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夏文化探索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

夏代是中国进入历史时期的第一个王朝。

在先秦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夏王朝、夏王和商革夏命的记载。譬如：

《尚书·甘誓》载：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尚书·汤誓》是商汤伐夏桀时的誓辞，其中说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尚书·召诰》载召公的话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尚书·多士》载周公告诫殷遗民时曾说：当初夏桀荒淫无度，触犯天怒，上帝“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尚书·多方》载周公称王命诏告诸侯，曾说道：夏桀昏庸残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

《尚书·立政》记录有周公对夏朝和商朝用人与理政方面经验、教训所作的总结。

《诗·大雅·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

关于大禹和夏王朝的人物、史迹，在先秦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记载。譬如：

关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夏王朝世系和年代，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国语·周语（上）》、《论语·为政》、《孟子·公孙丑（上）》、古本《竹书纪年》[2]。

关于夏代都邑和夏人居地见于《逸周书·度邑解》、《左传·昭公元年》和《左传·定公四年》、《战国策·魏策》、《世本》[3]、古本《竹书纪年》[4]等。

关于“大禹治水”和“禹别九州”见于《尚书·禹贡》、《尚书·吕刑》、《左传·襄公四年》和《昭公元年》、《诗·商颂·长发》、《孟子》的《滕文公（上）》和《告子（下）》等。

关于夏启的故事见于《逸周书·史记解》、《左传·昭公四年》、古本《竹书纪年》[5]。

关于“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屈原的《离骚》、《天问》等篇。

关于商汤伐夏桀、夏桀亡国还见于《左传·昭公四年》和《昭公十一年》、《国语·晋语（一）》、《诗·商颂·长发》、古本《竹书纪年》[6]、《墨子·非攻（下）》等。

上述先秦古籍，成书时间最晚是东周时期，其中，《尚书》的《甘誓》、《汤誓》、《召诰》、《多士》、《多方》、《立政》和《诗经·大雅·荡》等，分别是夏代、商代和西周早期流传、记录下来的王室文献，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的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但是其基本史实应该是可信的[7]。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成唐，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8]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在《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写下了商王朝的世系表（包括建立王朝前的十四代），这个世系表是否可靠，从前无可验证，1917年王国维根据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记载，证明这个商王世系表是基本可靠的[9]。因此，王国维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并认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10]王氏之说卓有见地，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学研究者的赞同。殷墟卜辞所记商汤以前之先王及其辅臣中，有的就是夏代的人物，譬如伊尹，春秋铜器叔夷钟铭文、《国语·晋语》、《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吕氏春秋·本味篇》及《吕氏春秋·慎大览》等说他是有莘氏女之媵臣，协助商汤灭夏，立了大功。而据殷墟卜辞记载，后世商王室不断地隆重祭祀伊尹。由传世古籍与出土卜辞的相合，更可证夏代的存在乃不争之史实。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考古学上去探讨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其最终目的，是以考古学材料为主要根据，并结合文献记载，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