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3]当芝加哥大学决定重版我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以配合他们出版我的新书《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古典世界的暮光》(Shakespeare’s Roman Trilogy:The Twilight of the Ancient World)时,我感到很高兴。长久以来,我都渴望对这本早期的著作做个修订,以便增添我在这些年间发展出的新观点。最终,我意识到,恰当的解决方法是,就这一主题写一本全新的书。既然我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就完全以此书的1976年版本重版了《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我的新书,使我有机会修订我在更早的那本著作中所说的一切,并详细地阐释,自我写完《莎士比亚的罗马》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对《科利奥兰纳斯》《裘利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产生的新想法。我希望,第一次阅读《莎士比亚的罗马》的读者,会获得转向《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的动力,以便看到我对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中的三部的进一步反思。同样地,对《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的阅读,将让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罗马》有新的认识,特别是,这会给我在此书“爱欲的释放”一章中的讨论以新的意义。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导言中,我解释了这两部书的不同之处,并指出了新书在哪些方面标志着对旧书的超越。《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或许是本范围更广的著作,但由于《莎士比亚的罗马》[4]聚焦在《科利奥兰纳斯》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上,它使我得以按照莎士比亚的描绘,更深入地分析共和国与帝国的独特世界。在这本书中,我弄清楚了共和国与帝国政制如何运行的细节,并且,我也更多地使用了那种人物分析的方法,这是大多数研究罗马剧的典型方式,例如,我以未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中使用的方式,探讨了科利奥兰纳斯的骄傲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爱情。这两部著作相互补充,以不同的视角着眼于相同的问题。莎士比亚的天赋传奇般地用之不竭,即便有着两本书的篇幅,我也不能说,这就是在谈到罗马剧时所有可以探讨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两本书共同阐明了莎士比亚成就的核心层面,特别是其政治的维度。

回到在我写作《莎士比亚的罗马》时的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感到,需要证明以政治的方式解读莎士比亚罗马剧的正确性。毕竟,在新批评的余晖中,当时的人们仍然在书写罗马剧中的意象模式,并将它们视作抒情诗歌。结果,《莎士比亚的罗马》构成了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始于70 年代的部分剧变,它将政治问题带到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前沿。特别是,这部书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作为政治思想家的莎士比亚”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产生于阿尔维斯(John Alvis)和韦斯特(Thomas West)编辑并于 1981 年面世的同名书目——的一个早期例证。我认为,应将莎士比亚归入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待罗马的悠久传统中。据此,我在两部书中,以比通常更广阔与更哲学的语境研究了莎士比亚的罗马。为了理解古典城邦(the polis)的特殊本质,我返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为了具体分析罗马的政制,我引证了波里比乌斯和普鲁塔克。我也借助了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理解,或许这一理解对莎士比亚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它是对理解罗马历史对于现代世界而言的更大重要性[5]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中,我阐释了罗马剧的哲学背景,以便理解更清晰、更完整的莎士比亚的罗马。在这本新书中,我甚至将关于罗马的对话延伸到莎士比亚和其他思想家之间,包括莎士比亚本不可能读到,但在许多方面莎士比亚都走在他们前面的那些人——例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和尼采这些哲学家。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罗马从古到今一直是政治理论的核心。罗马的历史被证明是理解诸共和国和诸帝国差异的关键之处,因此,更普遍的是,它是将政制作为人类生活中的构形动因(formative agent)来研究的关键。正如我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导言中所解释的,莎士比亚加入了一个悠久而著名的传统,即从政治层面而言,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为优异。

随着更多地研究罗马剧,我愈加确信,就深度与广度而言,莎士比亚对罗马的思考可以与任何曾探讨过这一主题的人相媲美。我希望,《莎士比亚的罗马》和《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可以共同证实这一主张。我反复重回到罗马剧这里,一直试图推进我们对莎士比亚与罗马的理解。

这次重版使我得以更正初版致谢中的重大遗漏。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的编辑让我不要提及他,但在此版权移交之际,我相信,我现在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肯德勒(Bernhard Kendler)坚定的支持与慷慨的鼓励,这本书就不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