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郑大华

多年来，我在不同场所皆主张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不仅要利用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进行研究，还主张运用现代心理学、比较研究法、西方社会史等理论和方法，贯通学科局限，融合中西，力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上有所创获。郭辉跟随我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后，即贯彻该主张，有意识地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上尝试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不过，硕士阶段的学习只能算研究入门，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如今，捧着郭辉的书稿，发现他一直没有忘记我当初的主张，在博士三年的学习中不断摸索，并得以成功实践。该书的选题、写作、研究方法显然受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对民国思想文化史进行考察，丰富了民国思想文化的面貌。

学术界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已出现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成果，该领域的研究渐显成熟。由此，也逐渐兴起了对传播思想文化媒介的探索和考察，诸如报刊、书籍、社团、图像、器物、纪念日等，这些研究不仅关注具体的思想内容，也关注思想形成的过程、语境等，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思想传播的途径和样式，丰富人们对思想文化史的认识。

郭辉这本书正是在此趋势下对国家仪式的考察，选题颇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有较大作用。民国前期国家仪式对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塑造、强化、传播有着巨大影响，在中国礼仪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家仪式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一个逐渐兴起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国家仪式已有一些个别研究成果，但作为整体的考察，该书显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探索，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

该书内容新颖，主旨明确，并不像诸多新文化史研究显得“花俏”。学界虽未能宏观关照民国前20年的国家仪式，但要想写出新意并非易事。通过短时间全面研究民国前20年所有国家仪式显然不太可能，倘若选择不当，又容易与学界已有成果重复。该书在此问题上下足功夫，既避免光靠理论分析而获取创新的浮泛，又避免靠个案研究而罗列成篇的不实。该书显然是吸取了新文化史理论的“神”，将之贯彻于实证研究之中，既有理论，又有叙事，是难得的佳作。

该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以界定“民国国家仪式”概念，角度新，方法新。于此，该书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用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间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全书通过搜集大量史料，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以时间为线索阐述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国家仪式，描绘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变迁史。而从纵的方面抓住典型个案，涉及国家仪式操演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恢复各种国家仪式操演的场景，仪式举行的社会反响，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认为国家仪式成为“政治表达”的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和形式。

2006年，郭辉从河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记得，刚入学的时候，还未分配导师，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想跟随我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学生。恍眼间，已六年有余，他已经从华中师范大学读完博士，回到湖南师大工作，在岗位上继续发扬他的艰苦勤奋，不断地努力，工作未一年，即发表多篇高质量的文章。这得益于他华中师大的三年博士学习，在专业知识水平上得到非常大的提高，科研能力明显增强，完成了近4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此书正是在他博士论文一部分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即将出版，感到十分高兴。该书是郭辉的第一本书，只是其学术探索漫漫长途中的第一步，希望他不负众望，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创造更多的成果以回报大家的期望，贡献于学界。

是为序！

2013年6月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