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素投入动力发生结构性变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传统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逐步减弱，而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驱动的质量型增长动力不足，造成潜在增速持续下滑。要延缓持续下滑势头，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培育发展新动力，使潜在增长率稳定在相对中速的阶段。

（1）劳动力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趋势明显。自201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后，已连续8年继续下降，2019年下降至8.964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比重下降至64%，较2013年下降了3.6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攀升至18.1%，较2013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增强。与此同时，我国每年外出务工农村人数增速放缓，已由2012年的3%以上下降至不足1%，农村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9年40岁以上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49.4%，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增速放缓正在造成部分地区“用工荒”问题。2003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已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进而造成用工成本加速攀升，低劳动力成本要素比较优势显著减弱，迫使很多制造企业选择“机器换人”。劳动力产业间转移放缓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减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出现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如零售、住宿等服务业）的现象。三产中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服务业不能实现规模化，从而造成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这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客观因素。从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看，2003年以来，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已跌破1.4并向1.0点逼近，而同期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也逐步下降，且处于第二产业的下方向1.0点方向逼近。这意味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已有所放缓，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更为缓慢，劳动者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引致生产率下降（见图1-2）。

（2）资本投入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迹象。受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家庭开支成本增加的影响，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现出下降态势，已由2010年的50.9%下降至2019年的44.4%，而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0年年末的27.3%攀升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的61.4%。人口抚养比上升和住房成本开支增加，以及居民高储蓄率趋势性下降，直接导致我国投资率下降，已由2010年的47.0%下降至2019年的43.1%。2010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在递减，表现为我国投资效率在持续下降，造成报酬递减与低增长的不良循环越发显著。1985—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效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平均为0.97，而2008—2019年降至0.63。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单位GDP增量所需固定资产投资额）已由2010年的4.0%一度攀升至2015年的12.4%，此后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结构后有所下降，但2019年仍保持在8.3%的高位（见图1-3），这意味着依靠高投资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格局已发生改变，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已呈现出低效率问题，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短期内不做出扭转，经济将面临长期失速的风险。

（3）土地和环境硬约束持续增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控制出让规模和速度，造成建设用地供不应求，推动了土地价格大幅上涨。2012年以来，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逐年下降。在新增供地总量下降的情况下，发展快的地区土地指标不够用，造成地价过高，挤压了地方的城镇化、工业化空间。建设用地协议和出让价格从1998年的每亩5万元上涨到2017年的每亩221万元，土地出让价格年均上涨率为22.07%，19年间价格翻了44.2倍[10]。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突出问题是生态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在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下，限制资源消耗的硬约束压力日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压力进一步增大，主要受环境容量和碳减排压力制约，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方式不得不向环境友好、绿色低碳方向转变。特别是，我国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将加速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低碳改造，因为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80%左右。因此，尽快明确“十四五”期间重点工业行业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保证全国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

（4）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较为缓慢。鉴于劳动力转移和资本深化对效率提升作用减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也较为缓慢。从世界大型联合会计算的TFP增速看，近年来，我国TFP（修正）增速呈现出递减态势，从2006—2010年的1.1%（6.5%）下降至2011—2015年的-0.7%（3.6%），进入“十三五”时期再次下降至-1.6%（3.1%）。其中，2019年我国TFP（修正）增速为-0.1%（见图1-4），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持平，略高于全球平均的TFP增速0.1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TFP增速为0.5%，这意味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是科技进步及其创新应用的体现，在这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现实差距，对此，我国要加以正视并切实着力改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依据佩恩表[11]数据进行的测算显示，2017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40%，而德国、日本、韩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99%、75%和63%（见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