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本研究特点

30年多来，俄罗斯学界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进展迅速，成效卓著，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西方社会性别语言学理论与俄语语言学成果的借鉴与对接，完成了这一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进程，彰显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研究理念与学术成就。笔者以为，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1．以俄语语音研究为先导的社会性别语言属性研究

语音是俄罗斯语言学家在研究社会性别语言差异时最早关注的问题，他们从男女两性的生理机制和社会心理因素入手，通过对男性和女性实际发音特点的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在音质、音色、音长和语调等方面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出现在日常口语中。较之男性的发音，女性发音的特点表现为音质清晰、音色丰富、音长较长、音域较宽、音高值大、音调变化较多等。因此，男女不同性别在言语交际中的语音面貌便成为他们研究口语性别差异的首选。О．Н．西莉娜对莫斯科的男女两性的发音特点进行专门的实验语音学对比研究，在比较俄语元音［а］的声学图谱之后，她发现“莫斯科男人发［а］音时舌位比较靠后，开口度也比较小；莫斯科女人却恰恰相反，她们的开口度较大，舌位也比较靠前。”（Силина，1984：177）

Е．А．泽姆斯卡娅、М．А．基泰戈罗茨卡娅、Н．Н．罗扎诺娃等口语学家在探究男性和女性的言语特点时，认为现代俄罗斯女性发音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有意拖长元音，将非重读的［о］读成开度很大的［а］时尤为明显，例如，女性常常会把рассказать说成 ［ръска：зать］，把продают说成 ［пръда：jут］，这是对由其他一些社会特征决定的旧式发音方法的传承。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语普通话中元音舌位性别差异的具体证据，结果同样表明：讲普通话的女性在发元音时，舌位较男子靠前。”（曹剑芬，1990：160）

与女性的发音相反，俄罗斯男性在发元音时，口腔的张度比较小，往往把非重读元音发成接近于［ъ］（硬辅音之后）或［ь］（软辅音之后）的音，如разг［ъ］вор，п［ъ］год［ъ］，［п'ь］ро等。他们的发音特点主要体现在辅音方面，在发重读音节或者重读音节前一音节的辅音时，其强度和长度都有所增加，如Дур-рак ты（你真是个傻瓜蛋哦！），Ч-черт его знает（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等，语势明显加强。

另外，她们还从生理学视角对男女两性在语调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声带短且薄，松弛度较小，因而说话时的音调一般要高于男性，音域也比男性宽广。这种来源于语言机能上的先天差异对语调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语音层面上，俄语同其他语言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语调方面，首先是因为男女发音器官在解剖学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基本音调的高低有所不同…… 女性在其言语中广泛地使用送气、唇化和鼻音化等超音质特征。这些特征通常彰显说话人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及对所说内容的态度……女性所使用的语调丰富多样，精彩纷呈。”（Земская и др.，1993：102—111）

在分析男女两性在语音语调方面的差异成因时，Е．А．泽姆斯卡娅及其同仁赞同著名语音学家Р．И．阿瓦涅索夫^[1]的下述观点：“由于说话人的年龄和性别而导致的语言差异，还可能涉及语音和语法。这些差异也同样具有社会的性质（而不是生物学性质）。”（Аванесов，1984：9）由此他们认为，男女两性的口语表达差异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取决于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规范对于这种行为的认可。通常情况下，女性可以通过变换各种声音手段和语调来表达自己丰富的感情，趋于外向表露，为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交际意图，大多使用惊讶、难以料及的、愉悦温和的语调，而男性在他们的语调中则仅仅运用三类对比程度的音高，女性则还运用第四类音高，这一附加程度是最高的音程。

相比之下，男性的言语一般缺少女性那种浓厚的感情色彩，声调不那么尖声细气。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以及异性间的言语交际潜规则常常对男性产生心理暗示：说话要含蓄，举止要沉稳，声音不能过高，语调变化不能太快，保持男子汉彬彬有礼的风范，否则就会有背社会行为准则，极易遭到负面评价。

与之相关的是，俄罗斯学者对社会性别语言的属性作了详尽的探讨。例如，А．В．邦达尔科^[2]早在1976年就首次把性别范畴与语法范畴区别开来，对性别范畴进行专门探究，他以性别范畴的表达手段为切入点，确定性别是一种功能语义场（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即含有性别语义的词汇-语法表达手段的生物名称集合体，或拟词汇-语法对立体，认为性别范畴的表达与语法范畴密切相关，但二者各有特点，不能将其混为一谈。应该说，А．В．邦达尔科为性别范畴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亦为我们进行俄汉语的性别范畴对比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们还无法判定，语法性（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род）与性别是否有着直接的必然联系。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语法性与性别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一种语法范畴，只存在于部分语言中，而后者属于属于语言外部所有生物的生理范畴，它在世界所有语言中都有体现。由此，我们相信性别的表达与语法性范畴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那些具备这一语法范畴的语言中。这种关系就如同现实事物和语法事实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实数和语法数、现实时和语法时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在具备语法性范畴的语言中，不管是动物名词还是非动物名词都有语法性的区分，而性别的区分则只有人类和动物才具有。”（姜宏、曾婷，2011：52）

实际上，这种语言现象在许多没有语法性范畴的语言中都可见到，如汉语和英语，其中人和动物的区别及其与非动物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人称代词体现出来，如汉语中的“他”“她”“它”以及英语中的“he”“she”“it”等。

Г．М．帕沙耶娃认同А．В．邦达尔科的观点，认为应该将这两个范畴分割开来，她明确指出：“生物繁衍决定了生物必有性别区分，这种区分体现在每一种语言中。但是，语法性仅仅存在于部分语言中，主要是一些印欧语系的屈折语言，它们仅占世界所有语言的5％。”（Пашаева，1993：3）她认为俄语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并对语言中的性别范畴与语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归纳出学界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性别范畴属于语法范畴，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源自语法性范畴的性理论（сексу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该理论产生于远古时代，而将其与语法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则是2500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普罗塔哥拉，后又由И．Г．赫尔德、В．洪堡特、Я．格里姆等语言学家进一步发展，其基本理据是：性别范畴和语法范畴等同，原因在于非动物名词和动物名词都有语法性，都与性别密切相关，这种看法无疑受原始人“万物有灵论”和“类人观”（原始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生物，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灵魂）的影响所致。

许多俄罗斯语言学家，如А．А．波捷布尼亚、В．А．博戈罗季茨基、В．А．布斯拉耶夫、А．И．阿布拉热耶夫、П．А．达尼洛夫等人，都认同上述观点，认为语法性是自然性别普及于世间一切事物的结果，阳性通常表达主动、强大、主导、支配的事物，阴性和中性则表达被动、柔弱、从属、被支配的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性别范畴不取决于语法性，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语言学家К．布鲁格曼，他认为词的词法形式是第一位的，非动物名词与性别概念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性完全按照其词缀来确定，无论词缀初始的词源意义是什么，它都会从其词根意义中汲取某些成素，然后成为能产型词缀，并在构成新词时发挥功能，如-a-，-ie-，-i- 等词缀经过演化之后获得了语法阴性意义，但阴性名词本身表示的是非生物，并不具有女性生物意义。据此，К．布鲁格曼得出结论：在人类区分事物和现象的生物性别特征之前，语法性就已经存在。（Пашаева，1993：8—9）

Г．М．帕沙耶娃认为以上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也都有各自的不足，应该将其综合起来，予以整体理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语法性范畴是否发生过变化或者发生了多大变化，因此也就无法证实语法范畴现在的意义是否与其初始的意义相互一致……语法性范畴只存在于部分语言中，而大部分语言并不具有这一范畴。因此，我们只能说，词在语法性上的区分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它们是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直接承袭下来的，在现代人的世界观中没有任何根据。”（Пашаева，1993：10）也就是说，语法性具有传承性，无从考察，“是词在语法上的类别划分，它是一种语法范畴，俄语名词的阴、阳、中三性就是对此而言的。”（赵蓉晖，2003：58）而性别范畴指的是生物在性别特征上形成的对立关系，属于语言外部的生理特征，如汉语中的男女、公母、雌雄等概念的对立形成生物性别范畴，成为社会性别的研究的基础。

俄罗斯语言学家以俄语语音研究为先导的社会性别语言属性研究明确了性别范畴与语法范畴之间既相互联系、有互有区别的辩证关系，为社会性别语言的民族文化、社会心理以及语用研究找到了重要的切入点。

2．俄语体态语的社会性别差异研究

在言语交际中，男女双方除了主要使用有声语言之外，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身势、手势、姿态、表情等无声语言来伴随交际，使交际更直接明了，形象生动，这种伴随交际的言语就是体态语。作为人类交际中常用的一种非言语手段，体态语在特殊情况下比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更富有表现力。由于男女性别的文化差异，体态语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别使用特点。俄罗斯语言学家借鉴语音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男性和女性的体态语言特点作了详尽的分析，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当推Г．Е．克列依德林教授的专著《非言语交际中的男性与女性》（2005）。他在专著序言中指出：“两种性别实质上是两种文化……性别差异是一个完全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奇怪的是，甚至在一种文化内部，对男女两性之间的交际差异至今仍然研究不力，其语义和语用含义大都未曾被系统描写。”（Крейдлин，2005：15—16）

基于上述认识，Г．Е．克列依德林对男女两性之间的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模式分类，列出非言语社会性别规范、非言语社会性别的侵略性、男女两性在事务交际中的非言语行为、俄罗斯侨民中的男女两性非言语交际行为构拟问题、造型艺术中的社会性别非言语符号及其世界图景研究等5个章节，对同一性别和不同性别之间的日常交际符号进行对比分析，试图确立不同社会性别在选择认知、情感、评价等意义的非言语表达手段时的优先次序，进而挖掘非言语社会性别规范模式的普遍特性与文化特点。

针对不同社会性别在非言语交际中的侵略性问题，Г．Е．克列依德林明确指出：“传统观点认为俄罗斯男性比女性更具侵略性。但我以为，这种定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杜撰出来的，是错误的。因而基于这种概念对男女两性的诸多差异所作的阐释是不明智的……侵略性首先是角色、话语风格和情感表达的人类行为之组成部分。出于自然本性和面临任务的复杂性以及基于我们的社会意识，男性比女性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往上走’，为取得个人成就和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克服众多困难。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侵略性成为男性行为的专利。”（Крейдлин，2005：145—146）这种观点和上述有关男性与女性交谈时在语音语调方面应保持节制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男士谦让，女士优先”的社会交际准则。

Е．А．泽姆斯卡娅等（1993：112—113）学者亦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男女两性在非言语交际中的差异悉心探索，认为“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男女两性对于优先的以及均等的角色关系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例如，一般情况下，女性使用直视的目光远远多于男性，她们会经常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究其原因，心理学家认为是女性作为孩子的教育者的社会角色使然：目光作为交际手段，用来维系母亲同不会说话的小孩之间的心理接触。”这同女性的非言语交际优先权密切相关，如果角色转换，男性在非言语交际中也用这种目光直视女性，则显得不合时宜，咄咄逼人，缺乏礼貌，给女性以受到“侵略”之感。

当然，俄罗斯男女两性之间的这种非言语交际手段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民族，诚如Н．И.福尔马诺夫斯卡娅（1998：279—281）所说：“人们在交际中关注对方的眼神不是平白无故的，总是力图辨认对方的真诚程度和情感状态等……目光语极大地丰富了非言语交际领域，不言而喻，其中蕴含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同一文化的说话人在交际时可以互相对视，而这种情况在另外一种文化中被视为不礼貌、野蛮，特别是年少者直视年长者时。交谈时目光移向一边，一些东方民族和非洲人认为是一种礼貌，而欧洲人则视其为不真诚或不好意思。”其中自然包括女性或者男性对异性听话人的目光聚焦。（周民权，2010：14）

А．В．基里利娜（2005：18）对女性特征（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和男性特征（мужественность）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交际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长期生活的男性和女性，也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各自的非言语交际特征。例如，女性在与男性交往中最常采用的一个典型的非言语交际手段是“善于倾听，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问题上，其言语行为总体来说更具‘人性化’”。善于倾听与其说是一种非言语交际手段，不如说是一种讲求礼貌的交际策略，意味着善解人意，尊重对方，尊重自己，是成功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关于体态语的研究情况，И．Н．戈列洛夫、Л．А．卡帕纳泽、Г．В．科尔尚斯基、Н．Б．科尔尼洛娃、Е．В．克拉西利尼科娃、В．П.莫罗佐夫、Н．И．福尔马诺夫斯卡娅等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详见本书第八章“俄汉语非口头交际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对比研究”以及第五章“俄汉语中的社会性别定型对比研究”第一节中的第二小节“社会性别定型的非口头交际特征”），此处不再赘述。

3．俄语与其他语种的社会性别语言跨文化交际对比研究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物特性不变的情况下，民族文化背景对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心理行为以及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势必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从而导致社会性别语言的使用出现差异。因此，性别角色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跨文化交际变异。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俄罗斯语言学家对社会性别语言在俄语和其他语种中的共同点和差异及其成因进行对比分析。

А．В．基里利娜认为，在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早期阶段，西方语言学家主要通过对英语和德语中的社会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了“语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结论，只是晚些时候才开始对其他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但仅仅局限在发掘男性的语言结构方面，对女性语言没有探讨，甚至连它是否存在的问题都未曾提及，这是社会性别研究中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阶段。到了后来，俄语等其他语言才进入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从而使得女性语言与男性语言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毫无疑义，由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特点，任何语言都具有以男性为中心的特点。但是，在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其表征程度和强度可以发生不同的变化，从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时同样如此。”（Кирилина，1999：70）

А．В．基里利娜通过几种语言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明确指出：“尽管俄语也有以男性为中心的特点，但表现不是那么明显。例如，英语、德语、法语表达‘男人’和‘人’时，都分别使用的是同一个词（man，Mann，homme），而在俄语中不存在这种现象。man，Mann两个词扩张使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俄语词мужчина（试比较，德语中的Mann：mannet，bemannt，Mannschaft，其中mann是能产型构词后缀）……在俄语格言与成语中，可以观察到某些反男性主义的倾向。俄语表达父称概念的程度弱于德语，俄语人名表征中的女子男性化倾向远不像其他语言那么明显。”（Кирилина，2002：21—22）按照А．В．基里利娜的观点，语言并非本身发挥功能，而是反映着社会在一定发展时期所特有的社会与文化进程。因此，在研究任何一种文化与语言中的男性主义时，必须凸现语言内及语言外因素。

О．В．里亚博夫基本上赞同А．В．基里利娜的观点，认为社会性别方法论在跨文化交际的社会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分别存在着一些固定的、具有感情色彩的、已形成统一的‘典型男性’和‘典型女性’的代表形象，这些代表形象在一个整体条件下相互制约。典型的文化代表通常指的是男性，这一点必须充分顾及，如德国人的‘循规蹈矩’、法国人的‘浪漫殷勤’等相应文化标记常指的是男性而非女性。而在一些男性主义倾向较弱的文化中，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一些俄罗斯和西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被描绘为成俄罗斯性格的最高成就与代表……在俄语语言意识中，妇女形象比男人形象更具有正面色彩。”（Рябов，2002：43）许多俄罗斯学者对此表示同感，认为俄罗斯女性被奉为男女两性代言人的几率大于男性。事实上，在许多场合，被询问者很难确切地说出俄罗斯男性的典型特征，但确定俄罗斯女性的典型特征却没有什么困难：不是软弱，而是力量、果敢、韧性、耐性、爱心（首先是母爱）、聪明、美丽等等。（Рябов，1996：29—48）

Н．В．乌菲姆采娃（1996：139—162）通过对比分析俄语和英语语言意识中的社会性别定型差异，表明俄罗斯人对于“人”的反应通常居于首位，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则以“我”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价值观念：俄罗斯人可能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接受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不大喜欢强调“я”（我），与西方社会强调自我价值的文化理念发生碰撞。由此可见，在各种文化代表的交际中，可能发生所谓的“文化碰撞”，其原因概出于各个国家的言语行为与交际礼仪不尽相同。

不难看出，俄语语言意识中的女性形象与西方语言意识中的女性形象不尽相同，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成为俄语社会性别定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然，任何民族心智中的女性形象都无法脱离美学的视野，这或许取决于女性的生物特征，俄罗斯女性概莫能外，其内在的品性、德性与外在的可视性共同构成关于俄罗斯女性形象的综合审美体系。“正如俄罗斯心智中的‘женщина’与‘баба’分别代表精神与世俗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前者优雅、理性、虚幻，令人憧憬；后者则质朴、天然，充满感性。此二者的结合，可以作为俄罗斯心智中关于女性形象的具体诠释。”（杨蓉，2010：34）

尽管男性作为强势性别的优越性在俄罗斯得到普遍公认，但社会状况、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具体国情，导致在俄罗斯民族心智中针对女性群体的认知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诚如著名俄罗斯思想家B．B．科列索夫所说：“俄罗斯心智中的理想规范始终是人的女性存在，女性是民族意识的理想类型。”（Колесов，2006：180）

А．В．基里利娜（2002：24）认为，由于男性主义在各个国家及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各异，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向对跨文化交际进行持续性研究：

（1）对女性特征和和男性特征两个概念在语言中的反映情况进行分析，并且考证其对于相关文化群体的男女性别概念有何影响；

（2）分析言语交际；

（3）分析社会性别的文化象征功能，即阐释与生物性别无关的话语中的社会性别隐喻。换言之，社会性别隐喻向各类话语（包括觊觎科学学术地位的话语元语言在内）的渗透已经成为关注焦点。

А．В．基里利娜所指出的研究方向同跨文化交际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其中有关社会性别隐喻的论述颇有见地，促进了学界对语法性（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род）与自然性（природный пол）之间的对立关系及相互联系展开研究，通过实验证明了genus与sex两个概念之间的心理相互联系在德语中比西班牙语更为密切，而在俄语中则存在着语法性与具有隐喻意义并且受社会性别制约的词汇单位之间的“竞争”（试比较：Одесса — мама，Ростов — папа，но Киев — мать городов русских）。这实际上是对各种不同文化中社会性别的拟人化与象征化进程进行新的探索，对社会性别语言的言内因素与言外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4．深层次的社会性别语用对比研究

随着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俄罗斯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对社会性别概念的语言体系“不应该曲解下述4类实质性内容相互作用的语言符号的特点：1）现实世界范畴；2）逻辑和人的认知心理的思维范畴；3）与人类活动中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相关的语用因素；4）语言体系单位，即符号之间的关系。”（Кобозева 2000：43）由于当代语言研究由符号本位转向人本位，凸现语言与“语言主体”，即使用语言的“人”，突出“人的语用因素”，“以人为本”的语用研究理念便成为俄罗斯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以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视角的性别语言研究成果为基础，转向深层次的社会性别语用对比研究。

按照Г．М．帕沙耶娃（1993：11—12）的观点，要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性别语用对比研究，必须划分出性别范畴的两大基本语义类型，即找出俄语中表达人和动物的名词，对它们进行语义分类，然后根据是否有性别形式进行再度分类，如俄语中人的类型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子类型，可以再度分类：

（1）有性别区分的亲缘类型，如дедушка/бабушка（爷爷/奶奶），отец/мать/（父亲/母亲）等表人名词都有明显的性别标志；

（2）有性别区分的职业类型，如космонавт/космонавтка/（宇航员/女宇航员），секретарь/секретарша/（秘书/女秘书），гость/гостя/（客人/女客人）等职业称谓有男女性别之分，且由于生产科技领域不断的发展而不断扩充、不断变化，具有不稳定性，属于新词不断涌现、旧词逐渐退出使用的开放性类型。但是，在阳性名词基础上构成的阴性名词带有刻意强调的讥讽意味，在言语交际中不常使用，因此，按照俄语表达规范，在表述女性职业称谓时，一般使用阳性形式；

（3）有性别区分的民族或居住地类型，如русский/русская（俄罗斯人/俄罗斯女人），москвич/москвичка/（莫斯科人/莫斯科女人）等体现于词汇本身的性别区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类型，因为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和城市的数量毕竟有限；

（4）在年龄、性格、智力、能力、生理和心理等方面有性别区分的特征类型，如старик/старуха（老头/老妇），злыдень/злыдня（恶棍/悍妇）等，还有тихоня（不爱说话的人），злюка（恶人），растяпа（笨人）等双性词，既可以针对男性，也可以指称女性，视具体语境而异；

（5）有性别区分的财产或社会地位类型，如барон/баронесса（男爵/男爵夫人），граф/графиня（伯爵/伯爵夫人），имперптор/императрица（皇帝/女皇），король/королева（国王/女王），царь/царица/（沙皇/女皇）等；

（6）有性别区分的社会流派类型，如социалист/социалистка（社会党人/女社会党人），демократ/демократка（民主主义者/女民主主义者），республиканец/республиканка（共和党人/女共和党人）等，与第3类型相似，属于封闭类型，体现于俄语词汇本身；

（7）表示俄罗斯民间故事中非现实形象的名词，如баба-яга（凶恶的老妖婆），дед-мороз（圣诞老人），снегурочка（雪姑娘）等；

（8）表人专有名词，如Иванов/Иванова，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а等。

不言而喻，上述俄语表人名词的语义类型划分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言语交际有着实实在在的阐释意义，亦为其他语言的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了范例，因为生物起源以及人类思维和语言的相似性，使得不同语言中的性别范畴的基本语义类型大致相符，具有普遍意义，给从事其他语言研究的学者以启迪，如姜宏、曾婷以Г．М．帕沙耶娃的理论为根据，为上述8类有性别区分的俄语语义类型分别找到了相互对应的汉语语料，挖掘出俄汉语中社会性别范畴的某些共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俄汉语中性别范畴的词汇手段、构词手段、词法手段、句法手段和修辞手段作了详尽的对比分析，之后又对影响性别范畴的语言之外的社会因素进行探讨，表明一些表示职业、社会身份、行为和状态的词语分别带有男性或女性的语义标记，如“水手”作为一种职业让人立刻想到它是专属于男性的，于是“水手”一词很自然就被带上了男性的语义标记，而“花样游泳”是只有女性参加的比赛项目，因此，“花样游泳运动员”一词在我们的社会形态下被带上了女性的语义标记。这样一来，语言外因素也就成为判断社会性别的手段之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功能—语义统一体，性别范畴不仅有着复杂的语义体系，而且有着系统的语言表达手段。在俄汉语性别范畴中，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运作机制。俄语的语法性范畴和相当丰富的词形变化对性别的区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俄语构词方法多样，是性别区分最主要的手段，而词汇、词法、句法和修辞手段也丰富多样，相比较而言，汉语缺乏语法性范畴（除少数人称代词之外），性别区分主要通过词汇语义来表示，而偏旁构词、修辞和语言外手段是其补充手段。也就是说，在有语法性范畴的俄语中，性别的语言表达传统上可以被看作是语法性范畴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语法性范畴中，有生物及其表达词汇之间存在着所指关系，其性别的表达既有词汇方式，又有语法方式，而在没有语法性范畴的汉语中，性别的表达主要是靠词汇手段和其他非语法手段。（姜宏、曾婷，2011：55）这既体现了语法性范畴与性别范畴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完全反映了俄汉语两种语言的各自特征：重形式和重意会。这些特征在俄汉社会性别语言中亦有不同的反映。

由此可见，Г．М．帕沙耶娃对于性别范畴的两大基本语义类型的划分富有新意，为社会性别语言的正确使用提供了理论根据，其实践价值在我们后面各章的研究中会逐步显现出来。

俄罗斯语言学家对社会性别语言的语用对比研究主要体现在言语礼节方面，他们认为，男性和女性在交际中所使用的问候、称呼、职业称谓、关注的话题等方面各不相同。例如，俄罗斯男性，特别是比较熟悉的年轻男性见面时常以“здорово”“салют”之类表示亲近的用语互致问候，而女性则通常使用“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привет”“добрый день”之类大众化标准用语，既随意而又不失文雅。一般的俄罗斯知识女性都认为，言语是给人产生良好印象并且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第一武器，因而在称呼男性时言辞谨慎，尽可能保持淑女风范，即便面对自己的恋人也是如此，希望对方首先使用亲昵称呼。（周民权，2009：80）例如，在《西伯利亚大地的故事》这部影片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主人公娜塔莎在很多场合都称自己的未婚夫为安德烈，很少使用安德留沙、安德留什卡之类昵称。有一次突然不期而遇时，他们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Наташа —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й — Наташа！

Наташа — Андрей！Это ты！

娜塔莎：“安德烈！”

安德烈：“娜塔莎！”

娜塔莎：“安德烈！是你啊！”

А．А．阿基希娜、Н．И．福尔马诺夫斯卡娅在其专著（1986：5—24）中把称呼语分为针对熟人和陌生人以及使用于正式或非正式交际场合，其中不乏社会性别的语用差异，如人们在无拘无束的交际场合通常称呼不熟悉的饭店女服务员为“девушка”，在正式交际场合则称其为“товарищ официант”，其中официант一词不能被代之以阴性形式официантка，否则会被视为对女性的轻蔑，类似的称呼语很多，如称呼女营业员为“продавец”，女教师为“учитель”，女邮递员为“почтальон”等等。

另外，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不同的性别特点能够直接影响其言语行为。男女双方在言语或体态语交际中各自具有掩饰心理和羞涩行为，对于对方的言语行为常常产生迎合或者回避心理。受这种独特的心理支配，有的男性与同性交谈时平淡无奇，可和女性说话时谈笑风生，妙语连篇，且温文尔雅，避免说粗话和脏话，言语得体。与此相反，有的男性与同性交谈时思路清晰，口若悬河，可一旦同异性交谈，则语无伦次，神态紧张，特别是遇到敏感问题时甚至不惜以沉默响应，他们常常将沉默作为一种交际手段，来达到自己所期待的交际意图。例如，О．И．伊谢尔斯通过悉心研究，认为沉默是言语交际的制胜法宝之一，她通过对一对夫妻之间的下述对话分析，展示了丈夫不时用沉默或者转移话题等手段对付妻子的提问，从而回避了他是否有外遇这一难堪话题：

Нина．— Я говорю-говорю，а в ответ — минута молчания… Скажи мне сейчас в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у тебя кто-то есть？（Пауза）отвечай！（Пауза）Минута молчания…

Гена．— Что？

Нина．— Поклянись… что у тебя никого нет.

Гена．— О чем ты？Я хочу спать… это все，что я хочу в жизни．（Иссерс，2003：214）

妮娜：“我说啊说，可得到回答的却是沉默……你最后一次告诉我，你外边有人吗？（停顿）你倒是回答啊！（停顿）”短暂的沉默……

格纳：“什么？”

妮娜：“你发誓……你外边没人。”

格纳：“你说什么啊？我想睡觉……这就是我生活中的全部。”

显而易见，妻子在这组对话中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动权，通过连珠炮般的发问逼丈夫说出实情，而丈夫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唯有选择沉默，以此应对可能遭遇的不测。从表面上看，丈夫似乎是通过沉默有意放弃了自己的话语主动权，实际上是以守为攻，以不变应万变。此类例证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同样屡见不鲜，如在一对新婚夫妇的新婚之夜，闹房者络绎不绝，其中几个醉酒者出言不逊，动作粗鲁，闹得新郎新娘下不了台，颜面尽失。新娘边哭边提议新郎到法院告这几个闹房者侮辱女性，然而新郎却沉默不语。这种“沉默“ 表明，新郎不赞同新娘的主张，没有告闹房者的意愿，“沉默”表示了他不同意新娘的想法和对新娘提议的委婉否定，揭示了新娘、新郎在对待同一件事件上不同的心理反应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新郎的沉默可以避免言语冲突，并可能改变新娘告状的想法。

Н．Д．阿鲁玖诺娃^[3]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女性对男性的言语动作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如同她对他的其他活动形式的影响一样，带有辩证的对立性质：“一方面，女人全力促进男人的言语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好听的话都是说给女人或者有关女人的，但是，最猛烈的话也同样不幸由女人说出或者是说给女人的。另一方面，女人千方百计束缚男人的言语活动，总想让其保持沉默……为达此目的，女人会使用多种手段，例如，女人设法促使男人爱上她，一旦成为事实，便迫使男人在看到其他钟情对象时默不作声，不说一句话。”（Арутюнова，1994：178）这一比喻虽然近似于笑话，但却说明了沉默这种被Н．Д．阿鲁玖诺娃称之为“有意义的空缺言语行为”在社会性别言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俄罗斯学者通过所收集到的各种语料对单一性别及异性群体言语交际的性别特点的考察，以宗法等级制度给男女带来的不同影响为理论依据，对男女两性在俄语言语交际中分别采用的形式各异的言语行为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女性常采用直接性策略，男性多使用间接性策略。女性倾向于用话语来表示亲密、关联、包容和直观性，男性则倾向于表示独立、身份、观察和排他性。在话题的选择上，女性较多谈论当前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或与家庭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如购物、美容、烹饪等，而男性则喜欢谈论政治、经济、体育等社会性话题。在话语量大小上，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爱说话，但实际上男性说话的时间比女性多得多。在语言交际活动过程中，男性常常通过重叠、打断、反问、甚至沉默来控制会话轮换，女性常常只得附和男性设定的交谈范围，比男性更注意遵守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言语的礼貌有高度的要求，自觉地拒绝使用脏话粗语。就身势、手势、姿态、表情等伴随交际的体态语而言，男女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异。

作为人类交际中常用的一种非言语手段，丰富多彩的性别体态语在特殊情况下比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更富有表现力，更直接明了，形象生动，有时甚至可以取代有声语言的交际功能。如女性感到害羞、不好意思时常用手捂脸，男性则常用手抓后脑勺或低下头，年轻姑娘感到紧张时会用嘴吹气，高兴时会欢呼跳跃，受了委屈会撅嘴、扭腰，而小伙子如果这样做会显得异常滑稽，不合时宜。一般来说，男性的手势运用的多一些，而女性的眼睛表情则运用的较多，她们使用直视的目光远远多于男性，会经常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脉脉含情”“暗送秋波”“一汪秋水”等词语都是对女性眼神的生动描写。诸如此类的研究反映了俄罗斯学者对于社会性别语言交际差异的理性思辨。

关于俄罗斯学者对于各种俄语言语行为的社会性别语用研究，本书第七章“俄汉言语行为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对比研究”将有较为详尽的阐释，此处不再重复。

通过各种对比分析，俄罗斯语言学家总结出了男女不同社会性别的几个语用特点：

4.1　较之于男性，女性在言谈中更注重遵守交际策略准则。她们对言语的礼貌有高度的要求，自觉地拒绝使用脏话粗语，普遍认为同情和表扬是同男性交谈时维系自己尊严的有效手段，从而促使男性在与她们交往时也保持同样的基调，同时不失男性特有的幽默。

4.2　较之于男性，女性在言语交际中更多地使用感情评价词汇以及表小表爱形式，用以表达自己丰富多样的社会性别意图。

4.3　男女两性交谈的主题各有侧重。男性之间喜欢交谈工作问题、新闻、政治、经济、体育等，而女性之间则喜欢交谈个人感情、人际关系、服饰、美容、发型等，且对颜色的感悟与表达比男性更为准确。

4.4　间接言语行为和委婉语是女性的典型语用特征。较之于男性，她们更喜欢以提问的形式来表达请求、肯定或者疑虑等，这种表达言外之意的语用形式比较礼貌，富有人情味。

4.5　女性在与男性交谈中常常居于非统治地位。她们善于倾听，不轻易打断对方，不喜欢喧宾夺主。

总的来说，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女性比男性的言语行为更“人性化”，更礼貌，更委婉，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的言语行为富有“侵略性”，而是社会角色、话语风格和情感表达使然。

以上所述仅仅简要分析总结了俄罗斯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历史沿革及其基本特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俄罗斯语言学家如何挖掘俄语中的性别特征在形式、语义、语用和分布标记等方面的不对称现象以及社会性别语用变异的各种成因（语言环境、语言体系、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理、性别角色等）等，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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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Р．И．阿瓦涅索夫（Р．И．Аванесов，1902—1982）是莫斯科音位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37—1982年一直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一生致力于历史语音学和描写语音学、音位学、俄语读音法和正字法、俄语史、俄语方言学的研究，1944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语言史和方言学室主任，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从1969年起，任国际语音协会副主席和国际语音学会联合会委员，1971年荣获苏联国家奖，因研究成果卓著而在世界语言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

[2] А．В．邦达尔科（А．В．Бондарко），圣彼得堡功能语法学派创立者，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大学，1958年获副博士学位，1968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70年晋升为教授，1977年当选为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在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任教，1971年起在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工作，任语法理论室主任。他倡导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斥从形式到意义的研究，其功能语法的核心是“功能语义场”和“范畴情景”（категориальная ситуация）理论。其语法理论与Г．А．佐洛托娃的交际语法、М．И．弗谢沃洛托娃的功能—交际句法等构成了当代俄罗斯功能语法的理论体系。

[3] Н．Д．阿鲁玖诺娃（Н．Д．Арутюнова），俄罗斯自然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194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4年至今在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任理论语言学实验室局级研究员，1990年当选为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她倡导用语义哲学、逻辑学中相关理论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专题性分析，成果斐然，在俄罗斯乃至世界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