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早期“义”字的涵义与价值观念

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献的语料毕竟有限，为了进一步了解和确定“义”字的用法和涵义，我们有必要对早期传世文献中的“义”字继续做一番考察。

五经是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传世文献，其中“义”的用例值得考察。检索五经，《易》经和《春秋》经皆无“义”字，《尚书》“义”字二十二见（其中今文《尚书》十六见，伪古文《尚书》六见），《诗经》三见，《仪礼》二见。因为五经“义”字用例十分有限，而且对于观念字的考察来说，愈早愈显得珍贵，兹作“五经‘义’字用例表”完整罗列如下：

表1.五经“义”字用例表104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仪礼》中的两“义”字，皆出自“记”（解释性本文），实际上与“经”无关。105此外，关于《礼》经，或以为《仪礼》，或以为《周礼》，前者记礼仪，后者记制度。此表以《仪礼》为经。至于《周礼》，其成书年代颇具争议，一般认为乃战国时书（笔者也认同此说），考《周礼》“义”字凡三见，《地官·大司徒》云：“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此“义”的涵义也不外乎良善、正义、合理等，关乎德行；《地官·调人》又云：“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雠之则死。”此“义”的涵义显然是正当、正义，关乎行为的道德判断；《春官·卜师》云：“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此“义”用作专名，很难判断其确切涵义。

综上所述，五经中“义”字全部出自《诗经》和《尚书》，其基本涵义有（通假情形除外）：合宜、合理、应该、应当、正义、公正无私、良善等，涉及的观念有宗教观念、刑罚观念、君臣观念、德行观念等。宗教、刑罚、君臣等皆可归为规范（秩序、原则、规则）范畴，德义、良善等品质可归为德行范畴。

就“义”的涵义而言，先秦两汉“义”字的大部分涵义都可从这些原初涵义中引申而来。《左传》是《五经》之后比较可靠的早期传世文献，我们且看其中“义”的用法和涵义。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把“义”的涵义区分为五类：（1）合理合法者，如“多行不义必自毙”（隐传一年）106；（2）以为义，如“下义其罪”（僖传二十四年）；（3）贤德、才德，如“义钧则卜”（襄传三十一年）；（4）借为“仪”，如“朝以正班爵之义”（庄传二十三年）；（5）借为“俄”，邪也，如“掩义隐贼”（文传一八年）。该词典还列有以“义”构成的五个复合词，其词汇与涵义如下：（1）“义士”，指有贤德节概者，如“义士犹或非之”（桓传二年）；（2）“义方”，合理合法者，如“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隐传三年）；（3）“义事”，合理行事，如“妇义事也”（襄传三十年）；（4）“义嗣”，合于礼法之继承人，如“君，义嗣也”（襄传十四年）。107（5）“德义”，道德，如“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僖传二十四年）。108《左传》是我们了解春秋时代的基本文献，据杨伯峻的解释，除去通假外，“义”在彼时最为重要的涵义就是“合理”“合法”（合乎当时之礼制，其实也是合理），这是从“宜”（合宜、理当）字的用法和涵义转化引申而来，其次是表示一般的贤德、道德、美德、美善，这既可以是从“宜”引申而来，亦可是从“义”字本义（己之威仪）引申而来。

我们再看晚周诸子的相关情形。杨伯峻统计《论语》一书中“义”字凡二十四见，他把它们的用法和涵义分为两类：（1）名词，合理的，有道理（二十一次），如“信近于义”；（2）叙述词，合理，有道理（三次），如“其使民也义”。109杨伯峻统计《孟子》一书中“义”字凡一百零八见，他把它们的用法涵义也分为两大类：（1）合于某种道和理的叫义（九十八次），如“亦有仁义而已矣”；（2）道理，正理，如“天下之通义也”。110可见，在孔、孟那里，“义”最为主要的涵义仍不外乎道理与合乎道理。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下》云：“义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111在这类表述中，所谓“其义”如何，或“义弗（不）”如何，意思就是道理该如此，道理不该如此。不难看出，义之道理义亦可由合宜、应当、合理的涵义引申而来。而且，在这一类的用法中，“义”更为泛化，道理该如此中的“道理”很多都不必与伦理、道德或价值相关。

正如“义者宜也”一样，“义”之道理与合乎道理或贤德、美善的涵义，也很形式化（虚化）。实际上，早期传记诸子文献中的“义”，已有大量表达实质内容的例子，它们经常以“义者”这一界定形式或“义也”或“不义也”等判断形式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这是以诸侯勤王为义。《左传》宣公十一年载：“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这是以讨伐弑君之贼为义。《礼记·经解》云：“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这是以除害为义。《礼记·聘义》云：“廉而不刿，义也。”孙希旦《集解》引郑玄注：“义者，不苟伤人也。”112这是以不伤人为义。《礼记·乐记》云：“见利而让，义也。”这是以让利为义。《礼记·聘义》云：“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这是以行难为义。《左传》僖公十四年云：“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左传》成公元年云：“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国语·周语中》云：“佻天不祥，乘人不义。”这是惹怒邻国、欺骗他国、乘人之危等为不义。《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盗窃，为其反义也。”这是以盗窃为不义。《左传》成公十年云：“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这是以滥杀无辜为不义。《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皆云：“多私者不义。”这是以多私为不义。《公羊传》桓公二年：“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何休解诂：“宋始以不义取之，不应得，故正之，谓之‘郜鼎’。如以义应得，当言‘取宋大鼎’。”113这是以应得为义，以不应得为不义。以上“义”或“不义”的评价，既关乎个人的德行或行为，亦关乎国家的行为。先秦诸子中，墨、孟、荀思想中的“义”都具有各自不同而又鲜明的实质伦理与政治意涵（详后文）。

如前所言，我们把“义”的涵义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形式义，一是实质义。前者如“义者宜也”以及“义”之道理与合乎道理、贤德、美善等涵义皆属此类，后者如以上所举一些具有实质伦理内容的例子。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以何种人、事、物等为义或不义，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义”的实质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