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字：“一文字用，多国家通”

1.1 越南历史文化中的汉字（文言）

汉字传入越南，成为越南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重要工具。越南使用汉字著述文章和记载历史等。

自汉字传入后，越南另行创造出喃字，许多用喃字书写的文章典籍因而陆续问世。

近代（1858～1945）即使喃字、国语字（越南的拉丁字）已形成并普遍使用，但汉字仍然被重用。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潘佩珠当年在中国，须与国内秘密联系时，其给李瑞（胡志明）写的信仍使用汉字。

1.2 越南人在国际交流中使用汉字（文言）的功能

1945年前，越南人主要与中国、朝鲜、日本等同文国家的人士接触交流。在此交际过程中，彼此多使用汉字沟通，并取得许多交流的成果。

潘佩珠曾描述在一事件中所发生的情况：“4月中旬，日本-俄罗斯战事已结束，才有日本船到上海去。我们倚赖一个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即湖南省赵光服，当我们的向导，一起坐日本船到横滨去。抵横滨时，就发生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日语已不通而汉语再不晓，只好用笔来说话，用手来交涉，繁累多得很。”^[3]由此，越裔加拿大大学教授永聘指出：“两种潘先生可以熟稔地读与写的文字是汉文（古文）与喃字；凭着此‘财产’，跟中国人或是日本人交际的时候，潘先生唯一可以运用的方式就是‘笔谈’^[4]。”

从前，各个派赴中国的越南使团，除了一些可以直接说当地话、做通译的通言、通事之外，使团中多数的成员与当地人交流时，须使用汉字笔谈。《往津日记》中，阮述多次记载越南使团与清朝代表团或中国社会中其他各阶层人士借笔谈交流的情形。此外，在中国当地，越南人与朝鲜人、日本人甚至西方人亦使用汉字笔谈。李睟光——朝鲜派驻中国的使者，曾形容其观察到的越南使节团的情形：“李睟光看见越南的冯克宽使团的时候，有23个人，都绺发，其中只有一个懂汉语的通译者，其余大部分的成员就以文字与外人互相通晓。”^[5]

汉字笔谈不但可以作为平时的交流方式，甚至在一些急迫的情况下，更可以解决在异国发生的困难。比如，潘佩珠的“东游风潮”人在窘迫情境中（没有钱清偿外交费用、租房费用），无计可施之下，他只好修书一封，托阮泰拔转给浅羽佐喜太郎（Asaba Sakitaro）——一位潘先生当时还没见过面的恩人，请他提供经济支援。^[6]后来，知道浅羽氏过世时，潘佩珠向浅羽氏的家人提出在其墓前立碑以为纪念的想法。显然，当时汉字已成为在外国的越南人在国际交流中“对知己谢恩”的一种工具。

特别要指出的是，汉字文书亦是越南与外国联系、商讨重要议题的一种工具。当时各阮主常凭借汉字文书联系外国，以加强彼此外交关系并巩固国家的地位。全部文书内容均载于《安南国书》一书中。另如阮廌与王通多次书信往返的例子，已成为灵活的军事外交的典范。此外，一些中国人、日本人或者朝鲜人漂泊来到越南而能幸免死难的，也是凭借着汉字的交流。

同时，外国政府亦以汉字文书与越南交流一些议题，例如日本与越南曾以文书商议贸易问题。在上呈“安南国的执事”的文书中，角仓与一（Suminokura Yoichi）和角仓宗恂（Suminokura Sojun）写道：“……今奉本国命，以贸易使者的资格，我们要与贵国对两国已正式承认的贸易关系再次商定，特别是如果我们从今年开始交换贸易使者，以便再提升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岂不是我们两国千年万代的利益乎？”^[7]1605年，角仓与一托藤原惺窝（Furiwara Seika）转寄给一位“安南国头牧”的一封信中，其对前年日本水手在越南造成的罪过表示谢罪。

此外，通言（口语、口译）的功能有时候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比如“每次问答，通言人常翻译错了”^[8]，“通事人虽译述但未尽完善、清楚”^[9]，“通言人也不能传译下来”^[10]。所以，人们为了使用汉字（文言）达到交流沟通的效果，就会“把每一个内容写下来”以便看得清楚^[11]，“亲自在纸上写汉字”^[12]。甚至，虽同是中国人，但是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所以他们也要使用汉字笔谈来沟通，如朱舜水写道：“语言不明白，授纸笔令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