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我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一个短篇小说《背对世界》。一个德国女作家写的，写的就是两段性爱经历。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约会，是一九六二年，正赶上古巴导弹危机。此后，他们二十多年没见面。第二次约会，是一九八九年，赶上柏林墙倒塌。小说的这个安排，略微有一些刻意，但我读完之后，念念不忘。为啥呢？我当时还在杂志做编辑，杂志关心的肯定是大事，可另一方面，我又喜欢读小说，小说更关心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总被一些问题纠缠：作家应该背对世界吗？是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小事就够了？人们应该关心世界吗？应该花多长时间看新闻？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果我们的心灵需要滋养，养料从哪儿来？是从新闻那里来，还是从文学艺术那里来？我对这个小说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上述这些问题时刻纠缠着我。
我们来看看小说是怎么写的。
小说的女主人公叫弗兰齐斯卡，刚上大学，十九岁，那是一九六二年，性革命还没开始，性观念还比较保守。弗兰齐斯卡还是个处女，但她觉得，该找个真正的男人了，该知道性是怎么回事了。她有过几次约会，都不太满意：有的男生口臭，眼镜片脏乎乎的，还穿着廉价皮鞋；有的男生会聊几句哲学，可约会的时候笨手笨脚。除了在学校里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弗兰齐斯卡打工的时候接触过农民，他们干农活儿的时候很友善，但她不太可能和一个农民有激情。她还在邮局打工，邮局的工人太粗俗了，时不时来两句性骚扰。她给人送邮件，发现有的男人搞外遇，欺骗妻子；有的男人没有家庭观念，很少看望自己的妈妈；有的男人总在她面前裸露身体，还拍她的屁股。她打工送邮件，到各家各户的门口，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粗鄙的男人世界，还有一点儿危险的气息。她想找一个约会对象，奉献出她的第一次，但眼前这个世界太粗鄙了。这其实是一个少女，长到十八九岁，面临的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是由男人掌控的，男人都很粗俗。
好在，弗兰齐斯卡还是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约会对象，他叫海因里希，是附近军事基地里的一个中尉，三十五岁，比她大十六岁，情场老手，很有经验。两人一起约会，去了一个小城，住了十来天。这十来天，他们与世隔绝，就探索性爱，进入仙境一般。等回到慕尼黑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出事了，古巴导弹危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祖国或死亡，但古巴必胜！美国人发狠话说，要把古巴炸回到石器时代。一场核战争就要爆发似的，世界处于毁灭边缘。弗兰齐斯卡发现，沉溺于自己的私人情感时，人们是会彻底背对这个世界的。不过，海因里希遇到了一点儿麻烦：军事基地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海因里希，所以他受了处分，解甲归田，去了一个叫乌尔姆的地方，开了一家洗衣店维生。
世界没有毁灭，女生弗兰齐斯卡继续上大学，然后结婚。夫妻两个还算和睦，没生孩子，但也没别的什么麻烦。许多年后，丈夫出差，弗兰齐斯卡有了十来天的空闲时间，坐着火车出门，在车上听到乘务员广播，下一站乌尔姆，下一站乌尔姆，她决定去找找当年的海因里希。弗兰齐斯卡已经四十六岁了，是一个成熟女性，但她也想变身为一个迷惘的、走路蹦蹦跳跳的女学生。弗兰齐斯卡去见了老情人，海因里希已经六十二岁了，结了三次婚，离了三次婚，有两个闺女。
老情人见面，又去酒店开房了。两人干柴烈火，在酒店房间里待了五天，没看电视也没看报纸，等他们从酒店出来，又出事了，柏林墙倒塌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到十一日，东德人开始越过柏林墙往西德这边跑。这就是小说《背对世界》的主要情节。弗兰齐斯卡进入成年时，找到海因里希做爱，结束自己的青春期，然后过了二十七年，到更年期了，她穿着阿玛尼，戴着昂贵的手表，拎着包包，是个有钱女人了，又找到海因里希，鸳梦重温，两人在床上是很和谐的伙伴。
《背对世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说最关键的对立，是两个人两次享受性爱的时间，与重大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私人领域——酒店房间，床，很狭窄；古巴导弹危机，加勒比海地区、美国、苏联都牵涉其中；柏林墙倒塌，东欧即将剧变。私人领域和世界领域形成了一种对立。两个人在自己的性爱小世界里享受，他们就背对这个现实的、风起云涌的大世界了。一九六二年，弗兰齐斯卡是大学生，那个年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纸；一九八九年，电视跟报纸一样重要了。
假想一下，如果现在，你结识了一个好伴侣，你们准备去某个地方消磨三五天，同时这世界发生了一件类似导弹危机或柏林墙倒塌的大事，你们是否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那你最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手机。你们一起约会，她可能不停地在查看手机，约会不断被手机打扰。实际上，你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好伴侣跟你上床，你每天上床的时候，都是把手机放在身边，它是你最亲密的伙伴。
对现在写小说的人来说，手机不只是一个道具，它会介入一个角色。比如我们塑造一个人物，这个角色很可能用手机在进行自我塑造，他在社交媒体上自拍的角度、选取的照片、写下的短短文字，其实就是自我塑造。这种表现跟自画像一样，既暴露又隐秘，既清晰又失真，既是自我展现又是自我寻找，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又是内敛谦虚的，既是自我膨胀的，又可能是自嘲的，它表露出我们如何看待真实的自我和希望达成的自我。如果你写小说，你该怎么处理手机，该怎么处理人物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打量人的行为，比如说描绘一个老年人孤独的生活，我们可能写他整天开着电视机，不管看不看，都与电视为伴。但我们该怎么描绘手机呢？手机像我们的一个器官一样，我们用它工作，用它表达自我，用它传递信息，但它似乎不适合存在于小说中，也不适合在电影里表现，它在电影或小说里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可我们知道，电话通信是我们用手机时最少使用的功能。这个小说技术难题，说明了外部的信息世界对个人的侵扰，它已经干扰了原来的叙述方法。它像一个小怪物似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它。
我们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完全不自觉地被外界的信息控制，个人的小世界被外在的那个大世界侵扰，我们很难做到“背对世界”。你查看一下你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每天几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如果有大新闻发生，比如传染病，你每天查看手机的时间肯定会更长。
我这个话题扯得有点儿远，所以我就扯得再远一点儿。
有一个俄罗斯作家叫索尔仁尼琴，他说过一句话：“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他的意思是，不要知道太多没用的垃圾信息，要过一种充实的生活，要有一个高尚的灵魂，该主动排斥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还有一位大学问家叫布克哈特，是尼采的老师，他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不要读太多的报纸，报纸有诱惑力，刊登的都是我们会感兴趣的事，但要注意，我们的精神本性，我们更高的情趣，不应该和今天风行的东西走得太近，它应该跟过往的人类智慧相联系。除了这两位，还有很多作家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就是劝你少读报纸、少看电视、少看手机，多读书，用书来丰富你的精神世界。作家有这样的意见很正常，因为媒体关心的是最大公约数，这个社会上最多数的人喜欢看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但作家的任务不是这样的，作家的任务，是提醒读者，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还有别的事情在同时发生，他要写自己生命中感受最深的事情，同时希望读者注意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它跟外面正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吗？如果你把过多的精力都投射到外部世界，你还有力气看护你的内心吗？
我们回头读《背对世界》，海因里希引领弗兰齐斯卡体验性，弗兰齐斯卡由此进入生命中的新阶段，这件事对弗兰齐斯卡很重要，比古巴导弹危机重要。二十七年后，海因里希六十二岁，肚子发福了，也没什么好衣服穿了，四五年都没有性生活，基本上就是步入暮年的状态。弗兰齐斯卡带他去买衣服，跟他上床，这是帮助他克服生命的倦意——别着急，你还没有那么老，你还能做爱，卓别林八十多岁还生孩子当爸爸呢，你不要现在就开始等死。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回馈。性这个事，具有很复杂的含义，甚至有一种万能反抗的意思。一九六二年，海因里希用它帮助弗兰齐斯卡对抗青春期的焦虑；一九八九年，弗兰齐斯卡用它帮助海因里希对抗死亡的焦虑。柏林墙是否倒塌，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来说，不是特别重要，他重新被唤起的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年轻时干的风流事，居然有岁月的回响，这一下他的生命被赋予了意义。
有没有一段时间，你心里只有你的爱人，你关注她的一颦一笑，你想和她到地老天荒，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不太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