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19]哈佛大学的贝克(Herschel Baker)与凯泽(Walter Kaiser)最先向我展现了,在欧陆的文艺复兴文学与经典传统的语境中研究莎士比亚的需求,他们对这一研究最初版本的耐心批评,也在我修订的过程中引导着我。在哈佛的我的其他老师中,我要特别感谢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Jr.),他对文艺复兴时期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知识与洞见,让我在研究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看法的每一阶段都有收获。

在与我共同研究罗马剧的学生中,我要特别提到布里格斯(John C.Briggs),我在1970年指导了他关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硕士毕业论文。这篇论文迫使我重新思考我对这部剧作的观点,我在第四章论述的许多内容都深深受惠于此。另一部对我理解罗马剧很重要的论文,是韦弗(Paul H.Weaver)未发表的《莎士比亚的罗马帝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政治解读》,它使我第一次注意到《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爱情与僭政的联系,并且从更广泛的范围而言,它有助于我进一步对比两个罗马,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

我想感谢康奈尔大学的麦克米林(Scott McMillin),他[20]阅读了两个阶段的稿件,且他的评论总是敏锐而有益。

感谢霍顿·米夫林公司允许我使用1974年埃文斯(G.Blakemore Evans)编辑的《河畔版莎士比亚》的引文。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朋友,他们在学习罗马与莎士比亚方面真诚的兴趣,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与这部书的理想读者讨论我的作品的机会。霍夫曼(Douglas Hoffman)阅读了所有阶段的稿件,并不断给出建议与鼓励。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与他的讨论中,我才开始形成我对莎士比亚的罗马的许多基本观点。直到写作基本完成,我才遇到克虏伯(Robert Krupp)。尽管如此,他以他的方式加深了我对在随后几页将要提到的罗马性的理解。

保罗·A·坎托

于哈佛大学洛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