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辉煌富丽的雕饰

鲜卑族的拓跋部统一北方之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少,各级政府中经常的、普遍的、残酷的贪污行为愈演愈烈,鲜卑统治者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471年,很有政治才能的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即位后,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总算暂时缓解了危机。随着北魏政权的逐渐衰落,皇室和贵族们的崇佛祈福也越来越疯狂。云冈石窟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发展,如实地反映了北魏统治集团对自身安全的极端忧虑。

465—494年,是云冈开窟造像的第二阶段。云冈石窟所特有的风格,在这一时期更加完备。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一系列成组的大型洞窟,绝大多数是以2所洞窟为一组的“双窟”组合。如7、8窟,9、10窟,5、6窟,1、2窟,都是成组的双窟。据史书记载,在孝文帝执政初年,朝廷的实权掌握在文明太后冯氏(441—490)的手里。冯氏是文成帝的皇后,在文成帝死后的献文帝(466—471年在位)、孝文帝两朝被尊为太后、太皇太后,长期摄政。第二期的云冈石窟,北魏皇家开凿了众多的大型双窟,有很大可能是继承前朝传统,在为当时的“二圣”造功德。

在这些窟外,往往有统一的规划设计。如5、6和7、8这2组双窟外面的左右两侧,都雕凿着一座高耸的佛塔,在双窟之间立一通高大的记事碑。9、10窟在外立面的中部和东、西两侧各雕着狮子和象背负着须弥山的形象。须弥山是释迦牟尼的护卫帝释天居住的地方,这样的设计有着保护佛法的用意。在三座须弥山之间是二窟的窟门,每窟门前各有两根由大象背负的千佛柱,形成了三开间(图41),使二窟的外立面好像一座建筑物前面的廊柱。另外,11、12、13这3窟是一组,它们的中心是12窟,在12窟的外壁上方雕刻着一个大屋顶,屋檐下有象征性的4根柱子支撑着。这都是当时汉民族传统的建筑外观样式。这些外表上的设计,使人们对它们之间存在的组合关系可以一目了然,又在感观上展示着一座座岩中佛殿。

此时还涌现出一批新的石窟形制。它们大部分由前后两室组成,有很多都是方形的平面。有的窟中部立着一座中心塔柱,环绕塔柱可以做礼拜(图42)。这种思想应该和凉州的中心柱窟有着密切的渊源,但它们的形制与凉州或龟兹石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发展成为一种完全模仿汉族木构楼阁式塔的建筑形式。每座塔柱都可以分成两三层,每层上面都有屋檐、斗栱、柱子这些模仿木质建筑的构件。当时,一般的土木建筑寺院中,佛塔都是用木头建成的,并且都继承了汉代以来传统的楼阁建筑形式。如今,这种汉民族的佛塔形制开始出现在石窟里。在方形平面的石窟中,窟的顶部一般都装饰成汉族房屋内顶部分方格的平棋形式,在每个方格中都刻着飞天、莲花、动物或其他花纹。5窟的后室平面呈马蹄形,在正壁上雕刻着一身高17米的坐佛像,左右两侧壁还各雕着一身立佛像,这种窟形是从昙曜五窟的草庐形制发展来的。

图41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9、10窟窟檐复原图(北魏,5世纪下半叶。采自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第1卷第201页)

图42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5、6窟平面图(北魏,5世纪下半叶。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2卷第11图)

云冈第二期每个大型石窟的壁面,几乎都保存着内容繁杂的华丽雕刻。从它们的排列形式和内容来看,也有不同于前代石窟的新颖独特的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壁面上看似繁杂的雕刻,都是分层分段整齐地排列着,有的雕刻旁边还有榜题,专门用来题写雕刻的内容(图43)。这种布局方式继承了汉代画像石的表现手法,因为汉民族传统的雕刻艺术一直是这样分层分段附榜题排列的。壁面上大大小小佛龛的形制,除了以前有过的圆拱形以外,又增加了模仿汉族传统建筑的屋檐形龛和象征汉族自战国秦汉以来流行的帷帐形的盝顶(顶部平整,有4个坡面)龛,这种龛的龛楣很像一座方拱桥梁。

雕刻中所表现的佛教题材,不仅继续着三世佛、释迦、弥勒、千佛这些僧侣们修禅需要的主要形象,而且有了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七佛(过去世的6个佛和现在的释迦佛)等一些禅观所需要的辅助形象。有的地方甚至还按禅观的要求把有关的形象连缀起来,如上龛造未来的弥勒、下龛造现在的释迦。还有一种两身坐佛在一个龛里共同说法的雕刻,表现的是释迦佛与多宝佛在多宝塔中对坐说法的情节(图44)。

释迦与多宝佛并坐,取材于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根据该经卷四《见宝塔品》所载,多宝佛是东方宝净世界的教主。他在往昔行菩萨道时,曾经发誓在他成佛灭度之后,在十方世界如果有人宣说《法华经》,他就会从那个地方的地下涌现,以便向大众证明此经的真义。他灭度之后,被安置在塔下,该塔被称为“多宝塔”。等到释迦牟尼成佛之后,有一天为大众宣说《法华经》,说法地点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之东北侧的耆阇崛山。突然有七宝塔从地下涌出,耸立于空中,塔内有多宝佛坐狮子座,身体姿态如入禅定状。释迦便向大众述说了这个因缘。多宝佛在塔内分半座与释迦,请他一同坐在塔中,共说《法华经》。释迦多宝的题材反映罗什译的这部佛经在当时很流行,同时说明这也是禅僧们观想的一种重要内容。

图43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西壁(北魏,5世纪下半叶)

图44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北面下层龛释迦与多宝佛(北魏,5世纪下半叶)

图45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北魏,5世纪下半叶)

另外,成排的世俗供养人也跻身这些神圣的佛教殿堂之中,他们将提醒后代礼佛的人们牢记这些造像主人的功德。从此,在石窟寺艺术中,供养人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些真实的世俗人物形象,可以帮助人们去恢复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物的服装与精神面貌。

在第二阶段中,云冈佛像的造型已远不如过去那样雄伟。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手法,虽然多继承了昙曜五窟的风格,但已更加注重呈现这些石质偶像的精神内涵。

若论石窟艺术雕刻装饰的富丽,云冈这个时期的洞窟是空前的。其中,第6窟可称得上是云冈二期石窟之最。第6窟是一所规模巨大到令人眩目的罕见的中心柱窟,由地面到窟顶高20米,中央矗立着一个占地面积约60平方米的大塔柱,上面连接着窟顶(图45)。在整个塔柱的表面和窟内四壁立面,雕满了大小佛龛和各种装饰。大塔柱共分两层,每层的四面都雕有佛像,上层的四角又各雕一头大象,每头象背上都驮着一座九层出檐的仿木构佛塔;下层四龛都是双层的,聚集了众多的佛教世界人物形象,极尽华丽与繁复,为云冈之最。窟顶刻着各种姿态的飞天正在天空中飞舞。在塔柱下层四面大龛的两侧和窟的东、南、西三壁,雕刻了30多个(原本有40多个)内容连续的佛传故事,向人们讲述着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涅槃的光辉事迹(图46)。在这个大型洞窟中,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过的空隙。这些丰富美丽、多姿多彩、变化无穷的佛教雕刻,从渲染宗教气氛的装饰效果来讲,也是相当成功的。

图46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西面下层“树下诞生”浮雕(北魏,5世纪下半叶)

云冈第二期石窟数量的急剧增多,反映了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佛教发展得更为迅速。从保存下来的石刻铭记来看,开凿石窟的主人已远远不限于皇室,扩充至在朝的官吏、上层的僧尼、在家的居士等等。从宗教内容上来讲,出于宗教目的——禅观的比上一时期尤其明显,有不少洞窟的窟口和明窗两侧,刻出了佛或僧人在树下坐禅的形象,成为僧人们修习禅定的标准形象。超级大型的塔洞第3窟,内部宽40米左右,窟的上方还有一所弥勒窟室(图47)。当年这里曾有1000余人坐禅,僧人们入定期间,每当迷惑不解之时,就去请教位居上方以后成佛的弥勒。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云冈的佛教盛况:东西排列长达二里的各个石凿佛寺之中,无数禅定中的僧侣正在苦思冥想,在朦朦胧胧、恍恍惚惚之际,释迦与弥勒会在他们的面前或隐或现,他们仿佛看到许多佛和菩萨正在向他们伸出接引之手,使他们的精神渐渐进入幻想中的佛国殿堂。无数尊佛前缭绕的香烟,伴随着庙堂里传出的佛祖颂歌,今天似乎依然在武州山山顶回荡着。

汉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从这里一步步地进入外来佛教的辉煌世界。来自葱岭以西的佛教艺术样本,也逐渐在中国大地上脱胎换骨。

图47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3窟外观(北魏,5世纪下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