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潜在增速呈趋势性下降态势

随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新常态，是符合普遍发展规律的。少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在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后经济增速出现“下台阶”迹象。

（1）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降是发展规律使然。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1973年的日本、1992年的韩国相似，达到一定阶段都会经历增速下台阶过程，只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势头有所加快。作为大规模经济体，我国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资本存量将会随之逐步接近稳态，部分领域技术追赶愈加接近前沿水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程加速，这些因素促使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5]。在高速增长开始后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十年后，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等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都经历过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

（2）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速存在一定缺口。近年来，我国的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生产函数变化已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基于生产函数法的测算，近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2008—2013年的平均9.88%下滑至2014—2019年的7.25%，其中从2014年的8.3%下滑至2019年的6.5%，呈现趋势性下降态势，而且与经济实际平均增速存在一定缺口，2008—2013年平均缺口为0.73个百分点，2014—2019年平均缺口为0.4个百分点[6]。

（3）我国经济增速正呈现出稳步趋势性下降且缓慢收敛态势。有研究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成长中都会经历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的过程[7]。日本和韩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其经济增速经历了两次“下台阶”过程，其中日本由20世纪60—70年代的年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迈入20世纪70—90年代的4%～5%的中速增长阶段，到20世纪90年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增速再下台阶，进入年均增长1%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90年代中期实现年均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下台阶至5%的中速增长，并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再次下台阶，进入3%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8]。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增速已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至6%～7%的中高速增长。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用15年时间完成人均GDP水平翻一番的任务，这意味着年均GDP实际增速至少要达到4.8%左右，而“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至少保持在5%以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10%左右[9]。未来15年时间内，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望逐步下降至4%～5%，这意味着实际增速也可能维持在这一区间。只要我国经济增速能维持在这一中速增长水平，到2035年就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潜在增长率回升。2015年年底开启第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举措已取得积极成效，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企业生产成本下降和杠杆率趋稳，房地产去库存和脱贫、生态等领域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部分行业市场得到出清，供给结构得到优化，全要素生产率止跌回稳。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第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2016年以来，我国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了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速的缺口，提升了经济增长水平。现实证据是，2019年第四季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78%（2017年第四季度）；2019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也接近有统计发布以来的历史最低值4.8%（2018年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保持在较低水平，并未因实际经济增速超过潜在增速而出现较高通货膨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