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田二主”：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伴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江南农村普遍出现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所有权——田面权、田底权，以及两个所有权人——田面业主、田底业主，这种现象被当时人称为“一田二主”。江南市镇更是如此。最为典型的史料就是《周庄镇志》中的一段话：

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76］

《周庄镇志》的编者陶煦敏锐而精确地把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而形成的“一田二主”现象的本质揭示出来，实属难能可贵。因为直至今日一些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陶煦的水平，不承认有“一田二主”的存在，不承认田面权是一种所有权，武断地下结论：“田面权就是永佃权。”在笔者看来，田面权与永佃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物权，简单地说，前者是所有权，后者是使用权。从陶煦的话中可以知道，当一块耕地被征购用于建造公署民屋时，其田价必须由田底业主（田主）与田面业主（佃农）“两议而瓜分之”，不能由田底业主（田主）一人独吞。而且田面的价格与田底的价格已经相差无几，各占50%，最低限度田面业主也要占40%。如果田面权就是永佃权，永佃权拥有者可能获得田价的一半或十分之四吗？

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进一步证实了陶煦的观点。1918年关于江苏省物权习惯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为“一田亩上设定两个所有权”，说得很透彻：“查江苏佃户租种田亩，有肥土之称，又呼为田面，即佃户于业主田亩上有相当之地价，不啻一田亩而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77］你看，“一田亩而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云云，就是指田底权所有人与田面权所有人，同一田亩拥有经过分割的两个所有权，也就是“一田二主”。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就无法解释上述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现象。

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一篇关于常熟县农村的调查报告，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陶煦的观点。该调查报告指出：“田面权是与地主所有权并行的，与所有权分离而独立存在。田面权属佃农所有，其转移价常较（田底）所有权为高。如现在田亩所有权（田底权）的买卖，每亩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权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权最高二十元，田面权值三十元。”［78］田面价格明显高于田底价格，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那岂非咄咄怪事：使用权价格竟然高于所有权价格！

1930年代一位学者在实地考察了苏州、无锡、常熟农村的田面权与田底权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然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盖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点在此，即田底田面权之分裂，及田面权为产权之一种，而可以移转变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户所有之佃种或耕种权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79］这种从实际出发所得出的结论——田面权和田底权一样，是产权的一种，是可信的。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在记录浙江省黄岩县的习惯时，从法律上区别田面权与永佃权，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其中一条“对于不动产通行上下皮权”，指出：黄岩地区乡间俗例，称田底权为“下皮权”，称田面权为“上皮权”，而“上下皮权其效力与永佃权相异之点有二”：其一，“无存续期间之制限，故下皮权人（田底权人）若不并将上皮权一并收买，永远无消灭上皮权（田面权）之一日”；其二，“利用上皮权（田面权）之土地不受下皮权（田底权）人之拘束，故不问良田美地，上皮（田面）佃人得于田底上造屋置坟、掘坑烧窑，下皮（田底）人不得过问”。该书编者评论道：“此项习惯，查其第一异点，与《民律草案》所规定永佃权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之存续期间相抵触；其第二点，亦与《民律草案》规定永佃权者利用他人土地为耕作或畜牧之事项不合。”［80］请看，无论从民间惯例，还是民法的角度去考察，田面权与永佃权都不相同：永佃权虽然号称“永佃”，但不得超过五十年；田面权则没有时间限制，除非用经济手段购买；永佃权人只能使用土地从事耕种、畜牧，而田面权人可以破坏耕地，用于“造屋置坟”，田底业主无权干预。

1950年代以来，学者们之所以回避田面权是产权（所有权）这一事实，是被预设的某种观念所束缚：既然田面权大多在佃农手中，只能说成是使用权（永佃权），决不能说成是所有权（产权）；否则，地主与佃农的阶级关系岂不混淆！其实不必讳言。因为田面权存在于特种租佃关系之中。只要对江南地区田面权的由来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两种：其一，农民为生活所迫，出卖土地时，只卖田底，不卖田面，虽然成为田底业主的佃户，但自身仍是田面业主；其二，农民为了得到土地，花高价向地主买得田面，其价格往往等于田底价，甚至高于田底价。在这种情况下，田面权成为一种产权（所有权），田面价高于田底价，便不足为奇了。

这种现象存在于江南已久。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江南征租原案》的记载，田面与田底的分离，在明清之际久已成为惯例，很多地方的佃户拥有田面权。该书写道：“佃户揽种包租田地，向有取用、顶首等名目钱文，名为田面。其有是田者，率多出资顶首，私相授受。由是佃户据为己有，业户不能自主。”为避免纠纷，官府议定规条，主张仿照苏州府田面惯例：“每亩田面之价，即以每亩租额为定。”［81］可见田面是有价格的，是可以转让的。

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刑科题本中，可以见到关于田面转让的案例。有一份乾隆十二年（1747年）苏州府长洲县章敬山将“田面”转顶并绝卖与章茂甫“永远布种”的题本，说的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章敬山“把佃种华阳桥沈家的租田田面八亩五分，转顶与章茂甫耕种还租”，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章敬山“备足了原价银，向（章）茂甫取赎这田”，引起纠纷。［82］所谓“转顶”是田面权买卖的一种方式，由于耕地这种商品的特殊性，田面卖出多年，买方已在土地上投入很多工本，卖方要想以“原价银”八两赎回这八亩五分田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引起纠纷的根本原因。

江南这种田面惯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中国民事习惯大全》记载1918年关于旧松江府属各县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题为“田底田面召顶外顶之区别”，如此写道：“查松江习惯，对于所畸田亩之所有权，分为底、面两种。畸田底者，谓之业户，完纳赋税……畸田面者，谓之佃户，耕种该田，除完纳租米于业户外，有收取余利之权。其田面之价值，为田底价值之半。亦可互相买卖，其买得者，即有耕种该田之权。因田有底、面之分，遂有召顶、外顶之区别。召顶者，当买田之时，田底、田面并同买进，于召佃承种时，须由该佃户先缴顶首洋若干元，视田之肥瘠以定等次。倘有抗欠租米等情，即将顶首扣抵，收田另召，是谓召顶。外顶者，当时只卖田底，而田面向系种户所有，每年认还租米……倘该种户有意抗欠租米，为数较巨者，可将田面作价抵租，另召接耕，是谓外顶。按此种习惯，松江相沿已久。”［83］这种民间惯例，看上去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说田面权与田底权都是所有权，都可以买卖；田底、田面同时买进，与只买田底不买田面所形成的租佃关系是不同的。

该调查报告所说田面买卖的习惯在松江“相沿已久”，殆非虚言。不少文献都可以为证：

——《松江府续志》在记述当地风俗时指出：“此业户买田，俗云田底是也。又有田面之说，是佃户前后授受者，视其田之高下广狭以为差等。”［84］

——晚清松江人姜皋说：“至田面由佃户乡间授受者，曰顶种。佃户退业另召者，曰召种。其价全视村落之盛衰以为准。谚云‘田落富家村’是也。”［85］

这种情况，民国时期依然存在。满铁1930年代末对于松江的调查报告指出：当地田面与田底分离的状况十分普遍。抽样调查表明，有田面权的达137件，没有田面权的仅9件。［86］在调查中发现，和历史时期一样，田面权和田底权都可以买卖、转让，在当地习惯中，田面买卖与田底买卖大体相似，买方首先必须向村内的地保调查该地块的所有权、坐落四至及收获量等。如果是田面买卖，买方还得向拥有田底的业主询问，该佃户（即卖方）有无欠租等情况。如有欠租，田面买卖后怎样处置欠租，是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事，与田底业主（即地主）无关。［87］这足以证明田面早已是独立于田底的产权主体。

1950年土地改革前的松江新农乡的调查报告写道：“该乡大部分土地，有‘田面’与‘田底’权之分……农民占有‘田面’权的土地，每年仍须向地主交大租，但‘田面’权可以自由出租、出典或买卖。地主中亦有将自田的‘田面’权出卖给农民者，卖时须写绝卖契（名春花永状），农民又称此为杜绝契……也有农民买‘田面’权时，因不能一次付清‘田面’价格，而只交顶首者，六年为期，期满后地主又涨顶首，待涨到‘田面’价格时，方写‘田面’权绝卖契。新农乡农民所有佃入田中，大部分有‘田面’权，如张家村农民有‘田面’权的田占佃入田的98.7%。”［88］

这种情况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之所以会大量出现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与这一地区市镇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城居地主较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土地改革前的统计，上海周边各县的“城居地主”在地主群体中所占比例如下：

南汇县37.60%，松江县54.79%，奉贤县31.68%，金山县41.09%，青浦县52.98%，嘉定县39.09%，川沙县14.78%，上海县45.32%，宝山县25.16%。

这些城居地主大多经营工商业或从事其他职业，据南汇县惠南镇、松江县中山镇、奉贤县中山镇、奉贤县南桥镇、金山县朱泾镇、青浦县城厢镇、嘉定县西郊、川沙县城厢镇、上海县闵行镇的调查，兼营工商业或其他职业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42.47%～93.33%。［89］这类以工商业或其他职业为主业的地主，大多无暇经营田产，乐于出卖田面，保留田底（收租），促使田面与田底分离的进程加速。而在农业高度集约化的上海周边地区，佃农（包括佃中农、佃富农）多致力于获取田面权，使自己可以较为稳定地经营土地，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