺买家。众多的网络游戏玩家成为他们潜在的买家和用户。除了个人买家和一些网络游戏“私服”网站，网络公关公司等也是潜在的买家。为了攻击竞争对手，他们向控制了“僵尸”网络的黑客付费，希望能“黑”掉竞争网站。与盗取网游账号相比，利用“木马”窃取信用卡账户、扰乱交易的危害性无疑更大。安全软件供应商赛门铁克公司针对全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信用卡的相关信息是地下信息交易中最常出售的商品，占总量的31%。在一些网站上，被窃取的信用卡账号每个售价从0.1美元到25美元不等，而被窃取的信用卡透支限额平均达到4000美元以上。网络黑社会的渔利方式，在实体身份透明后，将从虚拟的网游账号、Q币、点卡变成直接盗取财富，财富规模大了很多，威胁的人群相较原来的网络人群也发生了扩展，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据估算，2010年仅我国的木马产业链，一年的非法收入已达上百亿元，如果变成实体的损失则更大，仅仅台湾地区的网络骗子每年从大陆骗走的财富就有100亿元以上，还有世界各地的诈骗团伙盯着大陆，因为大陆网络是实名制的，比世界其他地方容易得手。如果网络更加透明，这个损失还会加快增长。

经过十年的发展，2021年，各种虚拟现实技术更加高超，比如数字货币、数字产权、智能合约，而且已经提出了元宇宙的概念。在元宇宙中，各种罪恶一样会有，一样有网络黑社会。假如网络虚拟空间被去中心后，谁能够打击网络黑社会？你在元宇宙“裸奔”，又会如何？

每个人都对网络透明，把线下身份都交给网络，但网络黑社会让人防不胜防，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因此，线下身份的泄露及其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损失将很难挽回。

5.重建身份体系的成本绑架

A.韩国的教训

当身份信息全部透明，各种网络侵害呈指数级增长，带来的巨大危害无法承受时，就必须更换线下身份系统。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悲剧在某些国家已经发生，其中韩国考虑将身份系统推倒重来。

韩国为了建立网络秩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并且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将网络信息与线下信息对应，韩国人在网络上是透明的。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滋生了各种网络诈骗，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能量，被社会各阶层痛恨，最终被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拟重建全国身份系统。

韩国身份系统的重建，源于2004年以来大规模的数据泄露，网络实名透明，带来了巨大成本。经过评估，韩国5000多万人口当中，80%的个人身份信息和其他隐私信息从网络银行、社交网站等网络机构上泄露，其中包括总统的信息，这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韩国政府酝酿给17岁以上的公民发新的身份证，耗资数十亿美元，耗时十年。这仅仅是乐观估算的成本，实际上每个公民要支出的间接成本还没有算进去。

韩国政府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代价更换国民的身份信息，值得大家深思。

B.身份证重号的成本

我们要换一个身份证号码损失有多大呢？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好像就是到派出所换一个身份证就成了。我们的身份证号码从15位变成18位，好像也很简单。

事实上，大家对这个损失的感觉是错误的，因为当初身份证号码从15位到18位是简单对应的升级，而如果改变原来的全社会身份透明状态，则这个升级是不能如此公开透明地简单对应。这样一来，对个人身份信息的确认就困难多了。而且线下的各种数据和信息都要修改，比如银行账户、学历、房产证、电话号码、结婚证、工作证、与你有关的司法文书等，都要线下一一认证、比对、修改档案等。原始证件在还好，如果原始证件也丢失了，又该如何证明我就是我？

重置的费用、个人的花费可以参考当年有几百万个身份证重号，每一个重号的个人要更改，谁改号谁付出成本。当时，有人计算成本是2000块钱，但这个数据是有争议的，因为还存在不少不改信息补偿修改的人，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人花费一万块钱都无法解决问题，这个成本之大可见一斑。

C.中国重建身份系统的成本估算

中国重建身份系统要花多少钱？这里面不光是个人改号的问题。按照当年身份证重号的成本估算，一个人要花几千块钱，现在则至少2万多元，中国10多亿人口，这就是30万亿元，而这个事情还不算完。

如果我们重新改变身份体系，整个系统的更改费用会更高。大家记得当年的“千年虫”吗？因为当初系统纪年的时候忽略年份的千位百位，到2000年的时候千位百位进位问题就出现了，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行（或涉及）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如多个日期之间的计算或比较等），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涉及身份信息系统的更改费用是巨大的，而且这增加的两位数是非常固定的。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的系统才多大？信息经济的规模才多大？那个时候我们的数据按照多少KB来计算，现在我们的数据按照GB来计算，现在的信息量是当年的100万倍以上，这个工程量有多大？这个大系统重置的错误难以避免，当年身份证的几百万重号有多么麻烦，而如今的大系统重建可能的错误与麻烦程度与之相比是指数型增加。

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中国要真的做一次身份系统重置，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万亿，那是我们一年的GDP总和。因此，对这个成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D.网络透明成本在绑架中国

现在各种舆论要让中国社会在网络上透明化，如果中国全透明化的网络想要回到原来状态，更新重置的巨大成本会使得实际操作难以实施，只是理论上可行。这样透明以后，社会信息就被网络巨头绑架，变成它们的赚钱工具。

韩国身份系统重置尚且需要几十亿美元，中国的人口规模是它的几十倍，成本随着规模增长呈指数型增加，而且大国与小国系统的规模完全不一样。这里系统规模是要论人口数量的，印度虽然人口不少，但工业化人口不多，数字化人口更少，而西方大国，其数字化人口只有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即便是美国也不过两三个大省的规模。这样庞大的体系只有中国有，而中国还没有美国因特网的管理权，系统性的修改会更加困难。

因此，如果中国国民被透明了，改变透明的趋势基本很难，是被绑架的。在我们透明而竞争对手不透明的情况下，中国的未来将毫无竞争优势，这是关乎国家存亡发展的大事。

E.虚拟数字身份证在元宇宙时代更重要

在网络实名和透明度的问题上，一些人制造舆论说网络实名就一定是透明化，将实名制与透明制变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二者没有必然关系，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做到实名而不透明的。到了元宇宙时代，身份证明是重要的关口，面对失控的虚拟世界，实体世界能够把控的，就是进入元宇宙的入口，就是身份证明问题。

虚拟世界需要有入口，关键就是身份的确定和对应，通过虚拟数字身份证技术就可实现。数字身份证是指将真实身份信息浓缩为数字代码，可通过网络、相关设备等查询和识别的公共密钥。虚拟数字身份可以通过公安部身份查询渠道与身份证信息绑定，并实现相关证件的第三方核实验证。此时身份信息对公安部门透明，但对各种商业网站都不透明，网络上我们依然可以有多个身份，这与线下的个人身份不对应，从而保障信息的安全。虚拟数字身份证的应用，在国际上已经有非常成功的案例，爱沙尼亚是数字化最成功的国家，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所以，在实名制继续施行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避免将网络变成透明制。元宇宙之下，在虚拟和实体之间，有一个身份之墙，非常重要，应当利用技术手段保障虚拟的身份，把虚拟数字身份的权力把控在国家部门手上，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我们要注意到，现在外国提出来的元宇宙，是去中心化的。在元宇宙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怎样对应，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谁的？是我们的政府的，还是网络平台的？与其说是网络平台，不如说是网络平台背后的资本，而网络平台背后的资本是跨国的，也就是超越了国家政权。如果此权力不能把控到国家手里，将带来巨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背景阅读：爱沙尼亚的数字身份证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银行存款还是约会，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那么你很容易受到欺骗。如果你想要办理某种事务，例如在银行开户，你将需要履行一套烦琐的手续，如扫描和上传文件，以提供你的个人信息和资料。

如果你有数字身份证，这一切将变得简单，因为它将包含你的各类个人信息和资料。这个梦想已经在爱沙尼亚变成现实。

在爱沙尼亚，安全的、经过认证的身份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一个新生儿出生前，医院就会为他颁发一个数字出生证，他的健康保险也将自动生效。在爱沙尼亚，所有15岁以上的居民都拥有一个电子身份证，它可以被用于医疗保健、电子银行服务、购物、签署合同和加密电子邮件等许多事项，甚至可以用来投票。数字身份证提高了爱沙尼亚人的生活效率：报税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退税将在48小时内支付。根据法律规定，爱沙尼亚政府要求公民提供任何一条个人信息的次数不能超过一次，人们有权知道政府保存了他们的哪些数据，所有的政府数据库必须是兼容的。总之，爱沙尼亚政府向公民提供600项电子服务，向企业提供2400项电子服务。爱沙尼亚的数字身份系统采用适当而强有力的加密术。只有最少量的个人数据被存储在数字身份证卡内。丢失的数字身份证卡可以简单报废。在过去十年中，爱沙尼亚媒体也没有关于数字身份证系统安全漏洞的报道。与数字身份证卡一同颁发的还有两个PIN码，一个用于身份验证（证明谁是持有人），一个用于授权（签署文件或付款）。如果某项服务需要对数字身份证卡持有者进行鉴定，相关机构可以查询中央数据库，以检查该卡和相关代码是否匹配。验证过程只会涉及最少量的个人信息，例如，持卡人可能会被询问这样的问题：“卡主超过18岁了吗？”但他们不会被问道：“卡主多大了？”

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试图采用电子身份证，但它们面临两个问题：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公众的阻力也很大。有些人担心公民的数据泄露，有被窥探的担忧。英国政府曾经有过建立公民数字身份证系统的计划，并为此花费了3.7亿美元，但在2010年废止了该计划。这在全球市场留下了一个缺口，而爱沙尼亚希望填补这个缺口。爱沙尼亚将为没有居住在本国的爱沙尼亚人颁发数字身份证，从而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标准的数字身份系统。申请者将需要为此支付一小笔费用。

另外，欧盟将很快实施一项法规，要求各成员国接受其他成员国的公民数字身份证。这意味着，爱沙尼亚数字身份证的持有人，无论他们身居何处，将不仅能够相互发送加密电子邮件，而且可以与任何欧盟成员国政府做生意。

6.生物识别技术滥用问题大

A.生物识别技术的网络应用

现在，指纹识别、虹膜识别、面孔识别等各种生物识别技术被炒得很热，人们认为这样的识别技术准确、安全，但生物识别技术真的那么美好吗？当年，本人作为系统工程师参与了某股份制银行指纹识别的项目，对此问题有直接了解。如果生物识别技术泛滥，我们的感觉可能完全不一样。

生物识别技术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它存在一个系统性悖论，这与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密码是可以100%吻合的，而生物识别却达不到100%的吻合。随着人的生长老化，人体的某些生物信息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各种采集设备也有误差。设备采集的误差和正常生理变化的差异必须在系统内排除，因此系统不像数字密码那样可以达到100%吻合，这就产生了一个误识率和拒识率。误识率是把相像的生物信息识别错误，拒识率是因为机器误差和生理变化而无法识别。

然而，误识率和拒识率这两个参数是相悖的，很难同步提高。在误识率极小化时，拒识率可能会极大化，也就是说为了降低误识率，生物信息少量改变的系统可能拒绝识别，反之亦然，怕错过可能导致误认。系统性的悖论总体是一个小概率，对一个人而言可能很小，但对一个庞大的系统，就会成为大数定律，各种误识和拒识必然大量发生。

刑侦利用指纹确定罪犯没有问题，百万分之一的误差在刑侦中几乎可以忽略，但是，如果用于银行账户识别则问题很大。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即使只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也意味着有1000多个重复的，这个概率在银行系统中是不能接受的。即使是在刑侦中，也出现过因为特征值不够而鉴定出错的情况。这就是当年银行搞指纹系统出现的问题，手机是一对一，网络的密码可是一对多，不法分子拿它找到人的指纹，在网络计算机上搜索枚举，会有很多近似的被误识别，很多人的指纹密码就会被攻破。这与数字密码完全不同，百万分之一概率的数字密码只不过6位，现在网络密码都让使用者增加强度多设几位，设9位密码就是十亿分之一了；如果密码以字母和数字组合，6位密码就是十亿分之一以下的概率。

生物识别技术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仿真。各种生物识别技术研发者都说仿真不了，手指被砍下来与长在手上不一样，等等。生命体本身难以仿真重构，但生物特征信息是可以仿真重构的，尤其是变成网络体系里的电子信息信号就更容易了。这里且不说制作指模、脸模的技术进步很快，已经与人体健康状态自然差别可比，更关键的是这个仿真不单单是仿真生物体，更多是仿真生物体的电子信号。描述身体特征的电子信号是可以网络仿真的，因为这些生物识别信息需要在网络上传播，只要传播就可能被截取、仿真。生物特征的规律是自然规律，一些人用各种手段采集生物特征数据，生物特征是公开的，采集器所形成的电子信号规则也是公开的，而且这个电子信号很容易得到。黑客在个人的电脑中植入潜伏木马，截获机主的生物识别信号，存在网络上，想仿真冒用机主的身份，只需再度出具这些身份识别信号就可以了，不需要生物体存在。而数字密码则不同，它在系统内传输，每一次验证是双方共同对一个相同的随机数进行运算，比对运算的结果，每一次传输的验证数据都不一样，没有密码对这个数据根本无法解读，下次也无法仿真，截获这个结果毫无意义。

生物识别技术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不可撤销性。如果是数字密码，我们发现有泄密的风险，更换一个就可以了——安全要求高的保密体系密码需要定期更换，但生物特征能够更换吗？即使整容，一些根本的生物特征也改不了。如果大规模应用生物识别技术，一旦网站的服务器被黑客非法进入，这些生物特征数据信息被泄露后是无法更改、更换的，必须与黑客共享，而且今后的各种应用也一直要与黑客共享。把个人的生物信息给了某个网站或某个应用，大数据分析还可以进入其他所有的应用了解其账户，这多么可怕！再进一步分析，如果我们都成了网络的透明人，个人的生物信息再被别人掌握、仿真且不能撤销，将来带来的灾难很可能是爆炸式的。

综上所述，生物识别技术在网络上大规模使用的背后没有大家想的那样美好。鉴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大规模应用于网络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必须在应用时慎重。本人建议，各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仅用于国家安全保障的特殊场合、特殊应用，或者是手机指纹识别、单位考勤打卡这样的私有专用设备的简单应用之上。

B.人脸识别应用是隐私噩梦

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个人的身份结合了以后，我们将完全透明。生物学特征是无法改变的，比如人脸。毕竟我们不是戴面纱的族群，即使戴面纱眼睛也总要露出来，这样便可以记录虹膜。

建立人脸库的人脸从哪儿来？我们的面部信息会被算法公司商用吗？这样的担忧在人脸识别技术最发达的美国最先引发。2016年6月，美国消费者权益组织退出了长达一年的面部识别技术监管研讨会，原因就在于“你的脸被刷走要不要你同意？”在这一点上，消费者权益组织与技术方争执不休。人脸库一旦建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美国可是网络匿名的国家，要是在我国“网络透明”的情况下结合人脸识别会怎样？

《经济学人》副主编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撰文指出：

现在的人脸识别为AI技术的负面效应提供了一个例子。由AI引发的伦理和监管窘境并不是理论上的：它们已经发生了，就在你的智能手机里。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在实际操作中，在面部识别前是否需要征求对方的同意，科技公司目前分成了两派。Facebook表示，用户如果不愿被纳入该公司的面部信息数据库需要主动提出，这意味着，默认这些信息将被纳入数据库。另一方面，微软表示在进行面部识别之前，会征求用户的同意。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人们隐私意识的提升，人脸识别授权将成为人脸识别算法商们无法回避的话题。科技公司本身已经是人脸识别的技术拥有者，利益集团尚且如此，那真实情况将更加堪忧。在网络实名制下，网站知道你的实名信息，这将比美国更加可怕。

我们现在对隐私还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你的位置信息，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软件获取信息、哪些软件可以获取信息，一旦人脸信息与身份结合起来，那么，各种摄像头就不为个人所控制，到处都可以进行摄像识别。有时你会走入很多私人空间，比如各种店铺，有人要是想收集信息，给点钱就可以了，你的行踪根本不知道会被谁掌握。

有些高档场所的门童或接待有潜规则的灰色收入，他们就盯着名人或者与其同行的人，将这些信息卖给狗仔队、媒体等。现在网络透明以后，不需要他们这样的眼线了，不仅仅是名人，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被记录的对象、隐私外泄的对象、商业渔利的目标，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视频音频仿真技术飞速进步，能够实现真人的视频音频仿真，也就是说可以完全仿真出一个视频音频的你，让你的亲人听不出来看不出来，很有可能被应用于侵害他人的利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诈骗者仿真出来一个你家人的求救视频，说你家人被绑架了，同时定位了你的位置，让你不挂断电话立即付款，否则家人挨刀，你能怎么办？还可以仿真出你干坏事的录像来污蔑你，可以仿真出你的不雅视频敲诈你，可以仿真出你的商业伙伴来欺骗你。以后你接到亲朋好友的电话，你都不能够确定那个人究竟是你的朋友还是骗子仿真出来的，就如现在你如果不经过专业的技术分辨，就很难看出图片是不是PS的，这将多么可怕！要是这些仿真的内容与他们的身份信息对应，整个社会失去了通信公信力，会怎样？

更可怕的是人工指纹的指模，制作成功的指模是可以打开手机指纹密码的。2016中国网络安全（上海）论坛上，有关部门做了现场演示。技术成熟的结果就是依靠指纹保护的系统将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如果黑客、黑市搞到公民的指纹信息，指模制作黑市化，就如同手机卡被轻而易举地复制一样，很可能导致采集的指纹证据全面不可信，未来刑侦系统将可能瘫痪。因为犯罪分子完全可以采集相关人的指模来作案，伪造他人指纹来栽赃，而且在人脸数字信息外泄后，模拟出来的面膜假面，在摄像头面前也会让整个系统的监控失效。透明之下，假面和指模具体地对应于罪犯需要对应的某个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陷害的对象，安全感全无。现代刑侦的各种生物识别都要陷入困境。如果刑侦系统瘫痪，社会秩序就要大乱，国家政权就要有巨大危机。

所以，人脸识别技术与身份识别的结合是不能滥用的，不能随便给各种商业网站使用，网络透明下的危害是无法弥补的。

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将无法控制。

C.生物特征信息识别只能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本人在2000年前，参与了某银行的指纹卡项目，对生物特征作为识别手段的问题就有深刻认识。可是很多人对此的理解是似是而非的，比如有人说可以整容逃避人脸识别，但其实人脸的模糊识别依靠外科整形还真的不容易逃避，反而可以通过这个技术验证是整容还是换人了。整容只不过是对某个、某几个特征值的改变，其他的不变。

为了提高安全性，即使我们现在的网络强大，足够安全，但新技术日新月异、发展极快，谁能够说几十年后不会被破解？一旦被破解或者泄密，不像数字密码那样可以重新置换，或是通过升级位数变得复杂而与之对抗。

有人建议，可以多重验证，比如密码和生物特征同时使用，这样不就安全了吗？而问题不是那样简单，生物特征应当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最后的救济手段，一定要掌握在特别部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才是问题核心！

为何说生物特征信息识别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的密码丢失，身份证丢失，别人盗用你的身份信息给你造成巨大损失，或者别人假冒你的身份犯罪，你该怎么办？现在是到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有你的身份信息和生物识别信息，采用人工比对的方式即可验证。如果这些信息外流，或者放到网络上，各种网络处理都使用了你的正确信息，现在的技术还可以仿真出你进行操作的视频，而且这个仿真视频的技术已经成熟，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现在的网络霸权、网络资本极为发达，这些生物特征信息一旦放到网络上被网络资本掌握，它们将拥有和政权一样的社会公共管理能力，而一旦网络上出现问题，我们的政府却没有了最后的救济手段。

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美，但也是只能看不能做。

美国网络是匿名的，禁止收集公民的线下社保号码、驾照号码等信息；实名制的欧盟数字化国家管理典范爱沙尼亚，采用虚拟身份制而不是把公民生物特征信息放置网上，作为数字化社会的识别标志。

为了我们的隐私安全，这些生物特征信息上不上网的斗争是很残酷的。手机使用指纹作为开机的密码，谁知道手机生产商是否将密码在后台给谁共享或存储？手机实名制，如果公民的指纹被某厂商掌握控制，将是什么后果？本人只用国产手机，没有使用与美国情报机构共享信息的苹果手机，但又有多少人的指纹被“苹果”掌握呢？

这些事情真的细思极恐！

因此，我们需要提高网络安全的认知度。生物信息是我们公民的隐私和国家公共安全最后的救济手段，这个权柄有关部门绝对不能放弃，要通过立法加强管理。

最后，在这里转载陈彪先生［上海防灾安全策略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网络空间安全（上海）论坛组委会执行主任］的评论：

商业手段替代国家顶层设计，必须谨慎。身份证管理上的混乱，已经是公开的事实。身份证治理，从何入手？是从上位入手还是下位入手，这是一个国家事权上的智慧问题，绝对不是技术问题，更不是一家研究所事业部可以擅自主张的。根据国家身份证法律规定，身份证是现实社会唯一的法定身份文件。这具有排他性，也就有了安全性。公安部采取身份证后台比对的技术，就是保障安全也保证便利。任何便利的商业手段，都不能允许冲击摇撼国家身份证管理制度。这次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事业部，使用市场上最新尝试而且应用还很不成熟的刷脸技术，改变身份证管理的基石，这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实验数据。公开宣布这一消息，直接摇撼国家身份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事涉国家安全大局。这是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下属事业部的实验技术，不是公安部的决定，更没有通过全国人大的法定程序。混乱再用混乱治，屋漏更遭连夜雨。说到底，还是利益驱使！媒体炒作吸睛，公安自毁长城，很笑话！我以中国网络空间安全（上海）论坛组委会执行主任的身份，发出上述呼吁，希望国家重视顶层设计，要有智慧，不要为产业利益所驱使！

D.国家对滥用生物特征识别出手了

看到国家对人脸识别隐私的认定，笔者想起了与公安部主要负责人的对话。中国的人脸识别会滥用，与某些人、某些单位的私利是分不开的。因此，要保护我们的网络安全，要限制网络资本的无序扩张，多么困难。

关于人脸识别的危害，五年前《网络霸权》一书写它的问题时，很多人在群嘲，现在已经应验了。

为什么本人建议人脸识别信息一定要隐私？因为人脸识别已经涉及你财富的流转，已经成为你的各种交易密码，肯定不只是个人信息，而是隐私！

走在大街上，一个人的脸大家都可以看，但要是你靠近盯住人家的脸去看，起码是不礼貌的，可能就要被人说非礼耍流氓了。

人脸识别的滥用，就是一些利益集团导致的。我们人脸识别要做，但只能国家部门做，不能给权力让社会放开去干，不能给网络平台用于资本无序扩张。

可以看到，《民法典》对此表述非常清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是不同的权利内容。

对人脸识别的滥用，法律和公序良俗都是有普遍认知的。还是那句话，美女可以天天在街上走，美女那张脸可以在街上到处晃，但你要是近距离盯住，去看人家脸上的细节，化妆了没有、有没有整容，就是侵犯隐私，算是耍流氓。我们现在反对个人隐私的泄露，背后就是反对大数据杀熟。

7.透明可怕的元宇宙底层技术

技术就是一把双刃剑。元宇宙各种商业模式的底层技术，主要是区块链和云计算，而它们也让我们在元宇宙中透明。

区块链（Blockchain）是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数字货币是元宇宙中交易的根本，而且还发展出了数字产权NFT和智能合约。区块链像一个数据库账本，记载所有的交易记录。区块链在网络上是公开的，可以在每一个离线比特币钱包数据中查询。

元宇宙相关的计算在云端完成。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基于网络相关服务增加、使用和交付的模式，通常涉及提供动态易扩展且虚拟化的资源。云是网络、因特网的一种比喻说法。过去在图中往往用云来表示电信网，后来也用云来抽象表示网络和底层基础设施。

元宇宙的这些技术带来的是去中心化，将各种信息存储在公开的多个地方，并且在多个地方进行处理。如果个人的隐私变成透明的，如果这些信息被区块链和云计算处理，则意味着个人的隐私信息在各个区块留下了永恒的记录，是无法抹掉的，然而这些信息在各个区块可以被别人方便得到。云计算之所以用“云”这个比喻，就是因为在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时候，个人信息在网络的具体位置我们不知道，就像在云端一样；但是云端的高层级网络平台和管理者是知道的，是可以应用大数据的，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元宇宙能够独立运转，有自己的经济模式，背后靠的就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之所以变成数字货币交易的底层技术，就是由于交易的信息无法更改，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交易。这样的交易实际上是让个人的商业行为变得透明。如果网络是实名制，实名信息也在网络上变得透明，这意味着个人的线下信息都是透明且不可修改的，可以被公开查阅。那么，元宇宙的安全性在哪里？

我们还要注意到，元宇宙下国外交易者的身份在网络上是匿名的，这样的匿名身份对网络的区块链和云计算而言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实名制与透明制、网络线上与线下完全对应的问题，以前在网络实名制建立的时候是没有的，而现在有了。面对技术的更新，需要重新思考，政策需要跟上技术的步伐。

8.网络透明让虚拟瓜分的实体财富

网络透明制，即我们将实名信息给了网站，网站通过网络把我们的线下信息完全掌握，我们成为网络上的透明人。在透明的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

我们可以通过熵的概念来理解上述情况。信息熵的概念提出以后，网络透明就是建立了更好的网络秩序，是网络熵减，是负熵带来的价值，而这个价值被网络的资本、机构、网站和美国因特网攫取，我们个人没有占有，甚至为此付出代价：你对网络透明，你的安全性降低，你的熵增变大。

更进一步讲，我们在网络中透明，有些网络是不透明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风险不对等。虚拟经济经常是以承担风险来获得价值，在信息体系当中很多交易是零和博弈，市场的公平建立在市场信息充分的假设上。如果信息不充分，那么市场就是一个赌场或者骗局；而网络透明度不同，意味着在网络主导的这个市场上，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已经不存在，对透明的你就是一种掠夺。

我们的实体经济对网络透明，但网络背后的美国虚拟经济不对我们透明，这个信息不对称导致我们向美国的虚拟经济输送利益。美国虚拟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不断为之输送利益的基础上。

如今，世界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它们最希望的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捆绑，这样它们的虚拟经济的变化就能够影响实体，就可以使用它们创造出来的虚拟价值来交换实体财富。而实际上，这些虚拟的信息，本身也来自其他实体信息不对称。“羊毛出在猪身上”，因为已经从直接的剪羊毛变成了间接的薅猪鬃了。

所以在网络透明之下，网络信息不对称，市场便不产生公平而产生掠夺，这样的虚拟经济就是在瓜分实体果实。因此，我们必须建设公平对等的信息环境，避免被瓜分。到了元宇宙时代，在一个虚拟的去中心化的“宇宙”，你透明的信息可能被各种滥用，甚至让犯罪分子渔利，难道不可怕吗？

9.网络透明最终将把网络变成负能量

网络带给我们社会的正能量是巨大的。中国当今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网络发展带来的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前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在网络上都可以实现。我们不得不说，网络是利好的，但现在我们听到的关于网络的负面东西却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说有了大数据，以后的服务更方便了。你生病了，马上大数据为你定制的医疗服务就来了；而现在大数据则被用来杀熟，你生病了，不是服务来了，而是各种医疗广告来轰炸，你去哪里看病都要被收中介费。非法倒卖个人信息的危害，已经被社会普遍认识。你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变成了虚拟数字产权，在元宇宙中可以用虚拟货币交易，去中心化，你的隐私被交易，也没有法律手段维护你的权利，就如勒索病毒可以肆意勒索比特币一样。

“网络诈骗”这个词语，现在变得越来越热，以前是一些年老糊涂的老头老太太被骗，现在被骗的人群已经向社会各个阶层发展了，有的甚至是大学生和大学教授。这样的诈骗已经不是你所能够简单防范的了，这背后就是网络透明下，个人身份信息流失的结果。在综合了各种信息的大数据面前，骗子建立了对你的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在各种诈骗案当中，骗子掌握你全部的信息，准确到让你不得不相信的地步。

这些骗子之所以能够让你相信，就是因为掌握了你认为知情人才能够掌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之所以能够被骗子掌握，就是因为我们交给了网站实名信息，网站再将这些信息加工后变成所谓的大数据营利。如果没有网络透明制下骗子对受害人的信息不对称，骗子便难以得逞。

网络透明制下骗子总是得逞，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会造成整个网络社会恐慌的，也会增加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让你不要相信任何的陌生人。这样的不信任造成另一个结果，真的有人出了意外，打电话给家人几十次，都被当作了骗子。社会总效率在网络时代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前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打电话就会被当作骗子，解释成本上升。

对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政府的社会管理很多时候需要利用先进的通信手段完成，比如政府给我们短信通知，在政府网络上公示信息等。但随着冒充政府或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网络精准诈骗的兴起，政府给当事人、相关人打电话，也变得非常困难。多次被当作骗子以后，政府的管理成本大幅度增加，既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又损害了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能力。

网络诈骗让社会不相信网络信息，让社会不相信网络信息衍生的相关电话等，整个社会的效率因此下降，网络所带来的就不是正能量而是负能量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打击网络诈骗，这个公信力的丧失一定比你预计得要快得多。

韩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改造国民的身份系统，代价是巨大的，中国如果走到这一步，代价会更大，因为成本是按照人数非线性快速增加的。而韩国愿意花费巨资改变网络透明的现状，背后就是韩国已经认识到如果走到网络公信力沦丧的那一天，国家竞争力和未来发展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前面讲过，世界上也不乏成功的范例，爱沙尼亚的数字社会，采取网络虚拟身份证的各种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不能继续让网络不受限制地透明下去，让我们的信息在网络上透明，与世界上网络匿名制的国家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