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生死逃亡

年初三以后,按理该拜年了,糖果、白酒、香烟、茶叶和糍粑等,被兴隆村的妇女们安排得整整齐齐,只等着当家的跋山涉水把它送出去。长河带着阿莲和晓红,还有一袋白糖和一壶白酒,往姐夫家走去。

姐夫问:“长学今天晚上到家,你们晓得不?”

长河感到很惊讶:“你说的是今晚?”

“难道没有告诉你们?”

“家里没安电话,消息不灵通。”

“长学昨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当兵当不动了,部队里最近来了很多年轻人,论精力,他比不过年轻人,论体力,更是比不过。后来他进了炊事班,帮忙劈柴打下手,搞得满脸都是锅灰。当了十几年兵,他也算过够瘾了,刚去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帅小伙,现在都快要熬成一个老男人了,他还没结婚娶老婆,你们不替他着急吗?他马上退伍回来,你们得赶快帮他说个媒呐。”

姐夫说个不停,长河听得心慌不已。

二哥果然回来了,他还是和往年一样高大威猛,身材挺拔如松,额头上方装饰着三七分的发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长相英俊如初,对阿莲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表示过惯了部队的生活,突然回家看到乱糟糟的房子,还有些不习惯。不过家里不能和部队比,部队那是有人时时刻刻盯着,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否则就要记过和处分。他又说,没当过兵的人,不懂什么叫人生,更不懂苦中作乐。他还说,和部队的砖房比起来,家里的土房子看着是丑了些,但暖和得很。他还劝诫长河,要趁年轻多搞点钱,修个像样点的房子。二哥说了很多很多,长河在一旁认真听着,一声不吭。

二哥又说村里的谢媒婆给他介绍了个媳妇,女子姓张,名梦雨,是老洼坪张道士的小女。说到此处,许家的男女老少都兴奋了起来,问:“那女人年龄多大?”

这时许长河却突然插嘴:“阿莲,走,我们找房子去吧!”

二哥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住一块儿吧,人多才热闹。”

“二十七了。二哥继续回答前面的问题。

“怎么还不出嫁,莫非样貌丑陋?”

“听说嫁过人了,男方和她离了,现在又回娘家待着呢?”

“怎么会离呢?莫非她无生育能力?”

“这个还不清楚,要和谢媒婆细谈才知道。”

“离过婚的女人,你也敢要?当心她克夫。”

“我不信那一套,现在改革开放多少年了,你们还在说这些。”

长河也终于说了一句:“二哥说得对,那些都是封建迷信,现在的年轻人不搞那一套。”

于是所有人都没再哆嗦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妇女坐在了许家的堂屋正中央,鸡肉、鱼肉、猪肉、糖果和红包堆满大方桌,那妇女肥得像村里家家户户养的老母猪,左脚蜷缩成一团,搭在右侧大腿上,她嘴里含着瓜子,双手比划着说:“从风水上看,你们许家的位置好着呢,但就是人丁不旺,人少受人欺,张家的女子样貌过得去,大眼睛和樱桃小嘴,正处生育年纪,但就是有点……”

媒婆停顿了几秒,眼神在四面八方转了一圈,仔细端详着许家人的神态。她接着说:“先吃饭,吃完饭再讲。”

二哥连忙招呼着:“对头,对头,别的先不要紧,让谢大姐把饭吃饱了再说。”接着,他从行李袋里拿出一条长烟,递给了媒婆。

媒婆用手推了推,假装在拒绝:“够了,够了,做媒婆的人,就是这么辛苦,做了大半辈子,我也习惯了。”

“这个你肯定要收着,专门买回来送你的遵义烟。”二哥解释道。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遵义牌香烟是好烟啊,公认的好烟,回家后好好尝尝。”媒婆笑得半天合不拢嘴。

终于有一天,一个妇女坐在了许家的灶炉前,穿着红色大棉袄,一头男士短发。她的眼睛很大,但是眼白却占了十分之九,好似一碗白花花的豆腐里掉进了一粒黑芝麻。她不爱说话,家人给她端什么,她就吃什么。几天后,她的身上飘着一股怪异的血腥味。半个月后,那血腥味让人直呕吐,像被抛在荒郊野外的因病而死的老母猪,搞得家里人饭都吃不下,邻居们猜疑她是个活着的死人。

从此,长河一家三口与二哥二嫂这对新婚夫妇组成了一家五口,阿莲负责做饭,长河负责拉黄包车,二哥负责种地,二嫂负责放牛,晚上都聚在灶台前烤火,火焰的温暖挤满了整个房屋,也烧灭了气味怪异的血腥味,蹒跚学步的晓红围着大人们的双腿转圈圈。

第二年,那是一九九七年,阿莲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珊珊,二嫂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光明。珊珊和光明的诞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是新的绝望。那一年,阿莲整日整夜躲在家里,不敢踏出门槛半步,那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珊珊,一遍又一遍地哼着不成曲的歌谣,只为了哄女儿乖乖听话,好好睡眠,没有发出哭啼声,以免被过路人听到后将风声传出去。但是,二哥整日眉开眼笑,巴不得让全村人知道,他终于在接近四十岁的年龄有了一个儿子,从此他再也不会像大哥一样,成为让人们讨论的五保户了。

四季分明的云贵高原迎来了秋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飘落在地上,刚把整个夏天热气扇走的黄色杏叶累趴在地,树上的山楂还有些酸涩,高粱、玉米和小麦在风的吹拂下,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色浪花。在层层梯田上,高原的人们习惯了忙碌。

一天晚上,坎上张家的老爷子握着一根细细的烟筒,突然走了进来,他说:“长河,快跑,他们来了。”

长河吓得惊慌失措,他连忙叫道:“阿莲,走。”

老爷子说:“长河,先去包谷林藏着。”

长河和阿莲一人抱一个孩子,趁着模糊的夜色躲进了一户人家的包谷林。

第二天早上,他们去到了十公里外的姐夫家。黑夜里漫长又艰难的跋涉,使夫妻俩看上去满脸疲惫,狼狈不堪,像两个做了坏事正寻求新的庇护所的孩子。

姐夫家终于见到了长河的两个女儿。老大晓红长着一张圆脸,不爱笑也不爱哭,眼神看着很呆滞。老二珊珊也长着一张圆脸,但眼睛更灵动,嘴角到耳朵的地方,还长了许多胎毛,连线起来正好形成一个大U圈。

长河的姐夫说:“这老二的长相,不简单呐,以后一定有大出息。”

长河的姐姐摇了摇珊珊的小手,又摸了摸她的小脸,说:“珊珊,祝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长大,以后好好报答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好呀?”

长河和阿莲随在场所有人一起乐开了花。

“上前天,我们刚把烤烟卖完。现在烤烟房是空的,只不过有一股霉味,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有得住就行了!”

在姐夫一家的热情招待下,长河一家终于拥有了一个可以寄居的新家:姐夫家的烤烟房。

由于没有种植庄稼,没有生活来源,长河决定去桐梓县城拉黄包车挣点钱。

坐黄包车的往往是一些富裕人,他们有的说着纯正的桐梓话,有的说着夹杂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不尽相同,有的开卖皮厂,有的开羊肉粉店,有的做长途汽车运营公司管理人员,不过外地人来此大都是做煤矿生意的。

长河在拉黄包车的时候,总会和这些人聊上几句。沉浸在与客人的聊天中,长河总是忘记了拉车给肩膀和腰秆带来的疼痛。客人们都喜欢这位身材瘦弱矮小,但力气大过一般人的车夫。客人们常夸赞道:“一看你就是个肯干的人!”

生意人的嘴巴总是灵活又精巧,一次,一位煤矿老板也和长河聊起来了。

他告诉长河:“如果一个男人要想成功,那他必须要狠一些,对自己要狠,对他人也要狠。”

长河问:“为何这样说?”

客人骄傲地谈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之前是个老实人,做啥啥吃亏,走哪都被人欺,最后他立志成为了一把火药枪,即使不打人,也不会被人压。他又说,富人是规则的制定者,老实人只能遵守规则,还不能改变规则。但是人嘛,真的甘心一辈子被人压在裤裆下吗,不可能嘛,人要像老虎一样,不能有太多同情心。他还说,他的煤矿生意做了五六年了,手下的煤矿工人越来越多,一个个都像狗一样,乖乖听话。

他还说:“要想成功,就要学会收买人心,偶尔给工人们撒点好东西,他们就发自内心的感激你,实则这都是我游戏中的一环。”

他又讲到最近在煤矿上发生的一些事:有两个拉煤的工人,途经山崖处,两部煤车追了尾,瞬时翻倒在了山崖下的河沟里,人当场死了。挖煤工人们议论纷纷,都说煤老板要赔钱了,严重点还要坐牢。

他讲得越来越激动,长河却一声不吭,使劲埋头拉着黄包车,汗流浃背。

煤老板用手里的伞柄敲了敲他的肩膀,说:“没事,没事,我不着急,你慢点拉。好久没和人谈过我的故事了,你猜我后面怎么着?”

长河心平气和地回应媒老板:“老板,你讲吧,我听着呢!”说完,他继续埋头向前奔跑着。

煤老板坐在黄包车上,继续激情澎湃地说着他是如何窝囊地处理工人的尸体,又如何狡猾地找人做他的替罪羊。听罢煤老板的一番话,长河用拳头紧紧捏住黄包车的把柄,好像在捶打可恶的煤老板,但是他越是用力,黄包车就跑得越快,媒老板便哈哈大笑地说:“兄弟,一看你就是个老实人,干活这么猛。”

长河便也哈哈大笑了几声。

这时,长河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凭他以前的性格,他一定会停下来对煤老板进行一番谴责,甚至来番拳打脚踢,但是现在的他,竟然觉得媒老板的行为虽很可恶,但这和他一点也不相干,他要假装做一个老实人,这样才能顺利地把拉车钱赚到手。是什么让长河变了,没人知道,长河也不知道。

长河开始仔细琢磨煤老板对他说的那几句话。一个男人要想成功,那他必须要狠一些,对自己要狠,对他人也要狠。难道那是成功人的肺腑之言?天黑了,长河坐在县城的西河边,注视河水带着光阴不停地往下游流去。他想到,自己也有过很多梦想,一开始想做老师,但是没有读上中专。后来想成村官,但因为当时未婚妻的事,导致村里人对他的风评不好。他后来想着在广东打拼出一番事业,但事业不成,家却成。现在他的梦想是什么呢?长河想了好久,他能想到的全部都是关于孩子。

“努力生存,让娃儿和媳妇安定,这就是最好的梦想。”长河告诉自己。

拉黄包车总要靠几分运气,遇到客人少的时日,赚的钱还不够还租车费。长河只好再多做一份活,那便是给城里人家做棒棒。他握着一根扁担,挨家挨户上门问:“家里需要棒棒不?”有人则客气地回答他不需要,更多的是给予他漠视之后,还给予他一对白眼珠子,但长河早就习惯了人们给予的每次冷漠。这世上没有好人与坏人,有的只是所站的立场。钱赚得多,就买点猪肉回家。钱赚得少,就存起来,总会越存越多的。

终于有一天,一个老婆子下楼等着长河的路过。她对长河说:“来我家做两天棒棒吧,包吃包住。”

通过与老婆子的交流,长河得知,她是一位寡婆,老头死了好些年了,女儿去了香港不肯回来,儿子去年在浙江打工时死了。

老婆子对长河说:“儿子的死,怨恨我自己,他要是在,我也不求你了。”

长河问其故,她向他倾诉了真相。原来她儿子在浙江打工时,趁着暗黑的夜色爬上电杆,想偷一些电线卖钱,哪知反被电线打死了,当场就烧成了一具只剩下骨架的黑尸。

她用围在腰上的布抹了抹眼泪,继续说:“我娃儿坟头的草都长到腿这么高了。”

老婆子告诉长河,她是一九二一年生人,看到过小日本屠杀无辜的亲人,曾经以食树皮为生,后来终于盼到了中国由旧到新,但最让她自豪的是在集体干活那段岁月,因为她的力气是社里最大的,每次分到的粥可以喂给家里两三个人吃。

她继续说:“八字先生都说我有好的老年运,原来老年运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听着老妇人的讲述,长河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长河的母亲也是二十年代出生的人,那代人的历史总是与各种时代大事件绑在一起,充满波折与起伏。

长河想,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母亲了。但是他是被时代所唾弃的人,哪能随便说回去就回去呢。

在老妇人家做完棒棒之后,长河又开始了拉黄包车。拉完黄包车后,他又去了县城的西河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夕阳铺满整片天空,也染红了整条西河。这真是个美好的下午,微风吹走了人们的所有烦恼。他满脸放松地坐在那,坐了好久好久。

突然间,一位中年男子朝长河走了过来,还没走近,他便用慌张的语气大声叫道:“你还不回家啊?长河。”

长河一看这是姐夫的大哥,便立马招呼道:“原来是大哥,请坐,请坐。”

大哥说:“我的意思是,你要赶快回家,阿莲……”

这话把长河吓得面容失色。

长河当即拦了一辆面包车,忐忑不安地奔向目的地。

等他见到阿莲时,阿莲正静静地躺在担架上。说是担架,实则是家家户户都有的长木梯,约一米宽、两米长。阿莲呼吸很弱,一直闭着眼睛。

后来,阿莲由几位村民抬回了许家。长河跟在他们身后,一遍又一遍地默默擦拭眼泪。

村民们将阿莲抬进屋时,晓红正在奶奶的灶台前玩弄木柴燃尽后的炭灰,整张脸都被染成了黑。

“晓红,你妈妈做完手术了,你快过来看看她吧!”

面对村民们的招呼,晓红无动于衷,她只是眼神呆滞地盯着他们看。

此时珊珊正躺在二伯家的床上睡眠,她还没长大,还不晓得这个世界是如何精彩。

等到阿莲真正意识苏醒,那是第二天的清晨。

晓红还是个小小的婴儿,但她好像在一夜间长大了。她帮奶奶把炒好的地瓜端到饭桌上,接着给妈妈穿上衣服和鞋子,又用小手拉着妈妈的大手一步一步走向饭桌,还把她认为最好吃的一盘腊肉换到妈妈的身前,但因为力气不稳导致菜和盘子掉翻在地,惹得大人们都有些生气。

许多年后,这段关于妈妈的最早的记忆,终于在晓红的意识中苏醒、重现。

这一年的黄豆收成喜人,再次团聚的许家人,里里外外忙着打豆花:

老母亲将泡肿的豆子舀到磨芯上,二哥负责拉磨。在一番搅磨之后,豆子被搅磨成了像奶汁一样的白浆,顺着石磨的缝隙,像泉水似的垂流直下,最后被蜷缩在备好的水桶里。乳白的豆浆在水桶里拼了命地挣扎,似乎想挣脱到更远的地方,一展自己的娇丽容姿,于是它趁着老母亲将水桶微微向下倾斜之时,用尽力气往下跳,却一不小心跳进了一锅正在烧煮的热水里。完成了前面的几个动作,老母亲便开始指导大家如何煮豆腐、点豆腐和压豆腐。

等到成型的大豆腐软软地躺在大盆里时,大家便争着说要吃汤豆腐,还要吃炒豆腐。只见老母亲用刀在盆里划了划,豆腐兄弟们就分了家,每个家都是面积相等的正方形。豆腐块还是太大了,老母亲将左手掌伸开,轻轻地往盆里一掏,豆腐块落在了她的手掌上,接着她右手拿起菜刀,一块一块地切着左手掌上的豆腐,豆腐们便幻化成一个个小矮人,乖乖地躺在油锅里,躺到盘子里,最后经过辣椒油的浇蘸,躺进了人们的嘴里,暖进了人们的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