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地租形态与地租率的变革

这一地区的地租形态，既有对传统的沿袭，也有因时的变革，从缴租的方式上看，有定租、活租、分租三种。

所谓定租，即定额地租，由来已久。早在宋代，江南就流行定额地租——每亩租额固定，多则一石以上，少则七八斗，大致与田地好坏、地方习俗、主佃关系等因素有关。《江苏金石志》所载碑刻，透露了当时民间定额地租的状况。［90］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说，华亭县、娄县、青浦县每亩租额“一石五六斗者比比”，上海县每亩租额“上田不过石一二斗，次则八九斗，下至六斗”。［91］他所说的就是定额地租。

据土地改革前的调查，本地区流行的定额地租有两种形式：定租呆缴与定租活缴。

所谓定租呆缴，即租额一经确定，荒熟不论，租额不变，契约上写明：“丰年不增，荒年不减”，“风虫水旱概不管”。如奉贤县的板租，不管年成好坏，按规定租额缴纳，每亩三斗半到四斗米；青浦县的板租，不论年成丰歉，每年租额固定不变，每亩八斗至一石二斗之间。

所谓定租活缴，即事先约定租额，丰年按照原租额缴纳，荒年酌减或迟缴。如青浦县的花租，先议定租额，秋收后按年成好坏决定增减；松江县的虚租租额按年成好坏打折扣，每年秋收时由地主与县政府、参议会决定后公布，或打八折，或打七折，或打六折。上海县的虚租也是如此，业主与佃户建立租佃关系时议定租额，收获时可按收成情况酌打折扣，每亩实缴租额一般在六斗至七斗米之间，占产量的25%～35%。［92］

所谓活租，与定租活缴比较接近。一般是根据当年亩产量多少，临时评产缴租。如：奉贤县的活租，又称花租，每亩租额大致在一石二斗至一石三斗之间，实缴租额按年成决定，以每年实产量的37.5%缴纳；青浦县的活租又称看租，先不决定租额，秋收后再按年成好坏决定租额，大体每亩三斗至九斗八升或一石左右。［93］

所谓分租，即分成租，上海周边地区称为“分场田”“合种田”。松江县这一类型约占全县租田的20%～30%，其他各县的比例较低。分租标准多视实际产量按成分收，有“多收多分，少收少分，不收不分”的说法。其分配比例，根据业佃双方所投入的成本多少而定，也就是说，如果佃户负担大部分生产成本，那么佃户所得成数就多；如果地主负担大部分生产成本，那么地主所得成数就多。一般而言，分租的比例以“平分”最为普遍，“四六分”次之，“三七分”较少。青浦县的分租，又称分种，由地主出肥料、种子，佃户出劳力、耕牛、农具，根据实际产量（连稻草在内）四六分成或三七分成，即主四佃六或主三佃七。奉贤县的分租，由地主出土地、耕牛、农具，佃户仅出劳力，租额普遍是主佃各半或主六佃四。嘉定县的分租，种子、肥料业佃双方各出一半，收获也是对半分，若佃户单出劳力，则主六佃四分成。松江县的分租也称分种，地主出土地、肥料、种子、耕牛，但佃户仅出劳力，实际产量按业七佃三分收；若地主出土地、肥料、种子，佃户出劳力、耕牛，实际产量按业六佃四分收。［94］

这里的分租，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契约的经济色彩更浓，业佃双方依照契约而处于对等的地位。因为这一现象大多出现在两种人身上：其一是拥有田底与田面不分离的土地，自己经营的小地主；其二是部分农民因缺少劳力，或田块离村太远，而将自耕田或佃入田与其他农户分种（合种）。双方把土地、肥料、种子、耕牛、劳力等生产要素，按比例确定收成的分配，具有较高的商业化程度。

如果从地租征收对象而言，本地区除了传统的实物地租，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货币地租，或者是“折租”——将实物折成货币。据1924年的调查，上海县30%是实物地租，70%是折租；金山县10%是实物地租，10%是货币地租，80%是折租。到了1934年，上海县的实物地租减少到10%，折租增加到90%，金山县则不变，明显地反映了上海县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变化。据陈翰笙的研究，货币地租或折租的盛行，是因为较多的地主“均经商沪上或湘鄂一带，货币之需要愈形迫切”，“农作物体积粗大，转运不便，分益时又多种种流弊，故纳谷之租制，在上海实属仅有。据1933年调查，货币地租占调查佃租农户95%”。［95］

值得注意的是，据1930年代初的调查，货币地租的租率比较低。松江县每亩耕地的年收入33.40元，地租10.85元，地租率32.49%；奉贤县每亩耕地年收入28.00元，地租额6.50元，地租率23.21%。此外，无锡县的货币地租率34.44%，武进县的货币地租率33.12%，昆山县与常熟县的货币地租率均为33.33%。［96］据1930年代末的调查，嘉定县常年亩产量，秋熟棉花100斤，折合12.0元，夏熟小麦一石，折合8.0元，全年每亩收入20.0元。上地每亩地租8.0元，中地每亩地租7.0元，下地每亩地租6.0元，货币地租率分别为：上地40%，中地35%，下地30%。［97］

这种情况与以往流行的权威论断——地租率高达六成、七成乃至八成是大相径庭的。问题出在哪里？土地改革时为了宣传“地主阶级剥削的残酷性”，在计算地租率时，故意将产量估计过低，人为地提高地租率。例如《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的地租情况》的调查报告，所统计的苏南农村地租率普遍高于实际状况，例如无锡县一般地租率为60%，较高地租率为80%。［98］高则高矣，但并不真实。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作为“分母”的“正产物产量”估计偏低：只计算秋熟作物产量，而没有把夏熟作物产量一并计算在内，以至于作为“分子”的地租就显得过大。

众所周知，长江三角洲地区从北宋末南宋初逐渐普及稻麦二熟制，然而仍维持着传统的按秋熟产量收取地租的惯例。［99］这种惯例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代。晚清松江人姜皋说：“春熟无论三麦、菜籽，例不还租。”［100］光绪《松江府续志》说：“农家谓秋成曰大熟，稻及木棉是也。若蚕豆、菜（油菜）、麦之类，例不还租，故农家咸资小熟以种大熟。”［101］民国时代这一传统仍未改变，却被人们计算地租率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102］

郑志章较早地发现对地租率估计过高的错误的根源：一是忽视了只对秋熟作物征收地租，夏熟作物全归佃农的事实；二是忽视了定额地租通常是“定租活缴”，没有除去虚额。根据他的估算，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实物地租率：松江府37%、40%、32%，苏州府48%，湖州府40%，嘉兴府40%。［103］民国时代上海周边农村的地租率，普遍低于50%，在40%上下浮动，有的甚至在30%左右。这与人们先入为主的地租率概念，有很大的出入。这是不必讳言的事实，完全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从历史的视角看来，本地区的地租率呈现一种不甚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地域的视角看来，本地区的地租率比其他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地租率低。其中原因也许很多，至关重要的是，本地区地权日趋分散化，田面与田底加速分离，大多数佃农都拥有田面权，田底价不断下跌，地租率也随之下降。这种趋势是和工商业日渐发达、乡村日渐城市化的进程同步的。在这一进程中，江南市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