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微观史与医疗史

医学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无论中外，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研究主要由医学从业者或研究者从技术史和人物传记的角度展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医疗史进行探讨的成果，并开始有越来越多非医学出身的研究者加入到医疗史的研究队伍中来，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医疗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后现代史学和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日渐兴起，医疗史开始受到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11]。

从历史学界的角度来看，医疗史或者说医疗社会史的兴起，要稍早于微观史，而且可以说它们是各自独立兴起的，起初两者之间并无交集，且不说史学界早期的医疗史研究大多属于社会史的范畴，那时微观史尚未兴起，就是微观史出现后，那些被视为该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比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列维的《继承权利：一个驱魔师的故事》、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都很少涉及疾病与医疗的议题。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似乎并无特别的关系，不过细究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理论上讲，微观史和医疗史在逻辑上属于交叉关系。作为两种不同的史学范畴，微观史可视为是一种史学流派，其内涵主要在于探究对象的具体而相对细微，即以研究对象的性质为特征；而医疗史则相对属于一种研究领域，其基本意涵是探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指涉的乃是研究主题。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乃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医疗史作为一种比较古老的研究，其主流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大致经历了从科技史到社会史再到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转变[12]，故而在最近的三四十年中，国际史学界一些重要的医疗史研究往往可以归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范畴[13]，而微观史研究，虽然未必完全可将其视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但其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之密切毋庸置疑。这就像微观史的代表人物列维所指出的：“无论微观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态度相距多远，也无论微观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来说性质是一样的。”[14]这就是说，微观史与当前医疗史领域主流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研究的理念、方法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众多的交集也是必然的。

其次，就研究旨趣而言，微观史与当前的医疗史也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微观史研究通过缩小研究范围，来关注历史上具象的个体，重现历史上具体而鲜活的生命和由人参与的日常生活，让历史不再只是抽象数字、概念、因果分析以及规律。也就是说，微观史学是要让具体的生命回到历史中来。而这一旨趣与当前医疗史的研究是高度一致的。由于疾病、医疗问题直指生命，故而医疗史研究者往往就会比较自然将其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将医疗史视为“生命史学”[15]。笔者在多年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到，医疗史作为探究直接关乎生命的疾病、医疗与健康的研究，关怀生命，呈现生命历史乃是理所当然和义不容辞的，理应倡行“生命史学”。“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由此可见，不仅两者在让生命重新回到历史这一点高度一致，而且从医疗史的角度来说，引入微观史的理念和方式，亦不失为实现其“生命史学”的旨趣和追求的有效路径。

最后，在现实层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史的角度展开的医疗史研究日渐增多，并渐成声势。早在1990年，美国著名医疗史家莱维特（Judith W.Leavitt）在评述80年代欧美的医疗史研究时，就已敏锐地捕捉到了微观研究的价值，并对相关研究表现出高度赞赏。她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微观史的概念，但从其研究对象从精英医师及其文本扩展到所有的治疗者和病患者的角度，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几种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研究的著作，其中认为Joan Jacobs Brumberg的 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m Disease[16]一书是以小见大策略在疾病史研究中运用很好的范例，认为，“我们从布伦伯格的著作中看到的有关文化对年青女性作用、家庭状况对她们身体的影响以及她们医生的观点和治疗的细腻的性别分析，我们提供了可以在其他疾病研究中运用的典范”[17]。而其在最后重点推介的Laurel Thalcher Ulrich的A Midwife’s Tale：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18]则可谓是一部相当典型的微观史研究著作，该著主要以一部产婆日记为研究对象，将日记与其他大量的文献相对照，并将其置于特别的社区背景中来加以细致的分析，他的方法有力表明了我们可以从单一的文本中来了解治疗及其理论与实践。莱维特就该著评论称，“乌尔里奇的作品反映了这综述认同的最近历史著作的趋向。这种趋向容纳和重视所有治疗者群体……该书在组织复杂的文本叙事和语境分析上，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学家指明了道路”[19]。此后这类的著作不断增多，比如，德国学者Barbara Duden利用现在留存下来的1721～1740年一位德国医生约翰尼斯·斯托奇记载的1816份女性病人的陈述，细腻地探究了当时德国普通妇女对自身身体的经验、体验与认知[20]。又如，莱维特本人通过对广为人知的“伤寒玛丽”的故事叙述和细致分析，成功而具体化地展现了现代科学的细菌话语和公共卫生制度，20世纪初的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个人权利、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挑战及其相互之间冲突和调适[21]。又如，美国著名的微观史家Guido Ruggiero，以自觉的微观史理念，对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老妇人Margarita Marcellini离奇的死亡进行案例分析，细腻情境化地呈现了17世纪初意大利疾病、宗教、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化对疾病与身体的解读[22]。这里例子很多，以至于最新的有关全面总结微观史的著作，在以具体的案例来展示微观史研究特色和意义的第二部分，首先以《医生的故事：生与死》为题，通过对19世纪冰岛的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疾病与死亡等议题的具体叙述来加以说明[23]。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医疗史的角度还是微观史的角度，微观医疗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而有新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