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种世界观

无论是之于当今各国的重大事件，还是之于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种族差异、民族差异以及文化差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一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还是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差异、文明差异，都反映了历史之中无处不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不同之处，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化模式对人类的经济进步、社会进步的总体影响。

通常来说，每个民族都自有一套应对经济、社会生活之需的技能，以及判断人生目标高下的价值观念。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些技能和价值观念都会如影随形。尽管时下流行的“社会科学”将“人”视为周边环境的产物或将其视为社会制度影响之下的直接受害者，但是，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征服者群体，都将自身的技能模式和行为模式（他们的文化）带到了最为遥远的地区，带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这些模式往往又会延续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之久。我们如果摆脱一国历史的视野，转而从国际的视角进行审视，就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或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在一国视角的局限之下，我们可能会将犹太人在纽约服装行业崛起兴盛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彼时，大批犹太移民涌入这座城市。[1]然而，我们如果将国际视角（即世界视角）纳入考量，则会发现：早在美国建国之前，犹太人便已经在世界服装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即便算不上行业主导，至少也称得上地位显著——从中世纪的西班牙到近代的澳大利亚，从奥斯曼帝国到俄罗斯帝国，以及在阿根廷、巴西、德国和智利等国，无不如此。[2]与之类似，如果将分析的视角局限于一国之内，我们有可能会将牙买加零售业中华人零售商占据主导的现象归因于该国所特有的一些因素。[3]但是，如果从世界视角对此进行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巴拿马城和秘鲁首都利马等地，华人零售商也同样占据着主导地位。[4]

与此颇为相近的是，在美洲殖民地、沙皇俄国、法国、澳大利亚及英格兰，德裔群体开启了钢琴制造的先河。[5]从斐济到非洲东海岸、从肯尼亚到南非，颇具创业精神的印度古吉拉特人广泛参与，甚至主导了当地的商业活动。[6]意大利渔民不仅在从希腊到西班牙及北非的地中海沿岸从事贸易活动，他们的足迹还远及美国旧金山、阿根廷和澳大利亚。[7]意大利建筑师不仅设计了俄国的克里姆林宫，阿根廷的下水道系统也同样出自他们之手。[8]苏格兰人则在医学知识的国际传播方面厥功至伟：1726年，他们在爱丁堡创办了全欧领先的医学院，后来他们又派出医师远赴俄国及美国弗吉尼亚等地；该校毕业生还在费城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医学院，并在国王学院（后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开设了医学院。[9]

除此以外，还有数不胜数的群体在各国的一些行业中地位显著，甚至占据主导。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证明，想要推动不同群体的成员在行业或机构中平均分布或按比例分布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我们也不能完全将此归咎于排斥或歧视，因为繁荣行业的主导者往往是一些无权无势甚至饱受迫害的少数族群。在奥斯曼帝国漫长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曾被伊斯兰教法明确划为二等公民，但是他们依然成了该国工商业及医药学的主导者。[10]正如日耳曼将领在古罗马军团之中地位显赫，[11]在19世纪80年代，人数约占沙皇俄国人口1%的德裔群体在该国高级军官中所占比例高达40%左右。[12]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也同样是德裔将领负责美军的作战指挥任务。

在世界各地，种族群体或民族群体的文化模式多种多样，在各国反复出现的群体职业模式只是其中一种。如果能从国际视角审视这些群体，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时下流行的“社会科学”的教条所束缚——这些教条蕴含了这样的预设立场：一国对其境内不同群体的职业、经济或任何方面模式的“差异”或“失衡”都负有责任（因此也须承担道德责任）。不仅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就连这些群体的亚群体之间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普遍规律，而非例外情形——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他们自身可以控制的事物之内，也同样存在于会受他人或其他机构影响的事物当中。无论是在同一社会内部，还是在不同社会之间，生育率、饮酒量、在校成绩和行为、自杀率和人均工时产出只是衡量种族、民族群体行为差异的部分指标。即便是单调乏味的手工职业，群体之间也普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亚，在橡胶种植园里劳作的华人劳工采集橡胶汁液的速度是马来工人的两倍以上。[13]

即便整个社会并不了解某一群体内部亚群体的细微分类（比如，“所有黑人看上去都一个样”），这些亚群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也不亚于其所属群体同社会一般民众之间存在的差别。[14]长期以来，苏格兰裔一直是美国社会当中较为富裕的群体，但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苏格兰裔群体又是美国深陷贫困最久的白人群体之一。我们如果只是将视野局限于美国社会，则很容易会将这类反常情况归咎于当地的“客观条件”，或是人们在此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社会学都教条式地采取了这种研究方法。但是，我们如果从国际视角对苏格兰裔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审视，就会清楚地发现：定居阿巴拉契亚的苏格兰裔亚群体与他们的其他同胞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早在他们登上轮船、横渡大洋之前，这种差异便已存在。[15]

历史上，定居巴西的日本移民和定居美国的日本移民也存在着类似的显著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日裔曾经遭到了大规模的拘禁，并且他们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便已饱受歧视之苦。相比之下，生活在巴西的日裔群体则没有遭受过此类严酷的待遇。然而，在美日开战之后，美国日裔却依然对美国颇为忠诚，而巴西日裔对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甚至狂热的支持。如果仅仅将群体视为周边社会以及所受待遇的产物，则很难解释这一情形；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两个群体在离开日本之前已经存在文化上的差异，那么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16]

文化不会随着人们跨越国界或远渡大洋而烟消云散，也未必会因其子孙后代接受了他国的语言、服装和生活方式而荡然无存。

人类的文化史并非特定群体离散历史的简单叠加。由于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形式各异的交流往来（如贸易、移民或征服），一个群体的文化优势会不断传播、惠及他人，其中，最为显著的形式当数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一些情况下，技术及技术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也会传播开来。此外，群体之间的交流往来本身往往就足以打破愚钝的文化偏狭。例如，随着摩尔人征服了中世纪的西班牙，他们不仅带来了包括伊斯兰文明的有形成果，还带来了伊斯兰文明的科学和哲学；此外，他们还颇为注重阿拉伯语的纯洁性。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西班牙的犹太群体也开始重视科学领域，重视希伯来语的纯洁性。尽管当时的西班牙犹太人刚刚涉足科学领域，所做的大多不过是对伊斯兰科学的重复和派生，但从长远来看，这一文化接触为犹太群体大量的智识努力重新确立了方向，在此基础上，后世的犹太人才得以有形形色色的原创性科学发现。[17]

多数情况下，人类的发展体现为不同文化间的彼此借鉴和相互影响。然而，“人类的发展进步”（即便只是在某些领域）还有其言外之意，指的是一些行事方式（一些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行事方式，也就是说，用这些方式人类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某些目标。

应当说，文化差异在不同领域的效力颇为明显，但近年来人们变得不愿探讨这一问题，甚至对此颇为反感。有人甚至还借“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概念对其大加否定。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一些被斥为“原始”的群体曾取得的文化成就，因此，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反感于给民族或文化打上或优或劣的标签。尤其是随着二战中纳粹死亡集中营种族主义暴行被公之于众、令举世震惊，这一反感情绪更是有增无减。而阿拉伯数字不仅不同于罗马数字，而且更优于后者。能够佐证这一点的是，阿拉伯数字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采纳，甚至连源自罗马的各个文明也不例外。

很难想象如何用罗马数字来表达天文距离，或是高等数学里的复杂内容。就算只是用罗马数字来表示美国独立的年份——MDCCLXXVI，它所占据的空间也已经是阿拉伯数字的两倍还多，并且更容易出现运算错误，因为复合罗马数字根据单个数字在序列中的位置进行加减运算。此外，在罗马数字系统中，“0”这一数字并不存在，这对于数学家们来说无疑是一大缺陷。数字系统并非空中楼阁，也并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徽章，它们的存在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学分析，而其中一部分数字系统能够更为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其他文化特征的存在也同样有其社会功用，而并不只是为了给人们冠以文化标签。这些功用往往颇为重要，有些情况下甚至关乎生死。最早赴澳大利亚定居的欧洲人有时会因饥饿或干渴而殒命荒野，而在同样的环境之中，当地土著居民却能毫不费力地找到食物和水源。[18]

在某些领域当中，文化优势最为清晰、显著的表现或许在于，一些民族宁愿放弃自身已有的物品或做法，转而接纳外来的文化。书籍取代了卷轴，枪支取代了弓箭。这些民族将掌握外来文化的人士请到当地暂时或永久定居，为他们传授新的技能，同时，也将本土青年派到国外、送到这些文化的起源地进行学习。这也是日本在开办现代工业、学习现代技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19]几个世纪以来，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工业间谍活动也是如此——尽管英国早在1719年便已立法禁止此类行为。[20]

特定文化对特定事物的有效性可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正是由于古罗马社会更加发达、军事组织更为有序，古罗马军团才能击败规模远大于己的敌军，从而征服古不列颠。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事件（或许大部分事件）。我们也不必断言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在任何领域或任何时候都能处于优势地位。与之相反，几百年甚至数千年以来，引领科学、技术和组织的文明也一直经历着交替更迭。但我们也不必否认，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文化能够对特定事物产生更为有效的作用——即便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可能在其他领域更胜一筹。

当然，文化并不是在世界人口当中随机散布的，而是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当中集中存在。尽管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种族和文化，但我们可以笼统地探讨大致对应社会现实的生物差异和文化差异。

“种族”（race）一词曾被广泛地用于区分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或区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同样也被用于区分肤色、发质等方面迥然相异的群体。二战之后，“种族”的概念则更多地被用于区分存在显著差异的后者，而“民族”（ethnicity）一词则被用于区分白种人、黑种人或黄种人内部的不同群体。然而，这一对种族和民族进行区分的二分法看似精确，实际却颇具误导性。无论是种族概念本身，还是其相关概念，都无法科学、精确地指代基因混合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人类。本书不会采用貌似精确实则不然的二分法，而会采用一般意义上的“种族”一词宽泛地指代一种包含了生物因素的社会现象。

无论从生物角度来看现实情况究竟如何，“种族”作为一种社会概念颇具力量：它能让人们彼此团结，也能让人们彼此分裂。无论是从外表特征就可辨识，还是需要内心感受才能体会，种族塑造出了一个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这些群体充当了文化的集中载体，将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种族和文化的独特性一直存在，但同时这种独特性也在不断地遭受着侵蚀。我们如果想从世界视角看待种族和文化，就应当将二者都考虑在内。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任何群体视为会任凭周围社会留下印记（无论是通过自发行为，还是通过社会工程）的白板一块。与之相反，如果能够从世界视角看待种族和文化，我们就能从一个距离更近也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去审视“社会”这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概念。

人们究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还是“环境”之中？人们是否受到了祖居之地的影响？如果他们的祖先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在某个地方生活了几个世纪，那么这些祖上的客居之地是否会对后人产生影响？如果以“环境”解释群体行为的理论采用“社会”这一宽泛概念，一国对各群体经济、社会状况所负的因果责任或道德责任也会相应变少，想在短期内以政策推动社会变革的希望也会变得更加渺茫。

即便外人无法按其预设模式塑造群体，群体也仍有可能进行自我改变。种族和文化的历史可为我们探究群体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提供种种线索。从长远来看，无论这些变化出现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还是出现在单一的民族国家中，它们的规模都颇为巨大。在长达千年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与欧洲相比，中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遥遥领先；后来，欧洲在这些领域实现了反超，并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都保持着领先的优势。人类所记载的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但是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模式又是文化上的模式。

即使是在技术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文化能在文化上接纳这些技术，也比技术传播本身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它们能够采纳这些技术、使其为己所用、对其加以适配、令其自主发展，一些国家和民族对此颇为热衷。不少国家和民族甘于购买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或仿制这些产品的机器，模仿不断探索技术前沿的国家和民族。一位修读亚洲社会史的学生曾对亚洲做出如是评价——这些话不仅适用于这一地区，也适用于其他地区：

一些群体似乎很轻易地摆脱了原始的生活状态，几乎完完全全地接受了世界主流思维方式，并投身于世界经济之中。而有的群体尽管曾在数百年间在文化上处于领先，但是它们却未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情况。[21]

早在18、19世纪，英国的工业技术曾经领先世界，应用了这些技术的工业产品和生产机器遍及全球，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出现了配备英国技术的铁路和纺织机器。[22]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照搬并发展了英国的技术，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最终超越了英国。

美国和欧洲大陆都借鉴了英国技术，但美国的效果更为突出，其原因在于英美两国不仅语言相同，还承袭了相同的知识传统和文化取向。但是，日本学习西方技术的路径也大致相同——在照搬西方技术、仿造西方商品和机械几十年之后，日本最终走上了技术前沿，并一举成为全球光学和汽车等领域的质量标杆。种族相似性和文化相似性都无法解释日本人为何能够接受西方技术。但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能够或愿意将部分欧洲文化植入本土文化。日本也并非愿意完全模仿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日本都公开表达过对西方诸多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鄙夷之情，将其斥为社会堕落的表现。

同样为欧洲技术的学习者，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方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另一方则是异文异种的民族。显然，在此类情况下，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哪个民族同掌握先进技术的民族更为相似，而是哪个民族能够更好地接纳先进技术。这表明了技术的传播并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分享甚至技术转移。有人认为，技术转移只是技术上的获取，并不涉及文化上的接纳。然而，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大规模国际援助计划遗留下来的只是一台台生锈的机器、一间间废弃的厂房，这也揭示了这一论调的荒谬之处。

即便欠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士在新技术方面训练有素，甚至富于创造力，这也并不足以促使他们的国家接纳外来技术。现代世界往往需要的是基层熟练机械工、电气工和电子技术工——正如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工巧匠为前沿技术人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如果缺少这些条件以及其他能够予以补充的条件，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士也无法发挥自身才干，一部分人干脆选择离开第三世界社会，前往工业更发达的社会，以求更好地发挥个人的知识和才干，获得更多支持、赏识和回报。人才由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它也并不是社会之间存在技术或生活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必然情形。美国人学习英国工业技术以及日本人学习西方技术并未导致两国人才外流欧洲，而是在国内催生了技术精英阶层，从而促进了本土的技术发展。掌握了其他社会先进文化的人才究竟是会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学以致用，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是移民到能够更好地接受新知识的国家，这取决于母国的文化取向，也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决策是会促成新知识的推广，还是会抑制新知识的应用。

简言之，在身为国内少数群体的情况下，民族是周围客观环境的产物；而在国际技术传播的情况下，情况则并非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民族的文化都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即便在某些情况下，某一种文化的关键特征仅仅是对其他文化的接纳。

当然，技术并非决定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工作习惯、储蓄倾向、组织技能、个人卫生、做事态度和自我约束方面的差异都会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产生影响。这些差异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还会影响不同国家。但是，这些差异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通过技术同化、民族迁徙，还是强制推行，文化都会不断地传播扩散。

一些文化为何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抢占先机，从而引领科技或医学的进步？它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极具价值。然而颇为不幸的是，在如今“社会科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想要确定一些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确领先这一事实颇为艰难——无论是想要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文明的文化，还是想要比较同一社会不同种族、民族的不同文化成就。然而，在世界各国，差异的存在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23]尽管其程度大小各异，人们对此的反应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