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颠倒中成为经典

我始终不能确认的是，我们这一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几代社会主义接班人。至少在同龄人心中，红领巾是光荣、先进的象征，也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国旗一角。但有一点很清楚，小学之后，除了晚餐时段，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已甚少听到“社会主义”一词。直到中考临近，一代人开蒙之初的经验和回忆才又被唤醒——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镰刀、锤子、红五星等，共同构成了我对社会主义最初级的理解，这些概念与形象成为现实的视觉体验中的碎片。种种事实的间离都使我困惑，我的确不能认为我理解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虽然课本中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的论述非常精确、通俗，可它们对我们共同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的我必定是懵懂无知的少年。

成长不仅让我们拥有经验和记忆，还让我们拥有大量分泌的激素。懵懂少年开始为转型叛逆青年做生理和心理上的准备。此时，政治课本还在宣讲着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成生产力高度发达、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如此伟大而关键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今日中国的经验必将为未来人类文明所借鉴。我在小学时，听到这样激昂的话语，我的内心无比骄傲。但21世纪初的那堂思想政治课引发了课堂骚动。时至今日，我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嘀咕。中学毕业后，同学们考学参军、南下打工、归乡务农，再也没有机会共同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了。

那堂中学的思想政治课让我明白，有一种现象我们不得不接受。民间社会话语习惯以及与之对应的情绪反映出，至少1990年以来，普通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很迷茫、很困惑。同时，这种困惑牵扯了太多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叙事的情绪。至少，我不能回避这种庞大到足以笼罩所有中国人的困惑，就如同我不能否认，我之所以关注新中国文艺符号、戏曲动作、组合秩序等现象或话题，是因为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他们曾经秉持“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原则，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带去文化的滋养。而他们身上背负的“文艺工作者”称号久远得可以追溯到延安时代。我很小就知道他们曾经的工作单位以开国领袖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7年，全国的宣传队都予以撤销转制，人员分流至文化馆、文联、协会、影剧院、各单位宣传组。父母也与他们的“战友”各奔东西。每当他们聚会时，几十位曾经或现役的文艺骨干都会翻出4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挺拔俊俏、面容坚毅。奇特的是，无论是舞台剧照还是生活留影，只要人一多，或结合了具体的政治符号、道具，他们的身体语言和整体造型就会变得趣味横生，仿佛某种秩序、文化习惯在安排他们的身体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其中，几个动作和舞台角色频繁出现。比如，扮演大无畏革命战士，横臂握拳于胸前的“向前冲”；模仿革命领袖毛泽东，高举手臂并向着前方远大理想招手，指引方向的“领导者”；扮演领袖拥护者、革命队伍骨干，拱卫着领袖并高举红旗的“红旗手”；扮演革命队伍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向后招呼革命战士们继续前仆后继的“呼喊者”；等等。这些“角色”会摆成一个三角形的造型，既像奔流向前的革命浪潮，也像耸立的山峰。父辈们看到老照片时会惆怅、感慨，陷入回忆，尤其在越来越多的浪潮、山峰中的革命同志无法出席聚会的时候。真挚的情感源自父辈们的青春，它穿越了历史与政治的双重谜障，让我们去思考这些动作背后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价值观。无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现象有多少意见、牢骚，这些动作依旧是那个时代的代表、符号，甚至以“经典”来命名也不为过。

家中仍存有多本20世纪70年代的样板戏、宣传画画册。出版社名号都以人民开头，还不带省份。可见“向前冲”等动作、造型不只是地区性的、单一的传播。时至今日，每年春晚或国家节日的晚会、军队题材的歌舞节目中，仍会出现这套集体造型。它们还延续着，只不过不复当年全民参与的盛况，有些褪色罢了。动作中的身体语言和秩序意识所凝固的是曾经中国人追求改革国家、民族命运的呼声，它们最终被还原到每个中国人的身体中。时间遮蔽了很多因素，我们从动作中看到的是层次丰富的经验世界。每一层的话题似乎都可以触及，但每一次切入的角度导致的思辨差异使我们更难妄下定义。也许只是因为年历换了四五十本，我们对这些动作、造型的法度与秩序的讨论会掺杂着对今日社会现状的顾虑与思考。

今天的现象大概由多个层次累积而成。20世纪70年代末，样板戏消失了；民族风格的装饰性绘画里出现了无伤大雅的女人身体，它被展示在首都国际机场；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开始穿喇叭裤、戴墨镜，谈恋爱、接吻；港台音乐不再被定义为“靡靡之音”；可乐、啤酒也开始进入生活细微处，不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符号。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被我们命名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各式文艺形式显得有些尴尬。自1980年以来，官方文艺界逐渐淡漠了类似字眼，目前的通行办法是以时间线索统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的文艺现象。事实上，不只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困惑于人类理念中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或许再过些许年月，我们也能如今日看待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平权运动、世界革命那样，冷静面对20世纪90年代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和自由主义获得冷战胜利的结果。届时，我们必会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

如今，以近现代中国史的立场、文艺的角度观察新中国立国之初，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文艺理念是最时尚的文化思潮。它风卷残云般地对所有文人雅趣、民间艺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艺改造。当时中国人笃定地认为这就是未来更进步的文化发展方向。可这一切随着苏联成为历史名词、中国出现市场经济改革被扭转。85新潮、后89艺术现象后，艺术江湖上出现了揶揄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艺作品、解构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年新文化符号的“玩世现实主义”作品，这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风生水起，也进入了当代主流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于是在这种艺术史观之下，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成果的“社会主义文艺”被人为地安放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对立结构中。它们之间仿佛没有历史性的扬弃和传承，却在当下孤零零地成了一对反义词。

反义词何以成为经典？当我们逐渐接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与现代主义艺术互为反义词之时，就意味着我们认为两方之中必有一方带有正面积极的意义，而另一方总会带有鄙夷、负面的看法。我们当然会怀着崇敬的心情面对经典，无论经典是文献古籍还是艺术作品，抑或仅仅是一种样式。尤其当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宣告中国人的生活向着更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先进与时尚潮流转变时，我们这一代青年作为转变过程的亲历者，从情感上会特别留意转变之前的时代所保存的独特文化印记。在这些印记中，现代中国人划分的中国历史经验的层次便被显现出来。水墨形式与书画传统昭示了古典中国文人阶层的精神世界的博大精深。与庙堂藕断丝连的民间艺术暗示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多元包容，也是更古老的朝野互动话题在当下的重现。近现代以来的“新文化”被解读为中国人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即便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自身发展的维度中，学者们仍习惯以1949年为节点划分理念中的历史中国与现实中的现代中国。当人们以断代史的方法回溯自然而然的文化演变历程时，人们习惯在昨日故纸中搜寻原因，又把这个被逆推出来的、不知是因是果的论断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是中国百年革命的特殊产物，是中国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急措施。它与旧有的古典传统分裂，其后的文化建设也要与它切割。这是多么宏大而又特殊的局面，而如果我们仅将之归位于线性的历史线索中，那么我们很难从其复杂的格局中抽离出富有营养的问题，补充至今日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意识中。

另一个现代中国重要的变化节点位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自称“毛泽东婴儿”的作家的感受肯定比我这种80后的感受更可信。197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国庆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这位作家当年是海军军人，长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家里正好有一张宴会的票，家人就让他去了。他如此回忆道：

今天说起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我们依然会带着早春二月的温暖。当时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被陆续开放，造成不小的影响。引进的日本动画、美国动画成了中国80后的集体记忆。哪怕错开10年时间，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里也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如今历史的车轮运载着80后集体向着中年前进，对于童年的共同记忆，再喜欢怀旧的80后也不愿触及。毕竟回忆童年是刚刚迈入成年人世界的准青年们的专利。但是在互联网建构的普遍均质化时代中成长的人将不再拥有集体的共同记忆。人们的文化生活已被互联网社群及社交网站聚落清晰、明确地肢解成一个个定位精准的亚文化标签：汉服、鬼畜、美漫、耽美、军宅……即便是线下聚会，圈中黑话一出口，同好立即投以认同、寻找组织的目光，非此圈人士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应。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多以亚文化为主，今后只有人群聚落，没有代际之分。如此说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人中，50后到80后的人还是幸福的，不认识的同龄人还能见面聊一些小时候的共同经历。相对而言，我们这代人还是要比50后幸福些，至少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元的文化。父辈们少年时的文化生态和诸多现象已经被批判多年，而他们回忆的姿态若是稍带些许温情，就会引发舆论上迅速分裂的、两种对立的情绪。

可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也是好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作为历史名词，它们成为当今社会文化、时尚审美的“反义词”，这必定事出有因。颠倒的舆论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便这样，我们找到支撑结论的论据、设立论点的层次也并不难。这种反义词的属性标志着社会主流对我们在共同记忆机器经验层次方面的解读发生了逆转。或许不同的史家治学、方法论会解读为，社会思潮的改变、文化政治的斗争、僵化的文艺官僚机构共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脱离了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审美品位。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这种解读依然是先入为主、以论带史逆推出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珍视某种文艺样式、认为其经典，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貌。短短20年经典又被推翻颠倒，甚至被拉上了新设立的历史法庭接受批判，这未免显得过于滑稽。久而久之，浸染在其中的人们都习以为常，自然不再有人去客观看待，更不用提呵护珍视。

历史吸引人之处在于层次丰富，不同学者用不同学术工具从历史中截取、剥离出一条线索，理想状态下，这条线索能让后世后学窥一斑而知全貌。历史写作者倾向于寻找改变的时机与节点。直观的经验已经教会了中国人如何平静地面对社会变革。在这么一个一切皆可以淡化的时代，在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境下，我们是不是只会矫揉造作了？

晚近50年，中国人设想的从大乱到大治、完成社会建设的浪漫革命理想，迅速坍缩成现实功利、紧追紧赶的集体意识。1976年后，我们以模糊意识形态斗争为前提，完成了国家的转型。在对历史的回溯中，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革之波澜壮阔一点儿都不比此前的历史阶段逊色。文本中的历史在微言大义的统领下迅疾刚猛，不留任何情面。仿佛某事件一发生、某时间一过，世界就不一样了。可是现实的改变是连贯的、多层次的，亲历者总会觉得改变的发生润物无声。所有人和事的出现以及相互间的影响不会那样线性，不会像击鼓传花一般。某个关键因素也不会逐次传递，不会一直活跃于历史舞台上。正如“礼失而求诸野”，任何风行的文化现象都有可能归于平寂，但我们也无须恐惧当下流行的文艺会消逝得干干净净，兴许在未知的未来，它会以其他方式被人加以改造，然后得以显现，甚至更加流行。

某种程度而言，研究历史如盲人摸象，摸到什么就会放大那种体验，因此历史若要丰富，往往就会形成碎片式的格局，其中滋味只有抽丝剥茧才能明了。我仍然希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经典动作与集体性的身体意识塑造的写作可以把这种原生态的经验，饱满完整地呈现出来。也许它并不符合严肃的史家论述要求的那样结构严谨、论证翔实，但一定得层次羽翼丰满；虽不必纵览历史大江涌动，但一定得取一斛而知冷暖。

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大众化理解认为，它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并将苏联文艺思想中国化之后的结果。此类论点不见得是西方化的成果，更接近于鲁迅所言的拿来主义的产物。现代中国文化、新文化是西化、苏化，还是中华文明内部的自我更新，这中间始终贯穿着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中西之争”。1840年以降的文明危机引爆的数次革命让今人有种错觉：中国人喜欢推倒了重来。与此同时，超稳定结构、中国历史周期论变得很有市场。恰巧在此时，中西之间有关历史本体意义的论争又出现了。1980年以来，论争双方都喜欢引用黑格尔哲学，表示中国历史就是没有历史。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跨度拉长一些，那么当代中国的绘画、音乐、文学与50年前、100年前相比，三阶段之间的气质差异极大。两汉、隋唐开国早期，以50年为单位做比较，莫不如此。这才是中国文化最伟大之处，看似推翻旧的做新的，实质上是做出新的之后，再做更新的。而晚清以来的文化转身的特殊之处在于，西学这个维度的加入使中国知识阶层产生了新的惶恐和焦虑。

晚清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认定西方文明的长处在于器物——“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魏源主要关注的是强兵。林则徐门徒冯桂芬在其所著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清廷落后的原因在于制度。冯桂芬主张改革漕运财税和人才培养选拔制度，以期国富。之后的洋务派延续了魏冯二人思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在富国强兵的变异口号“自强、求富”下，并没有完成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变革。但晚清的系列改革作为中国直面西方现代性的开端，证明中华文明的转型已经不可逆。众所周知，这段历史过程并不轻松。中国在救亡图存阶段里待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很多变革、民生凋敝了几番才最终迎来重新独立于世界的时刻。

国力衰弱与国民形象之孱弱引发了中国人自发的系列文化改造，隐藏其中的经验和心理诉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发展成了当时在政治上迷恋暴力武装斗争、在文化上崇拜英雄。荣誉和崇高这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特征要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潜在势力。经过左翼文化运动、延安文艺路线的总结和整理，现代中国文化最终形成了带有神学特征的身体展示，英雄与领袖的协作、冲突聚集在崇尚力量的政治审美的大众化艺术形式中。

梳理中国社会主义经典动作的形成让我们明确从晚清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革命史的主次问题。虽然影响动作成型的因素有很多，但停留在图像上的追溯会让我们陷入中西艺术史的图像资源的比较，而忽视了实质影响动作形成过程并发生作用的历史、文化、政治变迁等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常常从外部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史、国际共运发展史，但此法忽视了中华文明内部的生命力和在历史中互相牵绊勾连的张力。对于这两个角度与方式，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会使结论变得粗暴。

如此，我们在拓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经典动作的各方经验层次时，需要吸纳其他生动的要素：其一，从新戏曲运动、新年画运动、革命样板戏开始追溯，叙述出国家、地域文化认同；其二，从对英雄的崇拜中找出现代中国对理想身体想象的模型；其三，从晚清制度，尤其是军队制度、军武文化中找出现代中国人对身体意识、集体意识的重塑过程。这些工作肯定是有意义的，现代社会的诸多概念在中国都发生了转移改变，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即便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也会存在争议。至少我希望把某一个细小改变发生的疆域放在直观的经验层面上去讨论。无论如何，把原生的经验剖出层次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关键在于把握那个被断代史研究预设的时间节点，以及被现代学术体系专业细分、打散的直观经验资源。我们借此回到某个“前历史”的状态，它帮助我们看待所有我们能体会到的生活经验原型，帮助我们打通内外，直面某个异常丰富的、多层次的经验世界。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经典动作是极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