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一

[7]这部对《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研究基于一个设想,即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罗马与莎士比亚的机会。虽然这一假设似乎并无什么害处,但它与对罗马剧最常见的批评态度相抵牾。自从本·琼生开始,质疑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就成了一种时尚,甚至有人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罗马人只是改头换面的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1] 然而,这一观点似乎并非来自对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的实际研究,而是采用了一种批评的假设形式。出于种种原因,评论家们从一开始就假设,罗马在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中至多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种意见认为,莎士比亚关注普遍的人类天性,因此不关心一个给定的角色是罗马人还是英国人。萨缪尔·约翰逊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的经典表达如下:

他的故事需要罗马人……但他所想只是人……一位诗人会忽视国家或身份这些不重要的区别,正如一位画家只要对人物满意就可以忽略衣服的褶皱如何。[2]

还有一些评论家觉得,莎士比亚作为诗人,不可能对政治这样缺乏诗意的主题感兴趣,因此他自己不可能直接关注如罗马这样政治的主题。[3] 又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作为[8]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已经距离罗马的时代过于遥远,因此他无法正确地理解罗马,[4]也因此,任何对他笔下罗马的研究都只是对故纸堆感兴趣。

无需详细地评论这些立场,我们或许可以指出,每一种立场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失于武断。约翰逊称,莎士比亚会忽视“国家或身份这些不重要的区别”,这个说法或许对,但我们是否能够不经研究就确信这些区别只是无关紧要?只有毫无偏见地研究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我们才能评判莎士比亚的人物身上是否有本质上的罗马属性。

至于第二种观点,即假定莎士比亚对于政治毫无兴趣,若带着这种观点来研究他的罗马剧,便是在审视主要证据之前就下了判断,而这样的判断一定有失公正。初见之下,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似乎处理了政治性很强的主题,它们也的确是莎士比亚政治性最强的悲剧。因此,只有在研究罗马剧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得到有关莎士比亚对政治的兴趣的一些合理结论。

至于第三种观点,它作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有着所有历史主义立场的缺陷。如果我们先验地认为莎士比亚不能理解罗马,我们就永远不会足够认真地阅读他的罗马剧,并以此来评判他是否真对罗马有所洞见。要是从一开始就确信这里什么都没有,当然就很难找到任何东西。

简言之,对莎士比亚可能或不可能了解罗马作出任何理论上的假设,都让我们在阅读他的罗马剧时带着先有的偏见,从而不去留意他实际上如何描绘罗马。忽视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真实描绘,使我们对罗马剧的阅读产生了偏见。只有在一开始就承认有可能通过阅读莎士比亚的罗马剧获得对罗马的一些了解,一个批评家才会足够细心地去研究罗马剧,并发现它们可能展现了什么洞见。因此我希望,[9]这本书能重启有关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与理解的问题。我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研讨会在新的维度上揭示出莎士比亚在罗马剧中的成就。

暂且尊重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这一探索方法的决定性优势可能就在于,它要求评论家自己尽可能多地理解罗马。缺乏关于罗马的知识会导致怎样的困难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例子。评论家们似乎对《科利奥兰纳斯》中描绘出的政府形式这一相对简单的问题争论不休:大多数评论家称《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是贵族制,但有些评论家谈及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好像它反而是民主制。[5]考虑到莎士比亚的罗马中有类似元老院或执政官这样的设置,罗马政制好像确实立足于贵族制的原则;但如果我们也在其中看到护民官制度以及平民投票权,则罗马政制又好像是基于民主制原则。那些习惯性低估莎士比亚在政治方面的兴趣的评论家,或许会将这种显而易见的含混归咎于剧作家自身。他们或许会说,莎士比亚只是在有些关头把罗马描绘为贵族制,而在另一些关头把罗马描绘为民主制,而且他本人并不在意,甚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

但莎士比亚并非对罗马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感到迷惑不解。如果像大多数对《科利奥兰纳斯》政治方面的讨论所假定的那样,只存在三种可能的政府形式(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6]那么将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归类就确实很困难。但正如那些著书讨论古代问题的作家们所亲自指出的那样,不能将罗马共和国理解为一种单一政制的模式。政治理论家常将罗马共和国视作第四种政府形式的范例,即所谓混合体(mixed constitution)或混合政制(mixed regime),[7]它恰恰就包含着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描述的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就此而言,[10]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显然胜过许多莎评家。我们越多阅读关于罗马的书,就越能意识到,莎士比亚如何准确把握到了罗马政制的本质属性以及罗马历史包含的核心问题。

当然,我一开始只能将这作为个人的阅读印象提出,我希望在探讨罗马剧的过程中运用文献来论证这一点。例如,我会在第一部分证明,理解混合政制如何运作,乃理解《科利奥兰纳斯》情节的根本。

二

阅读《科利奥兰纳斯》,我们十分需要理解罗马共和政制的细节,而要理解一个作为群组的罗马剧,则更需要意识到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整体差异,因为在研究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时,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罗马。我们应该意识到,罗马帝国,这个有着举世无双的军事征服战果的罗马共和国的继承者,并未保留那些获取这些征服战果的政治原则。这原则首先是,罗马共和国重视鼓励其公民在战争中的英勇。“帝国”在比喻义和字面义上都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牵制作用,带来的结果是,许多让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脱颖而出的特殊力量与美德,在帝国时期的罗马人中消失了或者至少开始衰弱下去。

在罗马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中,罗马人的存在大体上具有本质的公民性,因为罗马城邦为其公民提供了生活的焦点。然而,一旦罗马开始将征服的疆域扩展到意大利的边界之外,城邦本身就渐渐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失去中心地位。特别是军事指挥权时限的延长——它超过了最初的一年之限,使将领们得以在军队中培养[11]对他的个人忠诚,[8]再加上罗马公民权扩展到意大利的所有民族,这些都破坏了城邦的首要地位。

孟德斯鸠写到第二个发展趋势:

随后,罗马不再是这样一个城邦——它的公民只有单一的精神,一种对自由单一的爱,与对僭政单一的憎恶。……一旦意大利的各民族都成了它的公民,每座城市就都为罗马带来它的天赋和特殊的利益,也带来对某些伟大的保护者的依赖。这个注意力分散的城邦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既然公民只是一种这样的虚构,既然他们不再共享同样的治安官、同样的城墙、同样的神、同样的庙宇以及同样的墓穴,他们也就不再以同样的目光看待罗马,不再对这个国家怀有同等的爱,也不再有罗马人的感情。(孟德斯鸠,页92-93)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科利奥兰纳斯》的剧情发生在这些发展趋势产生很久之前,此时罗马的精神仍然完整;而另一方面,《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则发生在孟德斯鸠描述的变化产生很久之后,彼时罗马的精神已经完全败坏。

我们必须牢记共和国与帝国的这些差异,以便理解为什么在《科利奥兰纳斯》的世界与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中,做罗马人那么不同。《科利奥兰纳斯》描述了罗马的早期历史,此时罗马城的版图还没怎么超出其城墙的界限,《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故事则发生在罗马帝国鼎盛之时。生活在一个小的共和制城邦,对抗敌对的邻国,并且刚刚感受到城邦的强大,与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帝国领域中,没有其他可征服的领域,进而罗马成就的顶峰已经成为过去,二者显然完全不同。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差异,影响了《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背景、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有时甚至影响了意象与风格。莎士比亚敏锐把捉到了这种差异,这极其可靠地表明,他多么出色地理解了罗马的现象与罗马性(Romanness)。

为此,我的研究围绕[12]莎士比亚最后两部罗马剧所描绘的共和国与帝国的差异展开。[9] 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是,莎士比亚是在写完《裘利斯·凯撒》——这部剧处理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其中共和国还是帝国的问题是所有情节和许多对话的焦点——几年之后,又写了两部罗马剧,一部处理罗马共和国的起源,另一部处理罗马帝国的起源。我们很容易解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创作,因为它本来就是《裘利斯·凯撒》的历史续篇,并且确实接续了《裘利斯·凯撒》的行动线索。但另一方面,莎士比亚选择科利奥兰纳斯这一主题,则往往让读者困惑不解,因为这个故事从未像裘利斯·凯撒或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故事那样著名,也从未像这两个故事那样吸引那么多艺术家。[10] 莎士比亚时代的其他剧作家都选取罗马共和国结束、罗马帝国开始的这段历史,莎士比亚最独特的地方则在于,他通过《科利奥兰纳斯》展现出对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兴趣。[11] 戈达德(Harold Goddard)在讨论《科利奥兰纳斯》时有些犹豫地提议:

如果其作者确有历史意识,那么这部戏剧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解释为是在展现早期简朴节欲(austere)的罗马精神。[12]

布洛(Geoffrey Bullough)对莎士比亚选择科利奥兰纳斯作为主题的解释与此相似,但没那么犹豫不决:

是什么让莎士比亚写了这样一部有关罗马早期历史上相对次要的人物的剧作?到1607年为止,他已经在《裘利斯·凯撒》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展现了对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审视,他或许还想展示一些罗马早期的事……他只需翻翻李维与弗罗鲁斯,或许还有普鲁塔克的书,就能意识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展现了罗马早期的状态。(Bullough,p.454)

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确实相当于发生[13]在罗马共和国建立期间。虽然罗马共和国习惯上要追溯到塔昆诸王遭放逐,但共和国最具特色的制度是护民官制度,它让平民得以分享权力。而且,罗马共和政制将民众作为罗马统治权力的一个要素,从而具备了混合制的特点。[13]《科利奥兰纳斯》的情节始于护民官制度的创立,并继续展现该制度如何在重大的宪政危机中劫后余生,这就为罗马共和政制的起源提供了一幅画像。

人们很难仅仅依据艺术家对主题的选择来确定他的目的,最多能说,如果莎士比亚想要对比早期罗马共和国与早期罗马帝国,那么他可能很难从普鲁塔克笔下找到比科利奥兰纳斯和安东尼更适合戏剧创作的人物。幸运的是,《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戏剧文本中有更多证据可以表明,两者作为姊妹篇来阅读很有益,我希望我能在讨论过程中展现这些证据。我们屡次发现,两部剧作中的意象、主题,有时几乎是整个场景,都共同发挥着将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作对比的作用。

出于导入的目的,我只想表明,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个人的故事如何相互阐释。两位主人公代表了由不同美德和缺点混合而成的英雄,一个的缺点是为了展现另一个的美德。安东尼在决策时摇摆不定,致使最好的机会从他身边溜走,科利奥兰纳斯则展现出近乎狂热的一心一意。同样地,科利奥兰纳斯骄傲自大,最终致使他为之赢得胜利的人们放逐了他;相反,安东尼慷慨大方且富于人性的温情,他能让因他之过而吃败仗的人们爱戴他。如果我所作的这种对比听起来很像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写法,那么这就很好地提示了我们,莎士比亚从在[14]他之前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找到了另一个范例,即通过对比不同个体的故事,进而发展到对比不同的政制——在普鲁塔克范例中就是希腊与罗马政制。任何熟悉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式的写作技巧的人,都不会急于反对一个观点,即莎士比亚通过戏剧式地讲述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的故事,创造了他自己的名人传,凸显了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差异。

考虑一下如下这个例子,它是普鲁塔克对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对比:

(阿尔喀比亚德)在善于劝说他人方面才能出众。然而马歇斯的高贵行为和美德都缺乏这种亲切,这甚至让受到他恩惠的人都转而憎恶他,这些人无法忍受他的严苛和固执己见。这导致了(正如柏拉图所言的)孤独:他无人追随,或者说完全被抛弃。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善于消遣娱乐并且彬彬有礼,可以适应各种人群。如果他的成就受到光荣的赞美,他本人极受人们尊重与喜爱,而他犯下的错误常常被视作玩笑之事和欢乐的游戏,那么这也不足为怪。正因为如此,虽然他有过多次有害其共同体的行为,人们却依旧让他作将军,信赖他,让他掌握整个城邦的大权。而马歇斯尽管为国家做出了各种贡献,但他请求获得荣誉之职时却被拒绝并遭到罢免。因此我们看到,人们本无权憎恶那个侮辱过他们的人,至于人们尊重其美德的另一位,则本不应得到人们的爱。[14]

令人吃惊的是,普鲁塔克的阿尔喀比亚德听起来多么像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如果对姓名做出必要修改,那么这段文字就可以按照莎士比亚对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形象的描绘那样,用于比较两者。[15] 或许,普鲁塔克为我们试图运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来分析莎士比亚的人物提供了范例。无需过度深入地探究普鲁塔克对莎士比亚的影响,[15]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即罗马剧中的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在普鲁塔克的意义上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两者分别体现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体之下的典型生活方式,两者都实现了各自时代美德的完满,也都走向了各自时代恶习的极端。科利奥兰纳斯是简朴节欲的模范,他过着罗马共和国中更高贵的公民所践行的战争美德下的有序生活。虽然,我们也可以在安东尼身上瞥见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基本上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可以肯定他对此深感遗憾)。安东尼受到罗马帝国中的异国即埃及的新影响,他为罗马人提供了新生活方式的范例,这一新生活方式乃是基于拒绝旧有的高贵观念,并接纳感官放纵,这种放纵有时能成为精神上的“不朽渴望”。正如我们所见,安东尼希望在爱情中找到荣耀,正如过去的罗马人想要在战争中找到荣耀。

因此,《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主人公分别培育了人类天性中的对立面,[16]而对罗马剧的细致研究将展示,这种对立的天性如何与角色生活其中的不同政制产生关联。即便只是有兴趣试图理解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的个人生涯,我们也不能忽视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差异,因为莎士比亚将其主人公的故事放置在极其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这两者都促成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并为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设定了伦理语境。在研究罗马剧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没有对罗马的理解,莎士比亚就很难理解罗马人。

三

我希望,我已经为探寻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理解——特别是在《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中刻画的共和国与帝国形象对比的语境中探寻这种理解——成功地给出了一些初步的合理性证明。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概念是带有批判性的假设,它只能以一种也是唯一一种方式证实:详细地阐释我们对罗马剧的理解。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前,我应该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为《裘利斯·凯撒》独设一章。[17] 我最初想给《裘利斯·凯撒》同等的篇幅,但我发现,我很难为有关这个题目已论述过的内容再增加什么,[18]而我想要解释的东西大体上或与《科利奥兰纳斯》有关,或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有关,因此我把对《裘利斯·凯撒》的论述整合进了我对这两部罗马剧的讨论中。这种组织方式似乎有轻视《裘利斯·凯撒》之嫌,但这让我的论述具有连贯性,并可以更鲜明地凸显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对比。

我想强调的是,我的确认为这三部罗马剧构成了历史三联剧,它们共同以戏剧的方式刻画了罗马共和国的兴盛与衰落。正是罗马在征服世界中取得的成功,导致了罗马的败坏及最终的毁灭,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罗马自身的悲剧。在这三联剧中,《裘利斯·凯撒》不仅重要,而且确实处于中间位置。据我所知,第一个以这种方式研究罗马剧的是戈达德。[19] 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更重要的细节支持,因此我以此为方向做了探索性的解答,特别是在第四章第二小节和第六章第一小节里。

然而,将罗马剧视作三联剧确实引发了一些困难,比如,《裘利斯·凯撒》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安东尼形象的连续性。另外,由于《裘利斯·凯撒》与另两部罗马剧创作的时间间隔,有人可能会怀疑这三者是否能够一起阅读,这也是合理的。我不想卷入这些矛盾,所以我将讨论内容限定在我认为我能证明的范围内,即《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7]是作为姊妹篇创作出来的,因两者创作于大约同一时期。这至少使我的观点显得合理。

最后,我想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尝试探讨莎士比亚同时代人对罗马的所知所想,也许读者本来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可以写一本有趣的书来谈伊丽莎白时代对罗马的观点,但问题在于,这个主题需要一整本书去处理。在导言部分试图解答这么大的问题,就只能将问题简单化,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曲解。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如何理解罗马这个问题,比乍看之下显示出的要更复杂,特别是,正在增长的帝国野心与初生的共和国人的情感,不可避免地会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对罗马历史的看法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形形色色的作家都考虑在内,如斯宾塞(Edmund Spencer)、丹尼尔(Samuel Daniel)、格伦威尔(Fulke Greville)、洛奇(Thomas Lodge)、查普曼(George Chapman)、本·琼生(Ben Jonson)、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以及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等,那么,我们能在一卷空间内涉及莎士比亚就已经很幸运了。

无论如何,全面理解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对罗马的态度,不能代替对莎士比亚罗马剧的细致阅读。因为如果不首先检查莎士比亚自己就罗马所写下的东西,我们就永远不能有信心,将对罗马最广为流传的态度归于莎士比亚。事实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对罗马的流行态度并非只有单一一种,因为当时知识界的许多重大争论都是将罗马作为焦点。倘若引用伊丽莎白时代不同作家的观点,那可能会将对罗马十分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归于莎士比亚。因此,我避免以引用其他作家的观点来代替对莎士比亚本人作品的引用,特别是有时候,解释其他作家遇到的困难,与最初在莎士比亚那里遇到的困难同样大。

归根结底,我依据一个假设,即了解[18]莎士比亚的罗马观的最权威依据,就是他所写的关于罗马的剧作文本。[20] 尽管我的观点偶尔会变得复杂,但我一直试图把这些观点锚定在罗马剧的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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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歌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发言人,虽然他只是顺带提了一下。Johann Peter Eckermann,Conversation with Goethe,January 31,1827.

[2].Samuel Johnson,Work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Ⅶ,65-66.

[3].如John Palmer,Political Character of Shakespeare (London: Macmillan,1945),pp.308-309。

[4].有关声称《科利奥兰纳斯》中对普鲁塔克的违背“或许相当自然且在无意中表明了如下原因,莎士比亚不关心政体理论,而且他不能理解由作为身体的自由民统治的、自我管理的古典共同体理论”,见 M.W.MacCallum,Shakespeare’s Roman Plays and Their Background (London: Macmillan,1910),p.513。

[5].参见James Phillips,Jr,The State in Shakespeare’s Greek and Roman Play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0),p.206:“民主制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得到尝试并存在缺陷。”Norman Rabkin,Shakespeare and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135,谈到科利奥兰纳斯“在民主制中寻找一条接受公职的方法”。

[6].参见Phillips,页104。

[7].有关此类主题,参见Kurt von Fritz,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混合政制思想源自亚里士多德,被希腊历史学家珀律比俄斯用于罗马,随后以不同形式成为马基雅维利分析罗马共和国的基础。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3b-1294b;珀律比俄斯,《罗马兴志》,Ⅵ.10-18,以及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Ⅰ.ii。有关罗马剧中混合政制的相关观点,参Clifford Chalmers Huffman,Coriolanus in Context(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pp.30-34。Huffman的书研究混合政制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是在英国作家中非常重要且传播广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有关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诗人已了解混合政制的证据,参Fulke Greville,A Treatise of Monarchy,第618-619 节,见The Remain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90.

[8].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Ⅲ.xxiv,以及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David Lowenthal译,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页91。

[9].有关《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创作日期的最新证据的总结,参 Riverside Shakespeare,ed.G.Blakemore Eva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74),pp.55,1343,1392。一致意见是,两部剧写于1606—1608年之间的某个时间。虽然大多数编辑将《科利奥兰纳斯》放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后面,但基本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哪部剧写在前面。因缺乏相反的证据,所以两部剧很可能多多少少在同时得到构思并完成。

[10].几乎在莎士比亚创作《科利奥兰纳斯》的同时,一位名叫 Alexandre Hardy的法国剧作家创作了一部名叫Coriolan的悲剧。参见Geoffrey Bullough,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4),Ⅴ,474-476。随后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戏剧改编,如汤姆逊(James Thomson)与布莱希特的戏剧似乎是对莎士比亚版本的直接回应。似乎贝多芬的《科利奥兰序曲》(Coriolan Overture)与T.S.Eliot的诗作《科利奥兰纳斯》亦如此。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作家是未参照莎士比亚的范例而接触到有关科利奥兰纳斯的主题,这仍是未知数。

[11].见 Huffman,pp.29- 30,Jan Kott,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London: Methuen,1965),p.146; T.J.B.Spencer,“Shakespeare and the Elizabethan Romans”,Shakespeare Survey No.10(1957),p.31。

[12].Harold Goddard,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595.

[13].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的讨论基本上以护民官与其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特殊角色开始(《论李维〈罗马史〉》,I.iii)。亦见José Ortega y Gasset,Concord and Liberty(New York:Norton,1946),pp.41-47。

[14].《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Sir.Thomas North译,(New York: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1941),Ⅱ,302-303。

[15].针对莎士比亚以阿尔喀比亚德的生平为媒介接触到了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平,Bullough提出了有趣的理论(Ⅴ,455)。在Bullough假设性的重建中,莎士比亚因普鲁塔克对安东尼生平的叙述,开始对泰门的故事感兴趣(普鲁塔克将这个故事穿插在叙述安东尼生平的过程中)。为了给有关泰门的剧作找寻材料,莎士比亚转向了普鲁塔克笔下阿尔喀比亚德的生平,这又引领他转向了作为对照的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平。虽然Bullough的叙述基于推测,但它似有一定道理。亦见 T.J.B.Spencer,William Shakespeare: The Roman Plays (London:Longmans,Green,1963),p.38。

[16].参Bullough在Ⅴ,454-455中对这一对比的阐述:“安东尼与科利奥兰纳斯‘同时既像又不像’,他们都是激情的受害者,但出于完全不同的激情……他们是人类天性中相互补充的两方面的范例,而这两方面自亚里士多德起就经过了许多伦理学作者的定义;如果安东尼是‘色欲’力量的奴隶,那么科利奥兰纳斯就受到了他性格中‘易怒’元素的奴役。他们确实是相互对照的人物。”

[17].虽然《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归于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但我完全没这样考虑过,因为这剧作明显是部未成熟的作品,也不能展现莎士比亚在其后期的罗马剧中发展出来的对罗马的理解。

[18].特别参见阿兰·布鲁姆的论文《〈裘利斯·凯撒〉:异教英雄的道德》,见《莎士比亚的政治》(New York:Basic Books,1964),其中的论述表明了这部书中的许多基本论点。[译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译本,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9].Goddard,pp.593-594:“《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或许不应只视作一部剧来理解,而要作为莎士比亚罗马剧三联剧——《科利奥兰纳斯》《裘利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最后一部来理解,它不仅在创作顺序上,而且在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上都是最后。科利奥兰纳斯、勃鲁托斯、安东尼,伏伦妮娅—维吉利娅、鲍西娅、克莉奥佩特拉:这些男人或者女人,都为我们展现了罗马精神史——从最早期的简朴节欲,到共和国时期的衰落,到帝国的胜利。”

[20].对莎士比亚的引用我一概使用新河畔编辑本。相关行数采用此编辑本的行数。好在对严重依赖文本证据的研究而言,《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包括《裘利斯·凯撒》)的状况相对不错。三部剧作的唯一权威版本是第一对开本,文本中有争议的理解相对较少,也不大重要。但是,我在检查了所有基于第一对开本的修订本之后发现,有些对第一对开本似乎有着重要意义的修订并无正当依据。我遵照Evans的做法,将所有对原始版本的修订加上括号,以便读者意识到编辑的参与。[译注]莎士比亚著作的中译本采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部分译文参照英文的引用做出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