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帝王就是当今如来

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的登国元年（386）就开始信仰佛教了。迁都平城以后，拓跋珪下诏在京城内修建佛寺、佛塔，使僧侣们有地方居住。拓跋珪听说赵郡（今河北赵县西南）有一位修养与德操都很高的和尚名叫法果，就亲自派人迎接他来到京城，拜他为道人统（佛教界的领袖），管理僧侣。他们两人的关系很亲密，经常在一起谈论佛教，拓跋珪还常派人给法果送去丰厚的物品。法果对拓跋珪这种弘扬佛教的精神非常敬佩，时常对弟子们说：“圣上既聪明又爱好佛法，就是我们当今世上的如来佛啊！我们出家人应该对他行礼致敬，还要常去拜见他。”又说：“只有国家的君主才能弘扬佛法！我进皇宫并不是拜见天子，而是在礼拜佛！”别的信徒也效仿他的做法，成了风行一时的社会风尚。皇帝敏锐地感到这样做对统治地位的增强是有好处的，自然十分高兴。409年，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即位后，仍然对法果备加崇敬，封给他很多的爵位。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佛教本来是一种出世的信仰与哲学，僧侣们的修行都是远离社会的。因此，在中国佛教界很早就统一了僧人不向君主行礼致敬的思想。但是，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杀戮频现，使出家人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因此他们渴望出现信仰佛教的英明皇帝，给他们创造一个安定的修习环境，以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发展。作为国家主宰者的皇帝，也希望能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佛教的轨道上，保持国内的相对安定，以便在称霸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统一北方之后，北魏的皇帝更加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中国佛教从此就与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424年，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年在位）即位。这位领导北魏最终统一北方的皇帝，继续推行提倡佛教的政策。占领长安后，他得到了留在长安的后秦高僧惠始（？—约438），并给予他很高的礼遇。有一年的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日（农历四月初八），佛教信徒们用车载着佛像在京城的街上游行，拓跋焘也登上门楼观看。等到车仗行至楼下时，他还亲自向下面撒花，以表示对佛的礼敬。

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428—451）更是佛教的一位“保护神”。拓跋焘晚年一度不信佛教，并且下令在全国消灭佛教，是拓跋晃尽力保护佛经佛像不受更多损害，受到僧人们的普遍赞誉。可惜他没等到即位就去世了。

452年文成帝拓跋濬（452—465年在位）即位后，“帝王就是当今如来”的思想更加形象化。即位当年，拓跋濬就下令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一尊石佛像，在面部和脚上还分别镶了一小块黑石，以象征他身上的黑痣。454年，他又下令在京城的五级大寺内为拓跋珪、嗣、焘、晃，连同自己在内的5位皇帝各造一尊释迦佛立像，每身高一丈六尺，用去赤金二十五万斤。这样，信徒们就可以经常去礼拜这些皇帝的化身佛像，使思想意识与统治手段得到了更完美的结合。

北魏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他们游牧民族的习惯，始终伴随着对人畜的俘获、对财物的掠夺，统一后的平城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和将近100万的人口，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都市。这期间，有几次大迁移值得注意。439年，拓跋焘下诏迁徙长安与今甘肃平凉（夏的最后国都，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民众前往平城。439年平定凉州后，迁徙凉州居民三万余户去京师，凉州城众多的和尚也带着自己的经书与偶像跟着一同前往，使凉州的佛教全部转移到了平城。442年，又迁移了长安的能工巧匠两千家。此时，流散在长安与甘肃的原后秦僧人也纷纷主动来到平城，依附北魏的统治者。这些被迫来到平城的长安、凉州的工匠，有很多是制作佛像与开凿石窟的佼佼者，为北魏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成熟精巧的技艺。长安、凉州与平城的高僧又形成了一个能为修建佛窟提供佛教理论根据的策划集团。再加上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倡导与支持，中国佛教史上最大规模的营建石窟的前提条件就完全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