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原著小说应该是没读过，当时有没有连环画，也没什么印象，但鲁滨孙的故事，肯定是知道的。他出海做生意，遇到海难，同伴都死了，他一个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在荒岛上捕鱼、种庄稼养活自己，收留了一个土著人“星期五”，给他当仆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没读过《鲁滨孙漂流记》这个小说，但知道鲁滨孙这个名字，知道他的故事。
如果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南太平洋群岛旅游，我们可能会听说一个名字，库克船长，英国的航海家，北边到过纽芬兰、阿拉斯加，南边到过新西兰、南乔治亚岛，还去过大溪地、汤加等地，最后是跟土著人起了争端，被杀掉。库克船长对南太平洋的探险是在一七七〇年前后，那时候可没有全球定位系统（GPS），茫茫大海上可能只有你这一条船，遇到什么险情只能自己想办法脱险。库克船长就曾被困在大堡礁，他把船上的东西都扔掉，才侥幸脱险。鲁滨孙的故事，比库克船长还要早一百年，航海条件应该更差一些。
我没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可后来，我读到一本书，《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扉页上印着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孙的故事，他要从事各种有用的劳动，做工具、制家具、养羊、捕鱼、打猎，需要精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他从破船上抢救出账本、墨水和笔，马上就开始记账。这段话的意思是，鲁滨孙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从事劳动，权衡收益，分配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利己主义者（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我们应该回头读读鲁滨孙的故事。
这样我回头读《鲁滨孙漂流记》，发现他在荒岛上的生活也还可以忍受。他漂流到荒岛上，但受损的船也漂了过来，他可以从船上拿到一些装备，最重要的是枪和弹药。整本书里，鲁滨孙时不时会念叨一句，我的弹药要省着点儿用，实际上他的弹药一直非常充足，能供他打猎，也足够他对付后来的危险。他还有酒，可以补充能量。还有种子，可以让他在岛上种大麦。很像一个电脑游戏，你只要认真地收集装备，观察地形，慢慢地打怪升级就好。比如一开始岛上有山羊，你用枪打山羊，就能吃到羊肉。下一步就是驯服野山羊，挖陷阱，抓到小羊，但掉到陷阱里的大山羊，你很难对付，怎么办？饿它几天，它就听话了。有了公羊、母羊，然后就要扎篱笆，把家养的羊和野山羊分开，圈地运动开始了，圈更大的地方，养更多的羊。然后你还可以吃海龟蛋，还可以做葡萄干，让自己的营养丰富一些。
鲁滨孙到了荒岛上，先确定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爬到树上睡觉，不要被野兽吃掉，这是基本的动物本能。然后他就开始动用自己的理性，先有时间概念：我是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上岛的，每过一天就做一个标记。然后用账本比较一下利弊：我独自一人漂流到荒岛上，这是很糟糕的；但我的同伴都死了，所以也没那么糟糕。我衣不蔽体，很糟糕；但这个岛很暖和，不会冻死，所以也没那么糟糕。他有枪、有火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有《圣经》，没事儿跟上帝唠嗑儿，保证自己精神上的正常。他有技能，能打猎，能种庄稼，能给自己建造洞穴，还有遮阳伞，保证了生活上的自给自足，甚至还比较舒适。他还有一点儿钱，钱在岛上没什么用，但鲁滨孙很好地保存着这些钱，他的所作所为非常符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劳动，为上帝保管财富。
读《鲁滨孙漂流记》这部小说，最让我惊讶的不是鲁滨孙在岛上怎么生存，而是他从岛上回到文明社会的遭遇。他在荒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原来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呢，可他活着回到了英国。遇到海难之前，他在巴西买过一个种植园，按照法律，他死了，他在种植园的部分收益，就捐献给了慈善机构。他活着回来，契约依然有效，他还拥有种植园的股份，他卖掉这些股份，得到了很大一笔钱。鲁滨孙在荒岛上没有发财，但他的这项长期投资，让他过上了富裕日子。回头再读《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里的一些论述：“英格兰的大众观念认为，一切财产都是通过一宗原始的购买交易而取得的。”还有：“从很早开始，英格兰的人际关系就建立在契约而非身份的基础上，从十三世纪起，英格兰就从一个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
《鲁滨孙漂流记》后边百分之二十的段落，讲鲁滨孙帮助船长平定哗变、回国后处理和生意伙伴的债务、处理种植园的股份，其实就是讲法律、合同、契约精神。鲁滨孙把一个荒岛变成殖民地，用枪炮弹药对付土著，还做奴隶生意，这都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写照。他为了发财而冒险，把命搭上也要发财，但最终他的财富离不开法律和契约精神的保障。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叫笛福，一六六〇年出生，前半生比较贫穷，还养了一堆孩子，他靠写小册子谋生，什么事热闹就写点儿什么。一七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场暴风雨席卷英国，伦敦死了一百多人，九百多座房屋被毁，还有三十万棵树被大风吹倒，笛福开始在泰晤士河上采访，寻找暴风雨亲历者的故事，然后写了《暴风雨》这本书。笛福当时差点儿被一个倒塌的大烟囱砸死，要是他在暴风雨中遇难，就没有后来的《鲁滨孙漂流记》了。
那时候英国的海上势力正在崛起，有很多海上传奇故事流行，也有一些船员日记出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笛福写出了《鲁滨孙漂流记》。到一七二〇年，有传闻说，意大利在闹瘟疫，英国人忧心忡忡，笛福赶紧写出一本书，《瘟疫年纪事》，讲的是一六六五年伦敦闹鼠疫的故事。有一种说法是，笛福是英国现代小说之父，可能好多英国小说家不愿意认他当爹，但笛福的确是新闻报道和自媒体的祖师爷，紧追热点，揣摩受众心理，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假的写得跟真的似的。
我手边很早就有一本《瘟疫年纪事》，但一直到二〇二〇年春节闹肺炎的时候，我才打开看。当时大家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外面的空气中好像都飘浮着病毒，人心惶惶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感染。这个情境之下，我好像忽然有了兴致去读《瘟疫年纪事》。
伦敦闹腺鼠疫是一六六五年，那时候笛福刚五岁，他可能从长辈那里听到了伦敦瘟疫的故事，到一七二〇年才写出来。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马具商人，卖马鞍子的，名字缩写是H. F.。这本《瘟疫年纪事》没有故事主线，叙述的脉络混乱，语言上也不是特别讲究，但读着就像是早年间经历瘟疫的人留下的一本回忆录。我们读到，因瘟疫而死的人起初只有一两个，但慢慢增多，死亡统计表上记载着每天下葬了多少人，皇室逃到了牛津，伦敦市长下令，哪一家人得了瘟疫，就把哪一家的房屋封起来，杀掉所有的猫狗，向各教区派出检查员严防死守，及时处理尸体。乡村封闭道路，不让从伦敦出逃的人进入。商贸完全停顿，很少有船冒险进入泰晤士河，也没有一艘船出去。船工、搬运工立刻失业，制造业的工匠没活儿干，盖房子的瓦工、玻璃匠人、铁匠也都没活儿干，每一家人都节俭度日，女仆、门房都失业了。那些两手空空的人忍受着极大痛苦。而我们的叙述者，商人H. F.，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防护措施。他从《圣经》中找到信念——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左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诗篇》第九十一段，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念：我能活下去，并且作为一个见证者活下去。
二〇〇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南非作家库切，他八九岁的时候读了《鲁滨孙漂流记》，印象深刻。他后来写了一个小说《福》，把“笛福”的“笛”字去掉，留下一个“福”字做书名，自己写了一个库切版本的鲁滨孙漂流记。在诺贝尔奖颁奖的演讲环节，库切朗诵了自己的一篇小说，不是演讲词，而是一篇小说《他和他的人》。你可以找到库切发表演讲的录像，现场有人拿着几张纸，听库切的演讲，那几张纸很可能是小说的打印稿，因为那个小说，光听是听不懂的。读也读不太懂，小说的意思非常含混。但基本的意思是，鲁滨孙结束漂流，结婚生子，后来老婆死了，他就在一个海边城市住下，削尖鹅毛笔开始写作。是他写了《鲁滨孙漂流记》，是他写了《瘟疫年纪事》，或者不是他写的，是“他和他的人”一起写的。“他的人”是谁，是外面那些亲历者和见证者吗？如果他是鲁滨孙，那笛福又是谁呢？一个作者创造了一个叙述者的角色，这个叙述者就长久地留存下来。
我们不用深究《他和他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篇小说把《鲁滨孙漂流记》和《瘟疫年纪事》交织在一起叙述，是一个很好玩的角度。鲁滨孙和《瘟疫年纪事》中的H. F.的确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小商人，都是新教徒，都是很精明的实用主义者，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向上帝祷告，相信上帝会赐福给我。这是两本三百年前的小说，我们现在读，很难想象三百年前的读者会是什么感受。那时候航海就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那时候人们还不懂什么叫细菌，什么叫病毒，没有什么现代医学知识；那时候的人，平均寿命不高。我觉得他们读这两本小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要活着，要活下去，不管漂流到荒岛上，还是在大城市里经受一场瘟疫，都要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讲故事，完成这个叙述。你看，这两个叙述者都活下来了。
我们现在读《鲁滨孙漂流记》，可能觉得还不如野外生存真人秀好看；读《瘟疫年纪事》，也会庆幸医学进步了，人类能对付这些传染病了。但是，如果悲观地想一想，我们会发现人生在世，就跟被抛到一个荒岛上没什么两样：你要辛苦地劳作，才能维持生命，才能过得舒服一点儿，容不得半点儿懈怠。人生在世，免不了经历风波，周围的人病倒、死去，或者在无情的竞争中落败，你只能靠你的信念坚持，相信上帝会赐福给你。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祷告，这是渺小个人的真实处境。
你上小学的时候读过哪一本世界名著吗？它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