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差异

想要最简单、直接地了解特定文化对某一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所起的作用，势必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其中的一大障碍在于，时兴的思想观念固守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否认一些文化的相对先进性，并将群体取得的进步视为“社会”境遇的结果。尽管少数群体或被征服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其他民族、国家的巨大影响，但民族本身并不仅仅是其他民族的行为所塑造的产物。一个民族的长期命运更是很少会被其他民族的政策所左右。外部影响的确可能会重塑一个民族，但是这种影响很少会受个人或集体决策者的直接控制，他们甚至很少能够预知这种影响。暴君独夫能够让一个民族长期蒙受苦难，但他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改造一个民族。大屠杀之后犹太群体的行为（尤其是建立现代以色列国之举）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压迫者即便推行了大规模灭绝，也无法改造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们。

文化涉及的不仅仅是态度，还涵盖了技能、语言和习俗。然而，如果想通过调查态度来衡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会忽略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文化体现在行为之中，而不是在嘴皮子上。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现在人们为了追求一些目标而又不得不放弃另一些目标的时候，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及付出怎样的牺牲。由于参与态度调查并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所以很多群体声称其所追求的事物也存在着诸多的相同。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如果会因此牺牲一些东西，则未必会做出同样的权衡取舍。形形色色的文化普遍都对教育和人身安全颇为重视，但是就其情愿付出的代价而言，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态度可谓千差万别。

文化相对主义的严重危害在于，它非但无法有效地改善某一文化在技术领域或其他领域的落后状态，而且也会否认这一情况的存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处于落后地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几代人付出了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得这个在19世纪中叶技术仍然落后于人的国家在20世纪末跻身一流工业国家之列。[24]如果日本人在最初否认自己的国家处于落后的地位，他们在后来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也就无从谈起。

“刻板印象”

我们在理解群体行为特征时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在于，有关群体行为模式特征的任何现象或证据普遍会被冠以“刻板印象”之名。但是任何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结果，如果同一群体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下会取得相同的结果，则可说明它是不可忽视的经验事实。德裔农民在俄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俄国人自然会将此归功于沙皇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殊待遇。[25]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德裔农民在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洪都拉斯、美国、智利和巴拉圭也同样取得了类似的成功，[26]则说明该观点并不足以解释这段历史。同样，如果只是将华人在牙买加零售业的主导地位归功于牙买加所特有的因素，[27]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地球另一端的多个社会当中，华人同样在零售行业占据着主导。

尽管世界各国不乏此类证据，但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将某些群体从事某些特定行业的现象归因于刻意的安排（或强迫）。例如，一位知名的少数族裔专家曾声称，“统治阶层强加的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预先决定了中间商少数族裔的地位”。[28]按照这一观点，这些群体“受指派而从事某一特定行业”[29]，将其归因于群体文化特征的做法不过是种“流行的刻板印象”。[30]然而，考虑到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波兰、牙买加、巴西、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中间商少数族裔的角色“指派”给了犹太人，这样的巧合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不仅犹太群体如此，很多国家的华人、印度古吉拉特人、黎巴嫩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即便我们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一种巧合，那么还有一个疑问依然悬而未决，那就是“社会”是如何向相关群体“指派”特定行业所需技能的？如果说在俄罗斯、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德裔族群是受到“指派”而从事钢琴制造，他们又是如何学会相关技能的？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意大利建筑师、苏格兰医师以及爱尔兰政治家——这些群体的足迹遍及多个国家，按此说法也是因“受到指派”而从事各自的行业。“族群指派论”也很难解释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因族群规模太小而遭社会忽视的族群（如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亚人或生活在加拿大的马其顿人）也最终会集中从事某些职业。[31]在美国社会，人数稀少的韩裔群体曾经并不起眼，但在他们大量涌入零售业（尤其是内城社区的零售店铺）之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32]

尽管“指派”理论本身颇为含糊，既无具体机制，亦不能够反驳其他假设的实证检验，但它可以支持“群体差异模式必定是由周围社会环境和社会刻板印象所致”的观点，因此不难理解这一理论为什么会存在。但是，“指派”理论先入为主地否认了各个群体所特有的价值观和特征的存在，这一预设如同一切刻板印象一样随意武断。即便区分群体特征的证据并不是工作或研究的专长领域、酗酒的比例或名下拥有企业情况的经验事实，而只是在某些地区的观察所见（如德裔群体勤奋、诚实），但在现代大众传媒尚未出现、不同社会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给人的刻板印象之前，数量众多的国家（包括相距甚远的巴西和俄罗斯，或是澳大利亚和美国[33]）便已形成了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因此，将这些观察所见斥为“刻板印象”之论也越发站不住脚。如果这些印象仅仅是刻板印象，那么这些相距遥远、迥然不同的社会为什么会对同样的群体形成同样的印象呢？

即便是在同一社会当中，如果一个群体内部和外部都对其持有相同看法，那么我们也很难将这些看法归为无知的刻板印象。例如，马来西亚华人自视“节俭”的行为，在马来人看来可能是“吝啬”，而二者所指的其实是同一行为模式，尽管其言外之意并不相同。与之相反，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在经济上并不成功的群体（如印度的阿萨姆人和马哈拉施特拉人、尼日利亚的豪萨-富拉尼人、特立尼达的克里奥尔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认为是其自身不思进取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导致了他们在同本国其他更具进取心、更重视教育、更有生意头脑的群体竞争的过程中败下阵来。[34]

可以看到，同一群体在相距遥远、迥然不同的社会之中表现出相同行为模式的情况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顽守“刻板印象”的教条，则有失严谨。显然，人们并不会将所有涉及每个种族或民族的观点都视为真理并予以接纳。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根据经验证据对某种看法的潜在影响进行验证，如其结果与事实不符，则应摒弃这一看法。例如，如果有人认为“中间商少数族裔导致价格和利率高于合理水平”，但又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少数族裔遭到驱逐之后，依然存在价格上涨、利率上升的问题，这些证据就可揭露这一观点的不合理之处。[35]同样，如果有经验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观点，我们则不应予以忽视或教条地加以否定。

即便所有种族拥有完全相同的先天潜力，人们在创造有形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的过程中所依靠的也并非此类抽象的潜力，而是已经得到开发的能力。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迥然不同，因此不同民族掌握的技能也是千差万别。

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民族无法学习航海大国的技能，因纽特人也无从习得热带地区所产原料的加工技术。欧洲大陆所拥有的地理条件几乎在方方面面都优于非洲大陆：便利的航道、丰沃的土壤、充沛的降雨，并且当地的气候也不会滋生能够导致人畜感染的热带致命疾病。[36]欧洲拥有多条水深流缓的江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洲河流数量相对较少，且不乏急流和瀑布。考虑到水运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些条件必然会对两块大陆的经济和文化产生影响。欧洲较为贫困的地区也同样缺乏这些地理优势——这些地区或是远离海洋、河流封冻期漫长（如俄罗斯），或是河流水量很小、降雨稀少（如伊比利亚半岛），或是因山脉阻隔导致文化和经济支离破碎（如巴尔干半岛）。难道这些情况也都只是巧合而已？

当然，其中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地理差异只是其中一种，但是单单这一因素便足以导致不同民族难以获得均等或相同的技能。同样，它们也难以获得均等的自然资源、实现均等的文化发展。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全球各地的影响因素（包括历史的偶然）颇为相近。并非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能出现成吉思汗，同样也不可能拥有同等储量的石油、黄金或铁矿石。这些差异产生的影响可谓数不胜数，更遑论详细描述了。但是，如果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能够形成整齐划一的能力，使我们确信所看到的群体差异都是观察者自身的偏见，并将其斥为“刻板印象”，这也未免太过巧合。

经济差异

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是最为显著的差异，它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或职业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工效上。如前文所述，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亚，橡胶种植园雇用的未受过教育、缺乏技能的劳工当中，华人的产出是马来人的两倍以上。[37]因此，华人的收入达到了马来人的两倍以上也就不足为奇了。[38]远在英属圭亚那的种植园的华工也比印度裔工人更受青睐。[39]在19世纪，参与修建法国首条铁路的英国劳工平均运土量达到了法国劳工的三到四倍。[40]

对比不同的国家，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事实上，即便国家之间的确存在巨大的经济差异，这些差异也往往不足以反映不同文化在经济效能上的差异。例如，仅仅对比英国文化和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史甚至对比英国和西葡两国的分支社会（如阿根廷或巴西），并不足以评估两种文化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原因在于，驱动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技术以及来自非伊比利亚国家（如英、德、日及其他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的移民。[41]

与之类似，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成了推动俄国工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国内的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如德裔和犹太人）以及外国资本家（和他们带来的技术）。[42]在东南亚，欧洲人、美国人和华人历来是推动当地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非洲，赶走了欧洲人（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因政策间接导致）的新兴独立国家遭遇了经济上的失败，而留住了欧洲人的国家则普遍得到了发展。[43]

如想检验不同文化在经济方面（或其他领域）的相对效能，最理想的测试方法就是分析它们在没有外来人员、没有外来技术协助的孤立状态下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但无论是在今天，还是过去的几个世纪，想要对各国开展此类实验室测试都绝无可能。我们不仅应当承认历史整体而言颇为复杂，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认识到我们最终往往会低估文化差异的影响，而非夸大这种影响。

一些文献著者对不同民族在经济效能上的文化差异颇为轻描淡写，仅仅将其在技能上和表现上的差异界定为“阶层”差异，并断言在“阶层”差异恒常的情况下，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对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44]换言之，一旦群体间的技能差异、表现差异得到消弭，那么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异也会趋于消失。谁能想到别的呢？将能力的差异称为“阶层”差异颇为庸俗，因为我们无法用技能去定义阶层。一位身无任何经济技能却继承了大笔财产的百万富翁，与一位无技傍身的贫困人士所处的社会阶层并不相同。尽管外科医生和工程师掌握的技能类型颇为不同，但我们仍可将他们归为同一阶层。

毫无疑问，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掌握的经济技能也各不相同，但这些技能也同样会因族群而异、因国家而异。不同的是，族群和国家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任何关于技能的武断定义。此外，一些移民群体在初来乍到的时候，其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于周边人群，但是他们会逐渐凭借自身的技能、工作习惯，或是其他经济表现的差异，最终实现反超，借助技能、能力或表现实现阶层的跃迁。就学业表现而言，一些族群在某些领域超过了其他族群的较高阶层——这一点在各式各样的智力测试当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例如，在1981年参加SAT（学习能力倾向测试）的美国考生当中，低收入亚裔家庭考生的数学成绩好于家庭收入水平数倍于他们的黑人考生、墨西哥裔考生和印第安裔考生。[45]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复杂的群体间模式归结为“阶层”差异。但这种理解也表明，想要逃避种族差异的现实是多么的困难，以及一些人有多么希望现实会是另一番境况。

尽管不同文化的民族经济工效差异巨大，但是这些差异也并非一成不变，更不会代代沿袭。19世纪早期，德国人的工业技术远落后于英国人，德国最早的铁路和钢铁厂不仅要依靠英国人建造，还需要交由后者运营管理。然而，德国人只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实现了反超。美国也花了大致相同的时间做到了这一点。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便从模仿者转型成了创新者。仅举一例，1948年，尼康出产的第一台相机明目张胆地模仿了德国的康泰时相机；而随着尼康的进一步发展，这家日本企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商业上，都完全超越了它最初模仿的对象。[46]

技术、知识和技能从产出之地向其匮乏之地传播是经济进程当中的一种正常的趋势。收益递减规律揭示了在任何生产要素供应充足的地方，其回报都会趋于下降；而在其供应稀缺的地方，其回报则会趋于上升。正如水面会依势涨落一样，供应充足的要素往往会流向其供应稀缺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正是因为这些要素颇为稀缺，其生产率和回报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因此，资本、技能、组织、技术或劳动力往往趋于流入其供给尤为稀缺的地区和文化。但正是因为这些技能和要素颇为稀缺，也颇具价值，掌握了这些要素的人才得以过上比当地民众更为富足的生活，这往往又会引发负面的政治反应甚至暴力事件。正如在沙皇俄国工业化时期，外来民族在建设这个国家的同时，也曾饱受本地民族的憎恨和谴责，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会遭到袭击。[47]

不同群体在工效方面的差异引发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反应。一些国家将经济上能够创造效益，但政治上又会引发反感的生产要素拒之门外，甚至驱逐出境——即便此举可能会导致和平人士遭到大肆的无情驱逐。在过去的很多世纪当中，任何一个大洲都发生过这类事件——无论双方的体貌外形差异颇为显著，还是仅凭肉眼并不能加以区分。不仅只有富裕社会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急需此类技能的贫困国家也同样如此。在嫉妒心理的支配下，一些群体可能会开展政治动员，通过法律方式限制高工效群体，并为无法与其竞争的群体出台优惠政策，致使前者遭到大规模驱逐，财产被没收，并遭受群体暴力。在文化高度多元的社会中，这类反应颇为常见——无论其所针对的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俄罗斯的德裔、秘鲁的日裔、尼日利亚北部的伊博人、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德国的犹太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还是其他多个地区的诸多族群。

对经济差异的政治感知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种族和民族的范畴。尽管高生产率能够极大地提升一个国家的物质福祉、民众健康和文化机遇，但是为此做出贡献的人反而可能会遭受政治和身体上的怨恨、憎恶和袭击。几个世纪以来，掌握着技能和学科知识的人士推动着经济的进步，人们却认为他们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历史也一再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国家往往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有人在政治上对创办企业的商人大加指责，认为他们“控制”或“垄断”了经济活动。尽管这些人贡献了额外的经济产出，他们却被视为造成经济损失的罪魁祸首——如果他们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国外，此类指责之声更会不绝于耳。因此，有人将东非的印度族裔视为“束缚”了本地工商业的罪魁祸首——仿佛本地工商业的存在非但与印度裔无关，反而还深受其害。与之类似，华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族群的贡献也同样遭到了抹杀。他们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被视作理所当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由此形成的富足阶层、国家或族群却遭人猜疑，甚至被视为恶毒的化身。

技术转移

如果文化之间进行的生产优势转移只是将冷冰冰的技术，而非活生生的人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那么这种转移也不会在社会层面引发太多反感或在政治层面遭受过多抵制，而外来人士如果定居当地并过上富足的生活，则很容易遭到嫉恨。然而，不同的文化对技术转移的接纳程度各不相同，在技术掌握、自主开发方面更是如此。如果输出技术的发达社会同接受技术的社会在文化上颇为相近，则有助于促成技术转移。但是一些文化迥异的社会也对技术引进持接纳态度。例如，英国的技术不仅在美国落地生根，在日本也得以发展。

18世纪后期，英国纺织制造技术很快便传入美国。到了19世纪，英国冶铁技术和炼钢技术以及铁路技术也同样迅速传入美国。在纺织制造领域，美国最早的骡机是在1783年从英国偷运入境的。10年之后，纽约便已开始生产、销售这类机器及其他类型的纺纱机。[48]19世纪50年代，英国钢铁制造业推行了具有革命性影响的贝塞麦炼钢法，美国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并在19世纪70年代末一举超越了欧洲各国。[49]在铁路机车制造行业，美国机械工程师们的赶超更为迅速——只用了大约10年时间，便生产出堪与英国产品媲美的机车，并逐步将英国产品挤出美国市场。[50]在英国将无烟煤用于生铁制造之后不到5年的时间内，美国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51]

从英国到美国的技术转移代表一种极为理想的情形：两国语言相同、文化传统相似、思维习惯相近。但是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也同样牵涉大量的人员流动。例如，美国曾有大批工程师赴英考察，他们学习了英国铁路机车制造工艺，并开启了美国机车制造的先河。[52]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的技术人员和工匠往返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充当了技术传播者的角色。[53]日本曾经面临着更为显著的技术差距、文化差距，但是该国最终克服了种种挑战，取得了成功——就此而言，其表现超越了一些在文化上同英国更为相近的欧洲国家或欧洲的海外分支社会。19世纪中叶，在佩里准将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然而就在彼时，这个封闭的社会仍同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其中一点表现在，当佩里准将向一位武士赠送一辆等比例火车模型时，日本人的反应如下：

最开始，这些日本人都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胆怯地盯着这辆火车，发动机开动的时候，他们都惊呼了起来，倒抽了一口气。很快，他们就凑到了跟前，仔细地端详、触摸、乘坐，整整一天都是如此。[54]

一个世纪之后，日本的“子弹头列车”成为世界一大技术奇迹，令美国的技术相形见绌。就在这一技术问世之前，日本积极地推动大规模的技术转型，积极吸纳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19世纪引领全球的英国技术。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在很多情况下，是实践经验而非科学理论推动了技术发展。因此，技术转移的过程也会牵涉拥有实践经验的人员的流动。尽管彼时实践知识和经验尤为重要，技术人员和工匠发挥了主导作用，[55]但随着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逐渐兴起，此类技术及相关科学的正规教育也变得愈加重要。随着低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技术更为先进的国家、就读于当地的高等学府和技术学院，正规教育也逐渐成了国际技术转移的一大重要途径。长期以来，除了这两种方法之外，技术转移的其他形式还包括书籍、期刊以及普遍存在的工业间谍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正规教育价格不菲，但是试错式的学习方法也同样需要高昂的间接成本——无论是导致效率低下，还是造成设备损坏。

例如，在19世纪的日本，与其从英国进口一台先进棉纺设备，还不如同时进口两台体量更小、更易操作的机器，原因在于，彼时日本的技术人员极为匮乏，无力进行先进技术的维护。[56]当时还出现了因染工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在使用进口染料时造成织物损坏的情况。直到日本政府派遣学生前往海外学习化学之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改观。[57]此外，由于日本早期的工程师水平欠佳，他们所设计的棉纺厂房也是问题频出，厂房建成之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修缮，该项支出也同样数额不菲。[58]此外，工人所应具备的一般技能也同样严重匮乏，这导致机器损坏、停工维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5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技能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到了1880年，大多数在日工作的外籍火车机车司机都遭到了解雇，取代他们的是学会了这门技术的本土同行。就在同年，一位日本工程师在没有外国工程师帮助的情况下建造了一条连接京都和大津的铁道线路。[60]19世纪90年代，随着一大批赴英深造的工程师学成归来，日本开始自行生产机车，其质量可与英美产品相媲美。[61]

在技术转移的早期阶段，这一过程往往也会伴随着人员的转移，包括设备的安装人员、操作人员、维护人员及相关的培训人员。因此，在19世纪的法国、德国、丹麦和俄国，造船厂的很多技术人员、工人和工头都是英国人。[62]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工业化计划高度依赖于来自西欧和美国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早期共产主义经济体系下的部分地区也存在同样的情形。[63]

对于技术转移，不同技术输入国的反应可能迥然不同：一些国家只会消极被动地接受产品或技术；有的国家则会积极地进行适配，并进一步发展所学技术，对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进行深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只是被动接受现代产品、现代技术，而19世纪的日本则重复利用了西方技术，并在20世纪后期多个领域实现了对西方的反超。为什么一些文化能够更好地接纳、适应其他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一问题的答案尚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不同——正如它们在其他诸多方面也同样如此。连负责技术转移的官员们都天真地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获取，[64]但事实上，其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的利用。强调“无法获取技术”只是一些民族为了推卸因果责任的一种托词。在大众传媒时代，多语种书籍在全世界发行、国际学生交流频繁、资本市场遍布全球、跨国公司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获取很少会成为问题。

同样清楚的是，在某一特定历史节点，一些文化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这一优势不仅存在于某些单独的进程之中，也存在于整个技术和知识领域。在很多世纪以前，日本不仅引入了中国的书写系统和哲学理念，还引入了中国的棉花种植和纺纱织造技术等寻常技艺。[65]在近代，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扭转，在很多方面也同样如此。在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两国之间存在着真真正正且影响颇深的巨大技术差距，尽管这种差距的存在并不长久——如果长久存在这种差距，则可能会表明不同民族的确存在着先天方面的能力差异。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欧洲：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一举成为新技术净出口国之前，英国也曾对欧洲大陆的技术进口颇为倚赖。[66]在这些例子当中，两方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且涉及的范围也颇为广泛，涵盖了各式各样的技术。在中世纪时期，欧洲文明广泛地从伊斯兰世界汲取了大量的知识，所学内容包括天文学、哲学、数学、手工艺和农业。[67]与上述例子类似，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知识流动的方向出现了变化。在一些情况下，从历史的角度衡量，这种扭转的发生过程相对短暂：19世纪，德国的工程师们曾经赴英学习造船技术，但到了20世纪初，他们又前往英国，这一次则是为了教授英国人相关技术。[68]

无论人们对其他文化的技术转移表现出怎样不同的反应，总体而言，相较于外来人员的迁入，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技术的转移——如果移民们继续保持鲜明的群体特征，而且未被同化，人们的态度就更是如此了。换言之，相对于高技能移民，人们对精密机器的反感程度更低。但是，如果有人将国外生产或外资所有的机器视为其产地人能力的体现，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机器也可能会成为人们反感的对象。例如，阿根廷曾在英资铁路收归国有之后，便宣布开展举国庆祝活动。[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