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在华北地区做田野考察时发现，民间收藏市场上的任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物件均受到欢迎，若其图样、人物造型上出现了向前冲、领袖、红旗等符号或动作，价格就立即上涨至令人咋舌的地步。在利益驱使下，伪造此时期的物件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当年在各村文化站画黑板报的农民文艺骨干也不甘寂寞，重操旧业，画些出自新戏曲、新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图式，再将它们伪装成文物卖给掮客，流向鱼龙混杂的地下文物市场。而就在华北此地某村，我无意间找到该村近年编修的村志。村志内有上下几百年的可信度存疑的传奇历史、每户大家族的族谱支脉和各行各业有出息的农家子弟的小传。附在文后的新中国成立后大事记是村志编修的重头，编辑也十分认真地配图说明。根据记载与以往的经验认识，20世纪70年代前后，农民农闲时最重要的事项有兴修水利、演练民兵。有趣的是，农民们在留影时选择的动作和造型仍然是颇具戏曲化、舞台化的横臂握拳“向前冲”。他们的道具、角色、动作、内在秩序完全应和着舞台上的文艺范本。不仅城市的文艺工作者们会不自觉地选择浪潮式的动作合影留念，农民也认定它们是时代的特征，是现世的经典。

华北村民们拍摄照片时已是1976年，与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的群像留影老照片一样，民兵们自发拿起武器、手握红旗，比照着曾在文艺晚会或者“样板戏”上见过的群舞动作摆起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经典造型。

“领袖”高居队伍前端。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超越性地位，大部分留影人都会有意识地模仿毛主席的动作——一手撑腰，一手高举，掌心松弛指着前方。阳光从人民的江山山头喷薄而出，浪花托着太阳，流溢着打烂一切旧社会国家机器的激情，也感染着革命队伍中领袖以下的所有成员。此时扮演者已不再是中国革命浪潮中某位可以忽略不计的普通人。他担当着他所在的这支革命小分队的领导者，像太阳发出万丈光芒，日出东方。

横臂握拳“向前冲”的战斗骨干、英雄组成了群体前方的最有力量的那部分人，他们造型独特，处于最突出的位置。换言之，向前冲这个动作通常出现在集体。英雄们用身体拱卫身后上方的领袖。革命斗争的形势有好有坏，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迎着苦难、克服困难的英雄的意志、品质。而英雄的意义在于他是所有人的榜样——手臂如持护盾，弓步前跨。他也不仅仅是一位草莽好汉，知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道理。这个动作天然地接近于持枪冲锋，很多人做出这个动作时会拿着道具，如红缨枪、步枪。

一名民兵高擎着红旗。当领袖未能深处革命队伍中时，红旗就象征着战斗意志、革命纲领。某种程度上，红旗是领袖人格魅力的化身，也就成了整支队伍的精神核心。在中文语境中，红旗与革命的语义–视觉关系的建立源自苏联的影响，不过自古以来，旗帜在军事战术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无须赘述。就视觉造型而言，红旗的特殊之处在于旗面迎风飘动、有迹可循，却也暗藏着中国人喜欢论说的“气象”。它在队伍中细微的位置变化便能决定整个革命浪潮或人民江山的造型视觉感受。而这种细微处，如红旗旗杆向前倾斜的角度、红旗展开面积兜起的风潮是否能让扬起的那抹红色雄壮威武，最能体现队伍的性质、前进的方向、革命的形势。

领袖、战士、旗手共同组成了人民江山的山峰、革命浪潮的浪头。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是革命队伍中的核心角色。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排级以上干部、革命的战斗骨干都拿着步枪，仿佛组成了一支战斗精英小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中如何体现群众的作用，一直是中国艺术史上值得追溯的问题。法国大革命之后，群众是自由女神身后被遮挡住的旗帜和身影。在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中，群众是被压迫、旋即又被布尔什维克先进分子发动起来的如潮水般涌向冬宫的海军士兵。延安时期，群众与中共武装之间的关系以“军民鱼水情深”来形容。群众的身位在政治审美谱系的位置相当于士兵，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又是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的基础。于是，工农兵三足鼎立的政治属性不光具备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是历史进程中革命群众的语言与形象逐渐具体化、规范化的实践结果。

如此，文艺作品既要体现现代社会革命与政党自身的群众路线，又要符合革命所在国的具体政治实践，这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彼时的文艺工作者与充满了智慧的普通民众们使用专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创造性，发现和改造诸多艺术上的表达元素。例如，与“向前冲”等基于同样政治美学诉求的集体动作，还有类似“葵花朵朵向太阳”的中心式造型。虽然“向太阳”与“向前冲”同样兴起于1964年《东方红》公映后，但前者强调的是人民、青年对领袖与导师的向往，表现了毛主席对下一代青年、革命接班人的谆谆教诲和影响。与后者带有的强烈军事战斗色彩的人物关系相比，“向太阳”的政治寓意显得不那么严肃，更多的是领袖作为青年人导师的温情。“向前冲”“领袖呼”“红旗手”等系列动作其实指向的是中国百年革命史中逐渐形成的革命队伍内部政治秩序。我们通过解码“向前冲”等动作，将问题收拢至“革命队伍如何构成”。这一过程的追问便回答了现代中国文化何以成如此面貌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