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古：中国文化的发展与隆盛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¹²⁾的统一大业，中国进入了秦汉统一时代。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一方面，国家一统，结束了群雄争霸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多元文化的整合，尤其是经过400余年的文化建设，形成了全社会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同时，中国文化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经由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传播至西亚乃至欧洲，西域和印度文明也得以传入我国。正是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塑造和展现了统一帝国时代中国文化的宏阔壮大与灿烂辉煌。

一、秦汉：文化一统

秦王朝在建立统一帝国之初，通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建立起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出台了一系列以“统一”为原则的文化举措，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¹³⁾的局面。这些统一的文化制度的确立，虽然是为了强化专制集权统治，但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方面的共同性，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后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董仲舒针对汉初“儒道互黜”“百家殊方”的情况，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提出德、刑并用而以德政为主的统治思想，主张充分发挥“礼乐教化”的作用。他以“六经”为指针，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求到一种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相吻合的文化形态。其独尊儒术的主张，不仅为汉武帝所接受，更是确立了后世以儒为宗的政治文化模式，被以后两千余年专制体制奉为圭臬，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下，儒学成为汉代文化学术的主流，《诗》《书》《礼》《易》《春秋》被尊为“五经”，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选官”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靡然风从，形成了专门的传经、注经之学——经学，整个汉代都占据着官方哲学的地位。

汉代的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它们围绕经书在文字、版本及真伪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进而引出在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分歧。概括地说，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变附会时政，在经典的字里行间寻微言大义，不免陷于穿凿。古文经学则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及经文本义，又不免陷于烦琐。东汉后期，郑玄等经学家，遍注古、今文群经，经今古文的门户之争，遂渐趋消弭。经学既是维护汉代集权体制的官方哲学，在朝政崩坏、纲纪废弛时，又成为守护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清流之士批判朝纲的理论资源。东汉后期，朝纲紊乱，士人通经致用的入官之阶为宦官、外戚所阻，一时“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发起了大规模抗议宦官、外戚专权的浪潮。许多士人虽在“党锢之祸”中惨遭杀害，但他们激浊扬清、慷慨赴死的浩然正气，成为专制体制下抗拒暴政的光辉旗帜。

二、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多元文化

汉末的黄巾军暴动及董卓之乱，使久已摇坠的汉帝国终于土崩瓦解，秦汉400余年天下一统的格局宣告结束，一场长达近400年的战乱又由此展开。先是魏、蜀、吴三分天下，中间西晋虽曾短暂地实现统一，但仅昙花一现，随着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中国又陷于南北分割状态。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又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轮替。经久的战乱与割据，打破了秦汉时期政治、思想与经济的一元体制，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也随之崩解。在这种乱世的格局中，文化重新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

（一）魏晋玄学学术文化，与时消长

东汉后期，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名教危机的深化和社会的大动乱，儒家“不周世用”的局限日益凸显；党锢之祸的发生，更进一步动摇了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正是这种日趋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机，使上层的文人逐步摈弃对社会的认同，转而寻求个体的独立与意义，将心灵超越与精神自由作为人生的取向，由此而刺激了老庄思想的回归，玄学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玄学”之“玄”，源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因阐发《周易》《老子》《庄子》中的玄理而得名。玄学由王弼、何晏等创始，他们祖述老庄，既倡导以无为本，又主张“举本以统末”，以沟通有与无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一套“贵无”论哲学思想体系。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的自然派玄学家，则将个体的生命存在放在了全部思考的中心地位，着力通过探讨自我意识与本体的关系，“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对现实伦理的否定和批判中，获得超越的精神境界与安身立命之道。裴则站在维护名教的立场，力主“崇有”，反对“贵无”论的“虚诞之弊”，强调维护社会制约的必要性。

郭象作为玄学的集大成者，又超越了“贵无”与“崇有”的偏狭，提出“独化”论，认为天地万物不假外物，“块然而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他的“独化”论玄学思想着力探讨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本是玄学的基本主题，但“贵无”派和“崇有”派往往各执一端，将“名教”与“自然”截然二分，并未能真正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郭象则在本体论的层次上力主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强调超越的“玄冥之境”不在名教之外，就在名教之中。二是如何使人在现实中实现超越。一方面，郭象否定嵇康、阮籍的自然派玄学观，指出现实是不能超越的；另一方面，也同样否定裴着眼于现实的玄学观，指出现实是必须超越的。他借助于庄子的思想，把个体的自为放在首位，主张通过克服名教的异化，使“万物皆得性”，人人皆得以“极小大之致，明性分之适”⁽¹⁴⁾。逍遥游放，任性自得，在现实中完成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本质上是内在的自我超越，反映了在名教政治不可动摇的前提下中古士人的心路历程。玄学源自原始道家，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老庄思想的重新阐发，是对道家思想的新发展，因此被称为新道家。

作为魏晋时期主流的学术思潮，玄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玄学作为本体论哲学，对“本末”“有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具有高度的谈玄析理的色彩，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和分析能力。二是玄学逍遥游放、任情适己的人生观，深刻影响并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清、虚、玄、远的生活情趣，成为他们在专制体制下调适自我、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依托。而代表玄学人生观的“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以玄心、洞见、深情与妙赏为内容的人格美，更是后世知识分子追慕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三是玄学“得意忘言”的思维方法以及对形神关系的讨论，是我国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内容，对此后的诗歌、书法、绘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艺重写意而轻写实、重神理而轻形骸的审美品格和冲淡闲雅、空灵简约的艺术精神的形成。

（二）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引发了不同思想派别与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释、道三教的合流，二是胡、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由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而引起的。东晋以后，玄、佛合流已成为思想、发展的新动向。与此同时，道教也从民间宗教升格为官方认可的宗教，在门阀士族中广泛传播。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不仅以道家思想为重要渊源，也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家伦理思想纳入到教义、教规之中。譬如葛洪在《抱朴子》中认为道教“磨砺贪浊”，有助于教化，而儒家倡导“忠孝和顺仁信”，也有助于成仙，并说“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治身则身修长，治国则国太平”。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传入我国之初，曾与黄老并祠，被视为中国流行的神仙方术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势力也日益扩大，由此受到了儒、道的强烈排斥，被攻击为“夷狄之教”。佛教徒一面参与论争，同时为了弱化矛盾，也尽力将佛教教义同儒家、道教思想协调起来，认为佛、道同本共源。这种调和，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也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最显著的例子是梁武帝和周武帝，梁武帝以儒治国，同时又以佛修身，虔诚信佛，以帝王之尊而三次舍身入寺；北周周武帝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更是下诏设通道观，定员120人，合儒、释、道三教于一体，这象征着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的正式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儒、释、道合流，总体上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攀附儒家，认为佛道可以“辅助王化”，站在佛、道自身的立场，提出“三教合一”“平等三教”“三教并用”等主张，这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流。第二个过程是两宋时期儒家主动吸收佛、道二家的思想成果，提倡三教归儒，最终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还体现在种族方面。东汉末年，中国西部、北部生活的许多少数民族开始向内地迁移，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与汉族犬牙交错地生活在一起。这样，北方的民族关系就逐渐复杂起来。西晋灭亡，东晋南迁，以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北方少数民族为主，入主中原，在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割据局面，后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所结束，统一了北方。其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从北魏到北齐、北周，总称北朝。五族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虽然改变了汉族在中原地区旧有的统治地位，引发了胡、汉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甚至是战争和流血，但是站在文化整合的角度看，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促进了胡人的汉化。五族政权出于政治需要，多积极地推行汉化政策，比如重用汉族人才，借鉴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设立太学，大兴儒学等，不仅巩固了政权，也保存和发展了汉文化。二是异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仅为汉族文化带来了强健而朴野的精神和活力，使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同时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加深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后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隋唐：中国文化的隆盛时代

隋唐结束了中国此前近4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重新进入天下一统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封建经济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顶峰，中国文化在经历了萌芽和发展之后，也在隋唐走向了成熟，进入了气势恢宏、如史诗般壮丽的时代。

（一）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隋唐时期，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经济上改造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强化土地国有制，实行租庸调制，进一步解放农民；实行科举制，排抑门阀士族，为广大庶族知识分子提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隋唐时期，农业生产与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尤其是唐代，经历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玄宗的“开元盛世”的120多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更是达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巅峰，唐朝也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即是对开元盛世的真实写照。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唐代文化也出现了欣欣向荣和全面发展的局面，并表现出明朗、高亢、热烈、奔放的时代精神和泱泱大国独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这种宏伟的文化气魄，首先体现在唐王朝开明的统治思想上。有唐一代，在意识形态上以儒为主、兼取百家，奉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这种开明的文化政策，为唐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思想环境，赋予了唐代文化以开放与自由的精神。唐代文化的宏大气魄，还突出体现在立足于中华主体文化，以恢宏的胸襟与气度，广泛吸收异族、异域文化。一方面，通过和亲等政策兼容南北，和谐民族关系，积极推进胡、汉民族的交往与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又贯通中外，广泛汲取外域文化。无论是南亚次大陆的佛学、历法、医学、音乐、美术，还是中亚的音乐、舞蹈，抑或是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奔涌而入，形成五光十色、灿烂辉煌的盛景，以至于当时的长安成为胡汉、中外文化汇聚、交流的中心，成为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大都市。唐代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伟大气魄，培养了唐人宏阔的胸襟和眼界，赋予了他们自由和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够跨越不同民族、国度，以超越的胸怀与勇气，不断开创唐代文化的新境界。

（二）盛世辉煌的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各个门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

首先是唐诗。虽然王国维曾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¹⁵⁾，但若就每一时代文学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来说，毫无疑问应当首推唐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唐诗，中国才有了“诗歌的国度”的称号，唐诗理所当然地成为诗国高潮。闻一多说过：“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¹⁶⁾所谓“诗唐”或“诗的唐朝”，着重说的是唐朝是一个诗性的时代，诗在唐朝具有迥异于其他时代的意义，对于唐人来说，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一方面，诗歌空前绝后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用到文字的地方，唐人都会用诗去表现；举凡有人类的地方，唐人也都留下了诗，即便是“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也都处处有诗。诗歌还大量地被谱写成歌曲，传唱于宫掖、市井，乃至边塞。另一方面，诗歌创作不是诗人的专利，社会各行各业，无论“士庶、僧徒、孀妇、处女”还是“女童、马走之口”⁽¹⁷⁾，都参与到诗歌创作活动中，“行人南北尽歌谣”⁽¹⁸⁾“人来人去唱歌行”⁽¹⁹⁾，成为唐朝独有的文化风景。正是如此，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即收录2300余家的48000多首诗，其中既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双子星座”，也有王维、王昌龄、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歌巨匠。

除了唐诗以外，唐代在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上，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例如书法，原本在魏晋六朝时既已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高峰，可谓众体皆工、名家辈出。像李阳冰的篆书、李邕的行书、“颠张（旭）狂（怀）素”的草书等都是诸书体的代表。唐代书法，最以楷书为代表，先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有“初唐四家”之称；中后期又有颜真卿、柳公权，前者气势雄伟，结体丰伟，开创了书法的新格局；后者遒媚刚健，点画骨鲠，更将唐楷推至极致，像诗坛中的李杜一样，成为书坛一代宗师。诚如苏轼所言：“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²⁰⁾

再如绘画，唐代绘画延续了魏晋以来的绘画传统，仍然以人物画为主。阎立本即是初唐重要的人物画家，而盛唐时的吴道子，壮年时既已驰名京洛，曾创制300多幅壁画。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莼菜”型富有韵律感的线条的创造，表现人物衣褶起伏转折等复杂结构，尤其是衣带自然而奔放的飘舞效果，人称“吴装”或“吴带当风”，从而获得了“百代画圣”的美誉。除了人物画，更具有文人审美情趣的山水画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出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等以山水画著称的画家，诗人王维也因为擅长画山水，而得到苏轼“画中有诗”的称赞。唐代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在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壁画也在唐代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据统计，唐窟今存200余个，其中又最以莫高窟为代表，体现了全盛期唐代壁画高度的艺术成就。

另外，唐代文学中，散文也成果丰硕。韩愈、柳宗元为复兴儒学而发起的散文文体、文风变革，确立了散文新的审美风范，对宋元及其后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雕塑、建筑、音乐等艺术较之前代，也皆有较大发展，共同衬托了唐代文化全面辉煌的盛景。

（三）粲然大备的学术思想

唐代除了文学艺术之外，在思想、学术等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首先是经学的一统。隋唐时期，中国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为适应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需要，经学作为意识形态也进入了“统一”时代。在此之前，经学经历了魏晋时期的“郑（玄）、王（肃）之争”，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分立阶段。在隋代，南北方经学合流并存，《毛诗》、“三礼”、《孝经》、《论语》流行郑玄注本，这是北学的特点，同时流行《易》的王弼注本、《书》的孔安国传本以及《春秋》的杜预集解本，这是南学的特点。唐朝开国后，为适应帝国一统之需要，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下诏，命颜师古等考定“五经”，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颁行天下；同时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正式颁行天下，从而标志着经学在结束了分立状态后，重新回到了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成为唐朝的统治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经学的一统并未改变儒、释、道多元并行的文化格局，儒家也并未因此像汉代那样获得独尊的地位，相反，在士大夫知识阶层以及民众一般的信仰中，佛、道倒是具有了超乎儒家的影响力，我们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中都能看到这一点。

其次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在与儒、道的合流过程中，逐步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中国化或本土化完成的重要标志，是在隋唐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佛教宗派。主要包括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其中以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影响最大，最有中国特色。这些宗派特别注重法脉的传承，或编撰传法谱系，或对于佛教的各种经典提出自己的评判标准，以确立自己在佛法传承中的正统地位。尤其是慧能所代表的禅宗，因为修持方法简易直接，主张“见性成佛”、“一悟即至佛地”，不仅在当时风行天下，相继形成了菏泽宗、石头宗、洪州宗等派别，晚唐五代时又有所谓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加上临济的支裔黄龙、杨岐两派，史称“五家七宗”，禅宗遂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寒山子、拾得的诗为中国诗歌开出了新的境界；禅宗坐禅、参禅的方法，也普遍为中国士大夫所接受；禅宗的白话语录，为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开了先河；南宋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等人的心学思想，也是直接得益于禅宗“明心见性”顿悟理论的启发。

再次是史学。唐代初期，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朝廷设立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并形成一套以史官为主体，以监修国史为主导的修史制度，并主持修撰《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义修《晋书》，以私修官审的方式修《南史》《北史》。八史的修撰，是唐代史学的重要成就，同时史馆制度也多为后世所沿袭。另外，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全面总结了此前史学发展的历史，系统阐述了关于史书的体例、内容、编撰方法及史学批评的原理、方法等方面的主张，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