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哈林岛狂”
1890年2月，契诃夫在给诗人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写道：“我整天坐在家里读书，做札记。我的脑子里和我的纸上没有别的，只有萨哈林岛。这是一种疯狂，Mania Sachalinosa。”[2]最后的拉丁文短语，意思即“萨哈林岛狂”。
萨哈林，曾经属于中国的库页岛，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意味着诗与远方吗？
毋庸讳言，契诃夫对沙俄占领这个遥远的岛屿是赞同的，认为“做出了惊人的业绩”[3]。但他此行的目标，不是要去为一块新国土唱赞歌，而是要到那里体味世间苦境，察看和揭露沙俄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恶。这实际上不能算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风险极大、指向性明确的专项社会调查。契诃夫极为执着，曾以几个月的时间搜集和阅读各类文献资料，包括所及见的历史档案和贸易史料，也包括前人笔札游记、地理气象、生物矿产等等，力图先对该岛有一种整体了解。在好几封信中，他都提到为此行所做的资料准备与疯狂阅读，如在写给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
我待在家里，不出大门，专心读着一八六三年萨哈林岛的煤是多少钱一吨，而上海的煤是多少钱一吨，读着振幅和北风、西北风、南风以及其他的风；等我将来在萨哈林岛岸边观察我自己晕船的情形时，那些风是会吹到我身上来的。我在读土壤、下层土壤，读含有轻砂壤土的黏土和含有黏土的轻砂壤土……[4]
好友苏沃林给他寄来很多相关书籍。此人也是一位文学家，兼以出版报刊，契诃夫的作品当时大多交给他发表，苏沃林内心颇不支持这种心血来潮般的举动，但仍全力帮着搜集资料和筹措经费。是以契诃夫就此行与苏沃林的信函最多，不断提出书单，说点儿心里话，调侃戏谑，偶尔也吐吐苦水：
谢谢您的张罗，克鲁森施滕的地图册我现在需用，或者等我从萨哈林岛回来再用，最好还是现在就能得到。您在信里写道，这个地图册不好。正因为它不好，我才需要它；好的地图册我已经在伊林那儿花六十五个戈比买下一本了……我得同时又做地质学家，又做气象学家，又做民族志学家，可是我对这些是不习惯的，心里觉得烦闷。趁现在有钱，我就埋头读关于萨哈林岛的书直到三月，然后再坐下来写小说。
……我在我的萨哈林岛的工作中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狗崽子，弄得您只有摊开两只手的份儿。我已经从别人的书中偷来许多思想和知识，冒充为我自己的了。[5]
曾读过一些中外作家的旅行记（我说的是作家，不算上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与我们的徐霞客），真的想不起来有哪个像他这样下力气做资料准备。契诃夫寻觅甚至亲自摹绘各类相关地图，自嘲“我为有关萨哈林岛的资料以及其他种种工作忙得要命，简直连擤鼻涕都没有工夫”。说来惭愧，本人也曾多次到国外和异乡考察，先期做点攻略是有的，却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郑重。
契诃夫世事洞明，从来都不迂腐和莽撞。鉴于萨哈林的特殊军事管理体制，为使考察能顺利进行，他在年初就特地向沙俄监狱总署加尔金署长写了封信，措辞简明而恭敬：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今年春天我打算抱着科学和文学的目标到西伯利亚东部去，顺便访问萨哈林岛中部和南部，因此我斗胆请求阁下尽量惠予协助以达到我上述的目标。
我愿以诚挚的敬意和忠心做阁下的最恭顺的仆人。
安东·契诃夫[6]
该信写于1890年1月20日。据《契诃夫书信集》俄文本注，作家曾亲自拿着信前往拜会，向署长大人详细讲述自己的旅行目的，“要求发给他一个书面许可证，以便考察萨哈林岛的监狱和矿场”。沙俄有着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也有着尊崇文学的传统，加尔金友善地接待了契诃夫，认真倾听他的诉求，没有表示为难与阻挠，却也没有提供登岛的许可证。一个以揭露现实黑暗著称的作家要去考察萨哈林监狱状况，能不引起监狱署长的高度警惕吗？在他离开后，加尔金即秘密训令萨哈林驻岛将军，不是禁止契诃夫登岛，而是告诫不得批准他与岛上政治犯接触。
从1825年镇压和惩处十二月党人开始，西伯利亚就成为大批流放政治犯的地方。1886年，美国记者凯南曾访问过西伯利亚监狱，私下里与政治犯交往沟通，写成长篇通讯和人物特写。回到美国后，凯南就沙俄流放制度巡回演讲时，常把自己化装成西伯利亚罪犯，“头上的半边头发剃去了，身穿破衣烂衫，戴着镣铐”[7]，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俄国严厉查禁这些文字，却无法阻断其传播之路（政府禁令常会成为最好的广告，成为作品流行的催化剂）。契诃夫在阅读中被震撼，认为“萨哈林岛是唯一可以研究犯人的集聚的地点”，以之作为这次考察的目的地。通过阅读，契诃夫已对萨哈林的苦役制度有所了解，更加迫切地期待跨越漫漫旅程，身临其境，亲自调查。
那时沙俄正试图将东西伯利亚总督区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扩张，黑龙江南岸乃至整个大东北地域都已进入其殖民蓝图，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规划中。1890年4月19日，契诃夫从莫斯科乘火车起程。而就在前一天，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致电李鸿章，商讨修筑“东轨”事宜。东轨即关东铁路，是为闻知俄国要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后，清廷紧急采取的对应性举措。较为务实的李鸿章建议“每年尽部款二百万两造二百里路，逐节前进，数年可成”，慈禧太后与醇亲王担心落在俄人后面，决定借款三千万两，加紧赶工。[8]两国朝廷都意识到铁路对守土开边的重要性，都要将铁轨铺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也都对工程的浩繁艰难估计不足。俄西伯利亚大铁路至1904年才勉强开通，清朝的关东铁路更是命运多舛，此为后话。
由于西伯利亚还没有铁路，契诃夫抵达秋明后只能换乘马车。那是一个万物竞生的春天，想象中斜倚在装配着弹簧的车厢里，手持烟斗或来支雪茄，和风拂面，马蹄嘚嘚，沿着西伯利亚大道饱览壮阔景色，该是怎样的惬意。然而且慢，读了契诃夫的《寄自西伯利亚》，你才知道旅途中的种种艰辛困厄。而早于他整整半个世纪，两广总督林则徐因禁烟“启衅”被道光帝遣发伊犁，逐日简记途中经历——尽管在出关前已将马车做了一番升级改造，仍被戈壁乱石颠得肝肠欲碎，折轴脱辐。[9]契诃夫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形：桃花水淹没和浸软了道路，没完没了的泥泞与坑坑洼洼，所乘马车被对面狂驶来的邮车撞坏，人和箱包摔落泥水中，然后是在料峭寒夜中徒步跋涉……[10]
行至叶卡捷琳堡时，契诃夫就出现严重的咳嗽，有时咳血，数日不止，只得停下来稍作休整。他是职业医生，不难想到此乃肺结核的症候，但仍坚持前行。然后几经辗转，小船大船，漂江渡海，终于在7月11日抵达库页岛。对于一个已有盛名的作家，契诃夫的考察之旅低调简朴，没有人陪伴照料，没有人在前站安排，以至于到了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曾经的我国庙街），居然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来时乘坐的轮船已开走，往库页岛的“贝加尔”号要等几日后才启航，因边区政府南迁伯力，一度繁华的庙街快速萎缩，连个客栈都找不到。契诃夫只能将行李放在空寂的码头上，“在岸上来回踱着，不知如何是好”[11]。就在这时，已经纠结了多日的问题重新浮现：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这次旅行是否过于轻率？数日后就可以登上库页岛，苦役和流放地已近在咫尺，可契诃夫蓦地想起没携带任何引荐文书，可能会被拒绝登岛，内心充满不安。
为什么非要到遥远的库页岛？
契诃夫将之称为一次朝圣之旅。在与苏沃林的信中，他反驳其“萨哈林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说法，写道：
萨哈林岛是一个充满不堪忍受的痛苦的地方，只有心甘情愿和受尽奴役的人才受得了那种痛苦。在萨哈林岛附近和当地工作的人过去就在解决可怕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善于伤感，要不然我就会说我们应该去朝拜像萨哈林岛那样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麦加一样；航海人员和监狱管理人员尤其应当去看一看萨哈林岛，犹如军人去看塞瓦斯托波尔。[12]
此时库页岛被沙俄强行管辖不过三四十年，因其遥远苦寒的生存环境，和对苦刑犯与强制移民的百般虐待，已是恶名远播。契诃夫则认为充满众苦的苦役岛是一块圣域，是文学家了解底层社会或曰特殊人群的厚土，也是认知和揭露制度弊端的窗口。他正是以一种朝圣者的赤诚与坚忍，历经磨难抵达库页岛；再以伟大作家的执着与洞察，逐个监室，逐屯逐户，完成了尽可能详备的考察。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萨哈林旅行记》从创意到动笔都显得心血汇聚，得来甚难。它不是一部小说，却也随处可见摹写人物的温情，可见勾画场景的细腻笔触，随处可感知作者的深邃目力和博大情怀。
我国唐代出现过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写金戈铁马、大漠孤烟，也写血沫与死亡，写征人的饥寒与思亲之苦。南宋大文人陆游、辛弃疾都曾卫戍边疆，将真切感受融入诗文，降至明清两朝则难以看到。自清代顺治年间开始，库页岛先后归属宁古塔将军衙门和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距京师五六千里（不到契诃夫此旅的三分之一），不光各级官员极少登岛履职，知名文人更未见一人涉足。阅读晚清史，我们每每对国家的边界被蚕食鲸吞、大块领土沦丧流失扼腕痛愤，感慨其来归之悠远、割离之匆遽，但应知任何突发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积渐而成的长过程，亦不可仅仅视为当政者的责任。这是伟大的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一道思考题，也是这部谦称“旅行记”的书所内蕴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