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期聊聊记忆。记忆是作家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即便不以这个主题写作，作家每天也要处理自己的记忆。我出生于一九六八年，对我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特别寂静的年代，我几乎回想不起来那个时候都发生了什么，好像一片空白。当然，我会记得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那一天，我在胡同里玩儿，然后就听到有一户人家传来细微的哭声，我非常惊慌地跑回家。第二天去上学，学校也是一片哭声，大家都趴在课桌上发出哭声。虽然我那时候对领袖和国家都还没什么概念，但那个场景实在是刻在记忆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闪光灯记忆”。可惜，闪光灯的光照很短暂，我就记住了一两个场景。
如果拥有照相机一样特别强的记忆，人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美国一位普利斯女士，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五岁之后她脑子里像打开了一扇天窗，能记住好多事，甚至能精确到天。你问她，第一次听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歌是什么时候？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她在车上听到的。你问，伊朗人质危机是哪一天？她回答，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发生了什么事？她回答，猫王死了。普利斯女士是第一个被确诊为HSAM综合征的患者，所谓HSAM，就是有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在她之前，这一现象还不为人知。普利斯女士二十年前的记忆跟两天前的一样清晰，对她来说，生活好像分成两个屏幕，一个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一个是不断闪回的过往。这种记忆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她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八日第一次给加州大学的詹姆斯·麦高教授写信求助，描述自己的症状，因为记忆的负担快把她逼疯了。麦高教授是一位脑科学专家，专门研究记忆问题。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麦高教授与普利斯女士会面。会面之后的五年间，普利斯女士接受了大量的记忆测试、智力测试、学习能力测试。到二〇〇六年，麦高的研究小组发表论文，记述普利斯女士的超忆症现象。这个新闻报出来之后，数百人给麦高教授写信，说自己患有超忆症。但十年来，全球被确诊为超忆症的患者只有六十人，却并没有什么治疗方法。麦高教授说，对超忆症的研究，不是要弄明白他们是如何记忆的，而是要弄明白，他们是如何丧失了遗忘的功能。
可惜这种超忆症，只能让人记住个人琐事，不能用在学习上。
博尔赫斯有一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写了一个小伙子，天生对时间就有感知能力，随时都能报出现在是几点几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瘫痪了，但获得了一种超级记忆能力，迅速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能背诵拉丁语的经典著作。他脑子里满坑满谷的全是细节，但没有归纳和抽象的能力。博尔赫斯的好几篇小说写的都是对“无限”的恐惧，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选择和因果链条，这都是人无法把握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能记起并写下自己的全部经历，那会怎么样呢？
普鲁斯特写了七大卷的《追忆似水年华》，这当然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但真正从头看到尾的人很少。当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出版社最怕的是普鲁斯特改校样，排好了版，打印出来给普鲁斯特，里面的错别字普鲁斯特不会改，他会在页码的空白处接着写，因为他凭借回忆写这本书，不断借助回忆的线索来写，看到书稿，就又刺激他想起了更多要补充的细节。按照普鲁斯特的意思，这部书就应该是一大厚本，不分段。这样，记忆就沉甸甸显示出了它的整体。普鲁斯特说，他想做的是拿着望远镜向时间聚焦，看到那些意识所看不到的潜意识现象。他说，对一件事的记忆经验在于对两个意象的比较，其一是当前的意象，其二是过去的意象，过去和现在之间发生了某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我们才会对某件事形成记忆。这种说法并不是很难理解，你找来《追忆似水年华》，随便读两段就能明白普鲁斯特的意思。这部书其实也不算太长，就是《神雕侠侣》加《倚天屠龙记》的长度，但那种记忆的深渊、对时间的聚焦，会让我望而生畏，好像是要介入一个人的脑子似的，所以这部书总是被我束之高阁。
一个人，是记忆的容器，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有时候还能支撑人活下去。福克纳有一个小说《野棕榈》，讲的是一对男女的爱情。女的死了，男子被判入狱五十年，他要在痛苦的回忆中度过五十年，有人建议他自杀，结束这无边的痛苦。但男人拒绝了，他说，如果死了，爱情的记忆就消失了。他的肉体成为记忆的容器。这爱情非常虐心，非常强烈，就像许美静的那首歌里唱的，“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火的缠绵”，“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那首歌是《蔓延》。你要是经历过一段特别强烈的爱情，肉体上有很美好的记忆，你就能明白许美静那首歌唱的是什么。
当然，人不能只记着自己那点儿小事。社会上会发生很多大事，像是闪光灯或者像是一道闪电一样介入你的记忆，甚至你会用那些大事做时间的标记，比如改革开放，比如南方谈话，这都意味着时代的变化。但有时候，人的记忆会被粗暴对待，不许你什么都记得。米兰·昆德拉有一本小说《笑忘录》，里面有几个小故事，讨论的就是记忆问题。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米雷克，苏联的坦克一九六八年侵入捷克，米雷克能做什么呢？他有一个信条：“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他写日记，收集自己写的信，写会议记录，但他是一个异类。整个国家都要过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你总像是一个小黑点儿似的，所以需要被抹除。米雷克被抓起来，判了六年。
《笑忘录》第四章叫“失去的信件”，讲的是塔米娜的故事。一九六八年之后，塔米娜跟丈夫离开捷克，后来丈夫死了，塔米娜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女招待，薪水很少。她会想她死去的丈夫，但又觉得他们过往的生活痕迹都在消失，丈夫的样子都模糊了，所以她给捷克的婆婆打电话，想要回她的日记本和一些信件，这些东西都保存在婆婆家里。为什么当初没有带到国外来呢？当初他们是假装去度假，害怕边境的检查人员发现：你带着游泳衣、换洗衣服、钱，这是去海边度假；你带着以往的日记和信件，这是携带着你的全部过往，那就不是去度假了。塔米娜想要回这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日记，倒不是她写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是她觉得，他人的目光像是雨水，会把墙上的铭文腐蚀。塔米娜是想寻回自我、保存记忆。她要对抗的不是强权，而是喧嚣的表达欲。
塔米娜在咖啡馆打工，经常听到别人聊天，但每个人都在说，自己如何。她认识了一个姑娘，叫碧碧，这个姑娘想写书。她还认识了两个作家，都在写书，都为自己的书不被赏识而苦恼。《笑忘录》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但在这第四章里，昆德拉似乎预言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他花了好几个段落来写“著书癖”，即写书的癖好。他说，如果一个地方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就有闲工夫了，就有普遍的个人孤独感了，于是就有描述自己的冲动。普遍的孤独导致“著书癖”的产生，而集体的“著书癖”反过来又增强了普遍的孤独感。一开始印刷术的确促进了人们相互理解，但到了“著书癖”的时代，著书立说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做成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所有的声音隔绝。为什么大家都有表达欲，都要写书呢？因为每个人都忍受不了自己不被人说起也不被人注意，静悄悄地从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他想弄出点儿词语。作家是这样的，每个想表达的人都是这样的。最早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到昆德拉这些话；后来看到互联网上的种种表达，我就注意到了昆德拉这些话；再后来我也写书，要当一个三流作家，更忘不了昆德拉这段话。
塔米娜想拿回日记本和信，并不是要写书，而是要在喧嚣中保护好自我，要回忆起过往的十多年自己是怎么生活的，每一个圣诞节都是怎么过的，她有点儿想不起来了。她写下的那些日记之所以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那些文字为她一个人而存在。她害怕日记和信件被婆婆看到，被爸爸和哥哥看到，被别人看到，如此她就会失去其自身。塔米娜认识了碧碧，认识了作家雨果，他们都答应塔米娜，会去布拉格，会把那些日记和信件带回来，但这两人都没做到。碧碧说她不去布拉格旅行了，想去爱尔兰。雨果说，他也不去布拉格了，他以前写过批评捷克当局的文章，他们会盯上他的。这个雨果跟塔米娜上过床，完全是“骗炮”——答应塔米娜去布拉格，上床，然后又不去了。这是一种不被人珍视的感觉：你的内心，你过往的记忆，跟你上床的人都不太在意，只有你自己在意。
我们再来看看王小波的《寻找无双》，这是一个关于集体记忆的故事。王仙客到长安城宣阳坊来寻找无双，但宣阳坊的街坊们都在欺骗他、蒙蔽他，或者说用他们的遗忘来误导他。长安城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悲剧，有血腥杀戮，有集体恐惧，街坊们出卖过别人，都屈从于权力，做过坏事，所以他们都不认识无双，否定无双的存在，在自己的脑子中把那段记忆抹去。小说里面有很多对政治运动的指涉，比如上面说，百分之五的居民是逆党乱民，要交出百分之五的人来，比如“批斗会”“抄家”这些字眼，但王小波写这个小说并不是想影射什么，他写得非常直截了当。他要用寓言性的唐传奇式的故事来写权力、历史和个人记忆更为长久的纠缠。我们的周围非常喧嚣，我们又非常健忘。
有哪一件事你会记一辈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