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罗福惠

十几年前开始有人请我为某些著作写序，我极少应承。这当中忙碌还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感到在国人的意识中，序跋之类最好出自名家，如此方能为作品增色；或者出自同行，能够提要钩元，准确地指出其中的得失成败，当然在求序者是希望多谈优长，作序者也心领神会。我既不是名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领域称得上内行，又生性耿直但主宽容，雅不欲违心溢美，亦不愿对找上门来的人还直指瑕疵，故只能不写或少写。

这几年写序多了一点，也绝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了长进，事实上也是除了年龄在真正增长之外，最多也就是阅读数量还在增加，但研究和表达的激情却是负增长。作序的情况稍多，是因为内中存在某种关联甚至责任。这事一般限于两种情形：一是给我的同龄或同辈的作品写，这些人都接近或者过了“耳顺”之年，功力既富，涵养到家，所以我无论臧之否之，都能宠辱不惊。而且我们多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和相近的治学感受，读其作品实为回望前尘，写序也不过是当一回历史的见证，至于作品写得好不好，可以说与我无关。二是应我指导过的博士们的要求，为他们以学位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学术著作写序，这次为郭辉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作序，就属于此类，所以这里面多少有一点责任。

郭辉于2009年秋从我读书，初遇即感到他为人真诚。继而发觉他很勤奋，还很聪敏，但是之前练笔不多，在思虑中不善发挥和提炼，文字表达还略显幼稚，所以给他修改小论文时，有时都不耐烦了。郭辉后来说我曾给过他“下马威”，弄得他差一点都没信心了。我听后告诉他，我对学生一视同仁，历来比较严格，如果说真有点厚薄之分，倒是对真心向学的人会多一点批评。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业师章开沅先生到我的宿舍来听取学习汇报，汇报时我只谈读了几本书的心得，没有涉及有关方面的史料。章先生再看我的书架，果然没有史料书，书桌上也只摆着薛君度先生的《黄兴与中国革命》等几本著作，当即很严肃地指出，只读他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注意阅读和收集史料，就像一个观众只想欣赏铜制工艺品而没打算入山采铜，难道你只打算做一个史学著作的读者？这个“下马威”的作用影响我几十年。

好在郭辉很快就上了路。2009年底我们争取到了教育部的重大委托项目，即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决定撰写200余万字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时间只有一年多，研究所内的大多数教师和基础较好的研究生都参与了或收集资料或撰写初稿的工作，其中包括郭辉。郭辉善于学习。我们在上课讨论或随意闲聊时，会涉及一些“记忆史”“新文化史”的理论问题，或者具体谈到辛亥革命后各种人物的个体记忆，有关集体记忆的差异与变化，有关纪念活动的时代背景及其深处的意涵等，多数是老师由既往读书积累中形成的一些模糊印象，或者经碰撞产生的一些朦胧想法。但郭辉却能够放在心上，迅速跟进，往往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就能拿出一篇短文的初稿和我讨论，要求修改。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逐段讨论，逐字逐句斟酌，一篇短文要反复大修改两三次，才向刊物投稿。以后就渐渐快了，我也省心省力，看过一遍，稍加指点和修改，他就能独立发表了。3年下来，他居然一共发表了10余篇论文，这在我指导过的30多名博士生中，确实是很突出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而且参与重大项目研究和辛亥百年纪念热，给他提供了客观的机遇，但他在主观上的勤奋努力，毕竟是根本条件，也起了决定作用。

不过其间郭辉初步设想把“民国国家仪式”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我仍有些吃不准。因为多年来我自己涉及的大范围虽是文化史，但还是偏重于精英思想和学术文化，于社会、民间文化也只是出于好奇才偶尔涉猎，对官方的礼乐、祭典等，一直以宣传形式视之。我总记得孔夫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以仁爱为礼乐的精神内涵，认为少了仁爱之心的礼乐，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了骗人的作秀和表演。保守人士认为近代是传统的“礼崩乐坏”，激进的人士把官方的类似活动视为闹剧，如鲁迅就写有（或只是记录）“南京民谣”，讽刺1930年代初“党国要人”煞有介事的谒中山陵仪式，“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即表面是冠冕堂皇的如何同心协力，继承总理遗志，真心想的是如何钩心斗角，找机会给对手致命一击。当然鲁迅的“各自想拳经”只是一种对“坏人”尽力往坏处想的揣测，但民国国家仪式是否值得深入探讨，能够体现何种思想意义，我确实没有把握。

郭辉带着我提出的问题，认真阅读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保罗·康纳顿、让—马克·夸克等人的西方新文化史理论著作，从民国时期的大量报刊上搜集资料，当然也借鉴了近几年境内外众多学者的类似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国家仪式转型的内外条件、仪式背后的政治诉求、舆论态度和社会反映的初步研究框架。随着对民国各个历史阶段情形了解的深入，再逐步细化，发掘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仪式政治内涵的区别；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时期与统一全国后仪式政治内涵的变化；再以“仪式的困境”和“仪式的调适”参杂其间，提炼出国家仪式的操演，根本目的是建构制度和政权合法性。有关仪式的内涵，论文概括为形塑国家和领袖形象，传播本系本派英勇奋斗的历史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或作社会动员，从而形成其制度化的政治文化，建构一种“新传统”。至于仪式的效果，用古话说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取决于人们各自的立场。而且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所说，“国家仪式并非一个孤立的单独物，尤其对于合法性的建构而言，必须与当时的政治理念、社会环境、群众心理等结合到一起，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一旦合法性基础本身出现问题，则与之相应的国家仪式也会遭受危机”。总之，郭辉在学位论文中对数种典型性国家仪式的深入分析，对系列仪式所折射出的政治形势变化，对仪式背后的政治目标及其社会反应，都立足于史料，作了较为深刻详尽的探讨，尤其是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出于其外，得出科学、中肯的结论。

由于该书本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所以我还想趁机就博士培养的质量问题谈谈最近的一点想法。近几年对博士生的质量问题，不仅在教育界，甚至在社会上，也是一个关注热点而且非议颇多。的确，我国博士生的录取，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每年数十人，增加到近年的数万人，无论是攻读者还是指导者，准入门槛是大大降低了。从我自己历年参加校内外的论文评审和答辩的情形来看，博士生的研究与前人重复甚至雷同，缺乏新意的情况并不鲜见。教育部在三年前组成专家组进行调查研究，最近出台了《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和《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两项成果，其中有一项“客观”结论是“博士生自身和导师对我国当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较好的，总得分超过了70分”。但这个评价似乎并不被学界认可。因为谁都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人个体的自我感觉突然出奇地好，对各种荣誉、职衔、实利等，无不见猎心喜，争之恐后，获得者居之不疑，要让博士生和导师自己评估自身，有点近于开玩笑，何况“量化”的最后结果70分，使人觉得还是那种老套的“三七开”！

不过我也难以苟同某些人的惊人之论。例如有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任某名校领导，此后也一直为高教改革呼吁的前辈提出，“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把培养博士生的工作集中到名牌大学去。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名牌大学是否所有学科和专业都比非名牌大学办得好？恐怕未必。非名牌大学也有学风良好、学术领先的学科和专业，也出现过优秀的毕业生。在不能使报考人数量自然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任由少数名校名师垄断博士生教育，就会抑制竞争，使名校中名师一人带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个别现象更加普遍，质量是提高还是降低，只能是未知数。

又如有从海外归来的洋博士认为，“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于是有海归洋博士同声相应，认为中国大学根本不适合培养博士，应该“关掉绝大多数的博士课程，借助国外大学培养博士，集中国内的资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不知道他们把美国大学分成了几“流”，“三流”是不是最末一“流”？如果是的话，那这个问题可太严重了。还有这个99%的比例是通过了调查统计还是姑妄言之？个人的力量、资源和讯息总是有限的，居然作出如此总体（甚至是全体）的判断，“大气”可嘉。别的学科我不了解，就是对本学科我也胸无全局而仅知大概，但相信以中国人研究中国史，不可能一概比美国的三流大学都差，何况美国的三流大学是否设有中国史或东亚史以及“汉学”专业，还是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中国学生一窝蜂涌向日本学东洋史而写过诗，诗中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80年过去了，如果按上述几位洋博士的意思，今天中国学生如要攻读博士学位，不仅要“群趋西洋受国史”，还要受国文，受国语，受中国医学，受中国艺术……受所有的学科和专业教育才能“合格”。

当然我这样说绝非基于什么尊严而反对向他人学习、反对中国学生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更不是否认我们博士培养中的种种不足和问题，而只是认为中国的博士生教育不能仅唯少数名校是赖，更不能让中国大学的博士教育工作统统“休克”，靠外国大学给我们培养各类博士。

博士的水平和质量如何，不能仅靠问卷式的调查研究，更不能仅据培养单位的自我总结，要靠更大范围各种形式的实际的检验。虽然我们几乎所有的学位论文，基本上经过了导师和指导组的审阅，几位外单位同行的盲评，还有答辩委员会的把关，最终还要进入数据库，但这个范围还不够大。人文、社会学科的学位论文，应该是检验的最终对象。其中稍好的会被研究者自己化整为零，陆续在期刊杂志发表；或者会作为前期成果，成为基金资助的项目课题；更有意义而且成熟的论文，就直接形成公开出版的专著，才会受到更多同行和读者的再次审视。在博士们自己方面，顺理成章地带有借此升职升级的意图；在曾经的指导者方面，则更多的是视为对自己和学生的再次的严格检验。所以真心希望得到各种批评和指教。

是为序。

2013年早春于华中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