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微观史

20世纪早中期，法国的年鉴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年鉴学派”已经成为当时乃至现在史学界最为耀眼的史学流派，特别是布罗代尔所倡行的“长时段”和“总体史”不仅盛极一时，而且影响深远。这一研究尽管成绩斐然，然而其表现出的过于强调和依赖计量统计等社会科学方法，片面夸大超个人的“长时段”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架构的构建而忽视历史的突发事件等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发了西方学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开始反思，“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可能是真正的历史？[2]正是出于这一反思，意大利一批历史学者，比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将目光聚焦于细微的个人和事件，创造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即英文的Microhistory）一词，用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3]的研究方法[4]。80年代以后，微观史影响日甚，很快走出意大利，广泛影响到欧美史学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和美国的微观史学等，可以说都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意大利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研究，而今微观史学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史学趋势。”[5]

那么何为微观史？按照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等人最新综合性的说法，就是史学家拿着显微镜而不是望远镜，对相对较小的研究对象，比如单个的事件、村社、家庭群体甚至个人，展开集中细致的历史考察所呈现的历史[6]。而就笔者的理解，微观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7]。

首先，微观史的研究对象往往比较微小和具体。虽然微观史的关注点并不只是具体而微的历史上的个人和事件，而希望以小见大，透过个体来把握和领悟一个地区和时代的文化和风貌，但其并不以探究抽象的个体、社群和地区等客体和呈现一般性或均质化的社会和思想为旨归。也就是说，其虽不反对对历史进行总体和一般化的探究，但绝不希望以牺牲历史中生命本身的丰富性和鲜活性为代价，而主张通过将抽象的个人重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情境中来进行深入阐释和论证的方法来加以实现。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微观史以特定而精确到可以确认身份的个体为研究对象，而且也较少去追求探究对象的典型性，甚至“认为不存在典型的案例，只可能存在一般相关问题”[8]。故而可以说其研究的乃是特殊的个别人物和现象，但其显然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或出于猎奇之目的，希望发掘出“例外的常态”（normal exceptions），认为这样的个别，其实既是独特的，又是正常的，独特而个别中并不乏正常和一般。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这些独特的个人和现象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加以理解和领悟，以“证据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即“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来深入细致地阐发史料中细节的意涵。这一范式“完整的意义包括假设、迹象和直觉的涵义”，金兹伯格认为对未知对象的确认，只有“通过个别的、看似无意义的迹象，而不是通过运用从可重复的和可计量的观察中得来的法则”[9]。这样，微观史学就跳出了重蹈以往历史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以呈现抽象而均质化社会和思想以及僵化的因果分析来展现历史的窠臼。不过微观史学并不从根本上质疑历史的真实，也不全盘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只是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建构理论，是重新发现了作为历史变化的代理者的那些人物和小团体的个性。[10]

再次，由于微观史学反对使用过去那种大规模、计量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且也摈斥那种简单化的因果分析论，所以在历史的书写上，微观史家往往偏爱“叙述”的手法。不过他们并不像19世纪的“叙事史”倡导者那样认为“叙事”可以“重建”过去，而是认为，对历史的呈现无法也不应该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它的意义主要并不是便于向读者展现“真实”的历史，而是告诉读者研究假设和史料之间内在的冲突以及研究者的立场、感悟乃至想象。

最后，在资料的利用上，微观史的兴起，无疑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大凡公私档案、民间文献乃至口述调查等均被纳入。不过微观史在资料利用方面的主要特色并不在此，而是关注细节，对有限的资料做密集而细致的解读，在意识到自身作为局外人（outlier）前提下，尽可能地进入历史的情境，通过梳理作者的立场和相关论述复杂的关联来探究作为文本的史料其字面及背后（文本幽暗处）的意涵。具体来说，就是要善于从史料中发现各种有意义的线索和细节，并以文化解码的方式从这些线索和细节出发去探测“常态”和整体。

总之，微观史学希望通过转换研究对象，更新学术视野、理念和方法，来弥补以往过度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缺失，将个人角色、具象生命以及历史的多元和复杂放入历史的大厦中。毫无疑问，这一研究不可能是万能和没有问题的，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史学流派，它的价值与意义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近几十年来史学的发展，而且也对当今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不无指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