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家的大悲悯

很难为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定一个图书品类，是游记随笔，是纪实文学，还是考察报告？归类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书带给世人的巨大心灵撞击，是它那跨越国界和种族、跨越社会阶层、跨越入侵者和受难族群、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深长影响力。我所深感愧疚的，是一百多年前这部书就震撼与警醒了无数俄国人；可时至今日，理应受到更大震撼和更多警醒的我们，对它的阅读认知与评介仍远远不够。

如果非要找一点理由，也可以说《萨哈林旅行记》是一部人物纷繁、内容庞杂、基调沉重的著作，需要沉潜身心、细细咀嚼方能领悟。在阅读呈现碎片化，在读书的目标性、功利性越来越强的今天，它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我的阅读在开始时也很不轻松，常战战兢兢，生恐深爱的契诃夫说出一些伤害中国人的话（那是对腐败怯懦的清朝，即便有一些也无可指责），但真的没有。书中无处不在的，是作家对沙俄殖民和苦役制度的尖锐批评，是一种痛切的感同身受的悲悯。在这块陌生的与俄罗斯欧洲部分风光习俗迥异的土地上，契诃夫一路观察和问询，一路记录与书写，笔调仍是一贯的从容平正，字里行间也跃动着他那一贯的批判锋芒。

自见诸记载以来，在有限的零星描写库页岛日常生活的文字中，可见出僻远苦寒，亦可见出安宁与富足。该岛的渔业、皮毛、木材、煤炭和石油，都多到令人艳羡。而契诃夫笔下的岛上生活，却是无处不在的匮乏：缺少食品衣物，缺少医药，缺少文化生活，缺少精神上的安定快乐。不光是苦刑犯，几乎所有人都浸染着一种悲剧色彩。其时沙俄已废除农奴制，而那里存在（应说更严酷地存在）着奴隶和等级制度，存在着肆无忌惮的贪腐与欺凌，命运不公和人性之恶也表露得更为直白。得益于大作家的名头，契诃夫虽没有登岛许可证，仍一路得到各级官员真真假假的友好接待，考察过程中也获得了地方当局的协助，但并不影响他客观记录与评介在岛上的所见所闻。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迅速将侵占的清朝土地分为阿穆尔省、滨海省等行政区划，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在开始时皆属于阿穆尔省。所谓“阿穆尔”，即黑龙江的俄文名称，似乎也是由鄂伦春或鄂温克语言音译的。[13]契诃夫到达时，适逢阿穆尔督军即将莅临，对库页岛作五年一次的巡视，书中写道：“萨哈林正在准备迎接督军，所有人都在忙着。”在该书第二章，作家描述了欢迎督军考尔夫男爵的场面，人们聚集在岛区长官官邸前的广场上，仪仗排列，乐曲奏鸣，一个仪表非凡的老人用银托盘呈上面包和盐。男爵大人温煦可亲，发表了一番富有鼓动性的讲话。而契诃夫则透过热闹表象发现实质，道出“我第一次看到萨哈林的民众，他们那种悲惨的特点并没有掩过我的眼睛：人群中有壮年男女，也有老人和孩子，但是唯独没有青少年，好像从十三岁到二十岁的年龄在萨哈林就根本不存在似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去哪儿啦？作者也提出疑问，结论是萨哈林不可能留住年轻人。

书中也写了考尔夫督军被移民拦截围堵时的无奈和应付，写其对属下瞒骗行径的心知肚明与姑息迁就。这位督军应该已接到监狱总署署长的秘密指令，知悉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没有官方许可，对他仍很友善，尽可能提供方便。契诃夫称赞考尔夫品德高尚，认真记录了他的一些讲话，却随处加以评点，颇有不认可之处。对苦役犯的生存现状，考尔夫说：

任何人都没有被剥夺获取完全平权的希望。不存在终身惩罚。无期苦役不超过二十年。苦役劳作并不沉重。如果说沉重，那只表现在强制性劳动不给劳动者本人提供私利，而不表现在体力强度上。不披枷戴镣，不用人看守，不给剃光头。[14]

这场谈话发生于契诃夫抵达之初，也不见得是督军大人蓄意欺骗，而接下来契诃夫笔录的大量文字，都证明这番话浑如梦呓。

“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的岛区最高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又是一种状态，他从不讳言当地生活的艰难枯燥，坦言自己深陷种种琐事的纠缠中，由于整天用脑子想主意，已深感疲倦。将军把契诃夫当成倾诉对象，不停地强调自己很有人道精神，“不断地表示厌恶体罚”，而体罚在岛上几乎无处不在。一位医生因动物检疫与他发生争吵，“结果将军甚至抽了他一棍子，第二天宣布准予他呈请辞职，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提出辞呈”[15]。掌握大权的人往往表现得很坦率，也不免借以掩盖真相。科诺诺维奇说“苦役犯、移民和官员，所有的人都想逃出这里”，作者是认同的；科氏复说自己“还不想逃”，则不免矫情，契诃夫也记录下来，显然并不太相信。

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海岛，契诃夫观察到上级官员对下属的任意凌辱，更痛感于各级官员作为一个管控体系的整体之恶，如大量无偿地役使犯人。他写道：“数不清有多少苦役犯在侍候官员先生们。每一位官员，甚至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据我了解，都可以不限数量地使用仆役……一个典狱长按规定可有八名仆役：女裁缝、鞋匠、使女、听差兼信使、保姆、洗衣妇、厨师、清扫工。”[16]那位挨过将军棍子又被褫夺公职的医生，仍然拥有着奴仆，虽仅仅父子二人，却有着厨师、庭院清扫工、厨娘和使女。即便如此，官员们的生活仍然缺少平静和快乐，海军军官的两个小女儿被蚊子叮得满脸是包，倒霉鬼医生每晚都在写控告信，多数典狱长动辄殴打苦刑犯，将敢于反抗者处死或打入黑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书中至少写到两个典狱长被犯人活活打死。

岛上也有一些自由民，被当局用花言巧语忽悠来的移民，分了大块的土地，贷款建房和买来牲畜，可很快就陷入困顿——冬天漫长的寒冷，夏天的炎热与洪水泛滥，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阿尔科沃屯，契诃夫发现所有的农民都欠债，“债务随着每一次播种、每多一头牲畜而日益增加”[17]。而就在契诃夫抵达前不久，二屯饿死了一个叫斯科林的移民，“他三天只能吃上一磅面包，很长时间都是如此”[18]。在另外一个居民点，又是一番景象：27户家庭挤住在一个废弃的大牢房里，环境污秽不堪，人们并排睡在大通铺上，十五六岁的姑娘不得不紧挨着单身苦役犯，铺前是臭气熏天的便桶。作者逐家记录：有苦役犯与自由民身份的妻子儿女，有强制移民，有波兰人和鞑靼人，也有监狱看守与年轻妻子。他用笔简洁冷静，一色白描，写到最后仍是按捺不住，为这些可怜女子的命运大声疾呼：“读者可以根据这种野蛮的居住环境判断，妻子和女儿在这里受着怎样的侮辱和损害，她们本来都是自愿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苦役地的，可是这里却无人关心她们。”[19]

最苦最惨的还是那些苦役犯，他们又被分为三六九等（等级制带来的幸福感和悲惨命运，皆体现在不断细分中）。该书卷首附了几帧黑白照片，如“为苦役犯上重镣”“连车重镣犯人”，皆注明为作者所藏。当时照相技术已发明约百年，但因相机的体积仍较笨重，加上经费拮据，契诃夫没有携带相机，这些照片应是他在岛上收集的。作者专门描写了沃耶沃达监狱的连车重镣犯，笔触入微：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手铐和脚镣，手铐中间拖着一根长三四俄尺的铁链，铁链另一端锁在一个不大的独轮推车上。[20]

读到此处，自会联想到他们平日怎样脱衣睡觉。作者在后面补了一笔：“夜里睡觉的时候，囚犯把推车放在床下。为了减少麻烦，通常让他们睡在通铺的边上。”

是什么样的重罪使他们受此严惩？

作者举了一个海军水手的例子：因为挥拳扑向一位军官，他被流放萨哈林；在苦役地又扑向下令用树条抽他的典狱长，被判处终身苦役，外加鞭刑和连车重镣。这还是仰赖考尔夫男爵的好生之德，否则就是死刑了。仅因不堪受辱、捍卫人格尊严就被押解流放，在萨哈林绝非仅此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