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自明代以至民国时代，上海周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运动，有集中，也有分散，十分纷繁复杂。不过还是有规律可循，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近代以降，地权呈现明显的分散化趋势，乃是引人注目的主流。

崇祯年间的大学士钱士升（浙江嘉善人）在谈到江南的土地占有状况时说：“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者千百中之一二耳。”［67］这种粗线条的勾画未免过于笼统，却大致反映了江南农村土地所有权分配状况：占田数百亩者达60%～70%，占田数千亩者达30%～40%，占田数万亩者仅仅千分之一二。松江徐阶家族便是“千百中之一二”的典型。嘉靖、隆庆年间担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权倾一时，富甲天下。一般人估计，徐府田产多达四十万亩。［68］徐氏家族在松江的势力，清初一蹶不振，久而久之便渺无声息了。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对松江地区“门祚之靡常”感慨系之，谈到徐氏时有一段精当的议论：“吾郡自嘉、隆以来，簪缨之盛，莫如徐氏。……八世一品，同郡罕比。易代而后，世荫既革，科名莫继。孝廉闇公孚远遁迹海外，世业遂废。”［69］

清初的“奏销案”对于这一地区的地权分散是一个影响至广的因素。严厉的“追比”（退赔），迫使欠税富户抛售田产，致使地价狂跌。地权分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冲击。清中叶无锡人钱泳说：“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70］这反映长江三角洲土地作为特殊的商品，它的所有权是可以流通、转移的，而且速度非常快——“十年之间，已易数主”。洪焕椿根据苏州博物馆藏的一些“置产簿”，揭示当地富户兼并土地都是小笔购置，逐年积累。对于他们而言当然是土地的集中，但从全局看，这种集中，并不能掩盖总体上的分散。［71］

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在道光、咸丰以后更加明朗化。伴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与工商业利润比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富有者对购买田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72］

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无锡20个村1 035户农家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地主占有的土地，在总面积中只占47.3%，平均每户占地不过54.5亩，与其他农户相比不占很大优势。请看下表。

据1923年南京东南大学的调查，上海地区各县土地占有状况，比上述无锡县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更为分散化，占地超过50亩者寥寥可数。请看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占地50亩以上的比例很小，而且愈靠近上海市区的农村，占地50亩以上者愈少。原因就在于，上海发达的工商业与可观的利润，刺激地主把资金投入工商业，对土地投资的兴趣日趋降低。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调查表明，上海附近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十分明显。对嘉定县澄桥丁家村50户农家的抽样调查显示，仅有2户占地在30亩以上，另有2户占地在20亩至30亩之间，其余46户占地都在20亩以下。［73］这个调查范围过于狭小，缺乏代表性。1950年嘉定县在土地改革以前所作调查，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土地改革前，嘉定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状况十分明显。请看下表。

由上表可知，1950年以前嘉定县地主所有的土地仅占全县耕地的21.9%，而中农所有的土地却占全县耕地的38.8%，中农和贫农所有的土地占全县耕地的60%，很明显，这是一个自耕农占优势，而地主并不占优势的地区。

这种状况在一个镇的调查中显示得更加突出。请看下表中娄塘区（即娄塘镇）土地改革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

娄塘镇的地主所有土地仅占14.70%，而中农所有土地却占37.20%，贫农所有土地也占27.30%，地主所有的土地一点也不占优势；而且地主的自耕地远较出租地为多，可见大多是一些自己经营土地的小地主，更加强烈地反映出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的趋势。

松江地区也是如此。1950年土地改革前对松江县新农乡的调查，可由下表显示出来。

新农乡地主所有土地仅占27.34%，中农与贫农所有土地占51.35%，如果加上富农土地，那么这个比率高达72.12%，自耕农经济占有压倒优势。而且该乡地主所有的土地占41.63%是自耕田，另有10.11%是佃入田，这类地主大体属于经营规模不大的小地主。根据另一调查，新农乡出租的7 335.38亩分别属于195个地主，平均每户地主出租土地37.62亩。而且这些地主中54户在上海市，49户在松江县城，62户在泗泾镇，都属于“城居地主”。［74］

在对嘉定县、松江县作了分析以后，再对南汇、川沙、青浦、上海等县作一个鸟瞰。据1950年土地改革前的调查，南汇、川沙、青浦三县地主占有的土地状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述抽样调查可知，南汇、川沙两县没有500亩以上的地主，青浦县500亩以上的地主有3户，基本上反映了当地的土地关系特点。这个判断还可以由下表得到验证。

从《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中，可知1950年土地改革前南汇、川沙、上海三县各阶层土地占有的详细比例，见下表。

这三个县地主所有的土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例不到20%，分别为13.29%、14.98%、18.00%，不但低于中农，而且低于贫农（分别为22.31%、18.19%、18.03%）。而且这三个县地主每户所有土地数量也较少，每户平均低于50亩，分别为：南汇县地主户均32.15亩，川沙县地主户均44.63亩，上海县地主户均32.25亩。［75］

以上不厌其烦地列举一大批数据，无非是想证明这一地区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乃是不争的事实。在地权分配中，中农、贫农所占比率明显高于地主，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所占比重超过了地主经济。这种状况截然不同于当时颇为流行的权威论断：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地主土地不到20%，能说“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吗？中农、贫农土地超过了50%，能说“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吗？读者诸君也许会说，上述那个权威性论断是就全国而论的，不错。但是，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的《江苏省农村调查》，开卷第一篇《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居然置上述事实于不顾，对苏南土地关系所下的结论依然是：“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就令人费解了。另一令人费解的问题是，1950年代初，一些学者鉴于苏南的特殊性，提出“苏南无封建”的看法，结果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苏南无封建”是可以探讨的，不必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