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昙曜的功绩

昙曜原是北凉国的习禅大师，后来移居平城。文成帝登上皇帝宝座时，他居住在中山（今河北定州），接到皇帝的圣旨，便匆匆赴京听命。昙曜一到京城，恰好遇见皇帝出行的仪仗车队，昙曜赶忙站在路旁躬身施礼，没想到有一匹拉车的御马却一口咬住昙曜的衣服不走了。当时的人们都认为马能认出心地善良之人，拓跋濬更是相信这位善人一定能帮助他办大事。

460年，拓跋濬拜昙曜为沙门统（道人统改名）。昙曜刚一上任即上奏皇帝，请求在京城西的武州塞开凿5所石窟。按北齐魏收（507—572）撰写的《魏书·释老志》记载，这5所石窟中各有一尊佛像，高的七十尺，低的六十尺，雕刻装饰之奇妙与宏伟，是当时其他石窟无法相比的。这就是现在大同云冈石窟中的第16—20窟。

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在十里河北岸的武州山（又称武州塞）山崖上，东西绵延约1公里（图37）。从北魏的故都盛乐到平城之间，有一条交通要道，武州山正当此道要冲。从明元帝开始，北魏皇帝曾先后77次到武州山祈祷，因此这里早已成为北魏统治集团祈福的“神山”。云冈是武州山的最高峰，因明朝曾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军事设施，以后就把这一带统称为云冈。选择在武州山开凿石窟，这里自然就成了都城附近的佛教圣地。

云冈最初开凿的这5所大型石窟，大体都是模拟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草庐形式，样子很像今天的大半个蒙古包（图38）。窟里的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面积的大部分。从石窟的内容与布局观察：18窟主像是一尊高15.5米的立佛（图39），身边站着二菩萨与二立佛；19、20窟的主像都是坐佛，高度分别是16.8米、13.7米，身边分别有两身倚坐（双小腿下垂的坐姿）佛或立佛像，第19窟的两身胁侍倚坐佛像是在第二期补雕完成的。因此，这3窟的题材都是以三身佛像构成的三世佛，代表着过去的燃灯佛（或其他佛）、现世的释迦佛、未来的弥勒佛。

17窟的主尊是高15.6米的交脚坐姿弥勒菩萨像，它代表弥勒正在兜率天宫里说法，还没有下到人世间成佛。弥勒身边还有一身坐佛、一身立佛，自然代表着过去佛与现在佛。

16窟只雕着一身释迦佛的立像，高13.5米。这尊佛像并没有按期完工，到第三期才补雕完成，因此呈现着第三期佛像的面貌（图40）。

这一列5窟巨大的佛祖真容雕刻，是监造者昙曜精心策划、特意设计的。其实他们表现的还是五级大寺内那5位皇帝，按照顺序从西向东分配：20、19、18窟中的主佛，分别代表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17窟那身还没有成佛的弥勒菩萨代表未即皇位就死去的拓跋晃；16窟的单身释迦立像，指的是当时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佛像是无法搬移的，比起五级大寺的铜铸像来，更可以长久地保存下去。这种企图以此维持北魏政权长治久安的做法目的是很清楚的。

20窟的大坐佛是云冈石窟的标志。由于洞窟的前壁崩塌，使造像完全暴露，因而很远就能看到它那雄伟壮丽的身姿。这尊佛像结跏趺坐（即两腿盘起，以脚背贴着大腿），双手叠放在腹前，表示他正在禅定；身上穿着袒裸右肩的大衣，有一块衣襟包着右臂外侧，大衣的边缘有波浪形的褶纹；衣纹虽然是仿厚质衣料而出现的凸起的样式，但其表面还是刻着粗细相间的阴刻线条。其面相方正，五官宽大，块面清晰，身体威武雄壮，人们不难从中发现它与炳灵寺169窟6号坐佛之间存在的某些相似性。但相比之下，云冈20窟主佛的整个神态是庄严静穆的，更加渲染了佛的超自然力量与神圣气氛。那健壮的体魄，正反映了鲜卑拓跋氏勇武雄健的民族审美意识。

当然，同西秦塑像的相似性，并不说明它一定是西秦传来的，它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来自长安及凉州的造像样式。事实上，昙曜所造的五窟固然包含着后秦、北凉佛教艺术影响的因素，但它们自身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把石窟的形状做成草庐的形制，窟门上方开一个大明窗，时至今日，在新疆和甘肃还找不到类似的实例。佛像在细节上的一些做法，虽然同西秦石窟有些相似的地方，但在那种丰厚壮实的形体之中所蕴藏的男性的力量与魅力，也是早期的石窟中所见不到的。据有关佛教史书记载，北魏同原后燕与北燕国的佛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燕国的中山地区也有一些凿窟修禅的传统。另外，在云冈开凿的前夕，葱岭以西一些国家的僧人又传来了几种佛像的蓝本，它们都有可能成为昙曜开窟造像的参考和依据。昙曜最大的功绩，就是能够充分吸取这些好的经验与范例，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云冈造像样式。

除了上面谈到的政治目的以外，昙曜开凿的5所大窟还有给僧人提供坐禅修行处所的实用性。过去的北凉很重视禅法，活跃在平城一带的高僧大德，有很多是来自凉州的禅师，昙曜本人也是。北魏的僧侣们很重视达到个人解脱目的的禅观修行，昙曜五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和侧壁浮雕的千佛，都是佛经中规定坐禅僧人必须观想的内容。这也算得上是昙曜为北魏的佛教徒们做的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