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古：中国文化的延续与演变

近古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作为制约皇权势力的门阀士族阶级告别历史舞台，君主政治已经取代先前的贵族（门阀士族）政治，君主政治所依赖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封建集权的专制体制愈加强化。另一方面，城市商业贸易、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的日趋活跃与不断发展，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缓慢而渐进地冲击、动摇封建体制赖以维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中，也在不断地变化，并最终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随着封建集权体制的解体而走向式微。

一、两宋：理学建构与市民文化的兴起

由唐到宋，虽然只间隔了短暂的几十年，但在文化性质与精神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迥异于“唐型文化”的“宋型文化”。所谓唐型文化，大体说来，是指立足中华文化主体，广泛汲取外来文化，体现出开放、外向、热烈和自由的精神的文化。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与张旭草书，有唐朝“三绝”之称，它们摆脱拘束、激情洋溢、任情纵放的共性特征便很好地传达了唐型文化的精神。宋型文化相对来说则固守本位文化，排拒外来文化，表现出封闭、内倾、收敛、沉潜的文化取向。⁽²¹⁾从唐型文化转变到宋型文化，是唐宋之际中国社会之变的结果。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属于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他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²²⁾

（一）理学的建构

由于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优待知识阶层，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文化、科技的繁荣，宋代文化继唐代的隆盛之后，因此仍然得以处于全面繁荣的时代。

王国维说过：“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²³⁾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²⁴⁾二人将宋代文化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不过，若就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而言，仍然不能不说是理学体系的建构。理学是儒学经过汉唐经学阶段之后，为应对佛、道对封建政治思想基础的冲击，适应封建集权体制的政治需要，立足于儒家自身的道德伦理思想，同时吸收道教的天道观念和佛教的哲学思辨与心性学说之后发展而来的。理学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学说的色彩，维护社会政治伦常秩序也因此成为理学的重要文化功能。理学家强调“理”或“天理”的普遍性、绝对性，视之为贯穿自然、社会与人的普遍法则、当然法则，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名得之以为性”⁽²⁵⁾，将儒家伦理思想与哲学整合为一，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德”发展为“天人一理”。在理学家看来，理作为人道的主宰，具象化为人世间的纲常伦理：“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²⁶⁾“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²⁷⁾将维系社会秩序的纲常伦理绝对化，从最高本体性的层次上确认儒家礼治秩序的合理性。

当然，理学不仅只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伦理意义，它的另一层更为基本的意义是，作为内圣之学，有一整套严密、完整的关于道德的学说。它将传统儒家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经世构想，转化为以内圣为主，修身养性，从而更富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理学主张“立人极”，以圣贤为理想，将成圣作为人生最高追求。正因如此，理学推崇“圣贤气象”，着意探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为此，在伦理实践上，理学主张通过主静、立诚、居敬来修身养性；通过格物致知来“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体认并实践道德原则，从而把外在的社会伦常规范建立、安顿在主体内在的主动欲求之上，变“他律”为“自律”。有了这种“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理学是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专制集权体制的思想基础，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精雅、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宋型文化总体上内向沉潜的趋向相应，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典雅、细腻的品格。

比之唐代士人热切地向往事功、追求理想，宋代士大夫普遍消解了用世的热情，政事之暇，更多地肆力学问，将志趣与兴味转向以读书、著书为中心的精神文化的创造、欣赏和研究上来，融鉴赏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意于一体。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焚香煮茗、玩碑弄帖、吟诗作对、谈禅论道、游赏山水，几乎寄托了宋代士大夫的全部生命，占据了宋代士大夫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就对精神文化的欣赏而言，宋人的兴味可以说远超唐人。像欧阳修晚年以《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册、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一己于其间，因号为六一居士；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品鉴书画金石，赌酒、烹茶、赛诗，也都是这种兴味的显著表现。王国维论宋代的金石学曾云：“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²⁸⁾其实这种鉴赏的兴味，不止于金石，而是涵盖了一切精神文化领域。正是依仁游艺，宋代士大夫往往有多方面的才能，成为通才甚至全才。像欧阳修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金石学家；王安石诗、文兼擅，也精通经学、禅学。尤其是苏轼，不仅在诗、词、文的创作上独领一代风骚，在书法、绘画、经史、禅学等方面也都有精深的修养。

书卷的熏染、艺术的陶冶和学术的浸淫，使宋代士大夫处于极浓郁的人文氛围之中，其意识指向也随之由外向内，由自然世界转向人文领域。体现在诗歌创作中，便是琴棋书画、笔墨砚台、金石古玩、园林亭馆等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占据了宋诗意象的突出地位，以至于即便是作为自然意象的山川风物，也都带有鲜明的人文化的倾向，“以真为画”，“以物为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通过文艺作品或人文产品来建立。正是在丰富的人文旨趣的浸润之下，与诗歌传统相区别，宋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用以反映现实或抒情言志，而是作为诗人吟咏情性、寄托高情雅致的载体，具有了自适的心理功能。所以，我们在宋诗中很少听到盛唐那种热情奔放、高亢昂扬的青春歌唱，但也同样很少听到晚唐那种穷愁酸涩的寒蝉之声与秋虫之鸣，入耳的全然是“动而中律”、清亮渊沉的“金石丝竹之音”。说到底，这是宋代士大夫在庄、禅哲学及儒家思想过滤与淘洗之后所形成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造就的结果。

宋词也是颇能体现宋代士大夫这种审美情趣的文学形式。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的介入而渐趋于雅化。比之传统的诗歌，词“别是一家”，侧重于展示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深邃、细腻和丰富，而不是广阔的社会生活。故而从体制上说，词往往精雅小巧，词境通常尖新、狭深，而抒情细腻、含蓄，尤长于表达某种幽约、朦胧、深邃的情感意绪，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所以，我们能从词中感受到宋人对某种心灵情境精深透妙的观照，对某种人生况味或情感意绪纤细入微的辨察与品味。正因如此，词在审美风格方面偏于阴柔、婉约，苏轼、辛弃疾虽然曾以诗、文为词，试图打破词与诗文之间的界限，创制有“阳刚”、豪放之美的豪放词，但在两宋词坛上，仍然只是别调，并未改变婉约词作为两宋词坛主流的格局。归根结底，这也是由两宋士大夫文人审美心理和情趣决定的。

（三）市民文化的兴起

以社会阶层而论，文化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分。

中国文化从上古到中古，上层文化一直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文化活动的主体，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统治集团的士大夫群体。虽然有乐府诗等民间文化、文艺的创造活动，但作为“采诗以观民风”的产物，主要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的需要，因而这种文化创造活动，并未获得独立的意义和地位。但是到了中唐尤其是北宋之后，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其时，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渐趋繁荣。以此为基础，都市内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不断壮大。据统计，当时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城市人口规模都达到十万以上。柳永笔下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东南形胜》），便是对杭州人烟稠密、富足与繁华的真实描绘。

市民阶层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群体，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文化需要，而都市市井文化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两宋时期，市井文化最直接、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是在瓦舍勾栏演出的百戏技艺。“瓦舍”是市民文化固定的演艺场所，又称瓦子，取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的特点，各色艺人自设专供演出的圈子——“勾栏”，竞相献艺。宋代市井文化活动名目繁多，约有百种，从大的方面说，分为说唱、杂技、乐舞、戏剧等类。宋代百戏从艺者人数众多，据说“靖康之变”仅汴梁一地被掳至金的“京瓦艺人”“教坊乐人”即有万余之多⁽²⁹⁾。而且，宋代艺人的演出，不是单纯的献艺供乐，而是一种商业性的活动。各行各业的艺人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如绯绿社、遏云社、清音社、同文社等，说明市井文化规模和影响已经非常大。两宋时期的市井文化，较之士人情调和贵族趣味，固然不免俚俗，但因为反映了新的经济生活，充分满足了市民的欣赏趣味和需要，不仅成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而不断地发展。

二、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宋元之际，中国历史重又进入到民族关系复杂的阶段。宋朝缺少汉唐帝国对外的威慑力，几乎从立国之始便受到外患的困扰，长期与北部、西部的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而宋朝最后为金元所灭，更是暂时中断或改变了汉族文明的发展进程，使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10到11世纪，汉族的北宋与契丹族所建的辽、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形成新的“三国鼎立”局面。12世纪前叶，辽与北宋相继为女真族的金所灭，金与南宋又形成了南北对峙，直到1279年，蒙古族的元统一全国。站在中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北方各民族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固然限制、制约了汉族文化的发展，但也产生了正面的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因这种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代文化的各个层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李清照及辛弃疾、陆游、岳飞的忧患与悲愤之作，宋末文天祥的英雄绝唱、谢翱的兴亡之叹，也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各游牧民族在这种冲突中，也从汉文化中汲取到了丰富营养，提升了他们的文明水平。契丹文字，即是“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³⁰⁾而成。在辽国，孔子受到朝野普遍的尊崇。汉籍文献《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被翻译成契丹文字，广为传播。对于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柳永、苏轼的诗词，辽人更是普遍喜爱，甚至宋初的白体诗及柳永词等也传入辽国。同时，契丹文化也有传入北宋者，《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莱花》等番曲，皆传于辽国，在北宋流行一时。

13世纪，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从草原而来，扫荡了整个欧亚大陆，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这种扫荡下逐一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的统一的大元政权。蒙古入主中国，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大幅度汉化，程朱理学甚至在元代一跃而成为官学，深刻影响了明清的思想文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蒙古族，在文化上又一次重演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宋元之际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使各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中华文化的发展。

（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扩大的帝国，“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³¹⁾，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文化在汉唐之后又一次与外域文化展开了规模宏大的交流。

首先是异族文化的输入。由于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为中亚、西亚各民族文化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的穆斯林，以及基督教、摩尼教徒大规模迁居中国，诚如陈垣所云：“元代版图最广，括有中亚细亚全部，故当时回教各国，及基督教、摩尼教流行之地多隶之。种人来往频繁，散居中国内地者众。”⁽³²⁾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迁居的规模更大，以至于形成了“回回遍天下”⁽³³⁾的态势。基督教，元人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分为景教与罗马天主教两派。景教在中国内陆广设教堂，教徒广泛分布于中国多个区域。天主教则主要在元大都及其周边区域，教徒发展至3万余人。不仅是中亚、西亚，随着欧亚大陆的沟通，欧洲人也接踵东来。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仕元17载。回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极言东方帝国的繁华、富足，打开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使中国从此成为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想。

随着来华人数及频次的增加，一些异邦的先进科技，比如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等，也开始传入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即是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成果而发明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与印刷术，分别经由阿拉伯、波斯和埃及传入欧洲。中国的历法、数学、瓷器、茶叶、丝绸、绘画等，也经由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不仅如此，大量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摩尼教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之后，无论是“从军者、被俘者、贸易者”，都纷纷从中亚、西亚接踵而至，自由杂居，中国“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³⁴⁾，传扬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及女学等方面的中国文化，从而在受中国文化熏染之后逐渐地“华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明清：传统文化的总结

梁启超云：“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³⁵⁾文化的发展演变也大体遵循这一规律。在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高潮诸阶段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它所赖以维系的封建制度的没落，也无可挽回地走到了衰落的最后阶段。当然，另一方面，明清也同时在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最为严厉的时代。

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废除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和700多年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建立了高度垄断的专权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奉行空前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导致思想文化界陷入“万马齐喑”的压抑局面中。明清的文化专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狱。朱元璋因为出身贫苦农家，出过家，又以红巾军起家，与士大夫阶层有着难以弥合的裂痕，并对“僧”“贼”（或谐音）等字眼相当敏感，“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大批儒生与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赵翼的《明初文字之祸》列举了很多这类案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以《谢增俸表》“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以《万寿表》“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以《贺冬表》“仪则天下”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以《正旦贺表》“取法象魏”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以《万寿贺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据《闲中古今录》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³⁶⁾。除了表笺，朱元璋也颇留意诗文。据钱谦益《列朝诗集》等载，明初诗人高启被腰斩，与其《题宫女图》诗不无关系，其他如陈养浩、张信等被杀也都与诗文有关。朝廷为密集文网，还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³⁷⁾。

清代，文字狱更盛。文人往往因为“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戮”。据统计，清入关268年，文字狱共有160余起。“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等，均是康雍时期轰动全国的大案。高压环境下，士大夫阶层普遍怀有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理，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³⁸⁾，便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与明代多以一言而起文祸不同，清代的文字狱往往与士人反清或讥讪朝政有关，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除了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之外，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还表现在强化思想控制，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剪除“异端”。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正统思想，被置于绝对至尊地位，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乾隆年间，朝廷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检查，凡是“有诋触本朝之语”的明季野语，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的著作中“议论偏谬”者，以及明末朝臣及文人的著作，都在查禁之列，全力剪除危及君主专制体制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凡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宣称：“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据统计，《四库全书》在纂修的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0000块以上，规模几等于《四库全书》。中国文化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又一次遭遇了巨大的浩劫。严厉的文化专制，不仅限制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自由，滞碍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也严重地束缚了学术。清代极盛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便与这种文化专制政策的影响密切相关。

（二）早期启蒙主义思潮

明清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是空前的文化专制主义，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又出现了具有个性解放意识的人文主义思潮。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学以“致良知”为核心，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高扬人的主体性，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人为地用外在规范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这种思想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统治思想，带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在明代中后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门生王艮和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极端地放大“心即理”，并从中引申出心灵之“有善无恶”，为放纵自我、追求完全与绝对的自由、自然和自适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使王学带有了标榜“我心即佛心”的禅学色彩。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这样概括他们的思想：“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是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追求自我的自然发展，反对一切的偶像崇拜和教义的束缚，以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表现出鲜明的叛逆勇气和精神，掀起了明代后期个性觉醒、人性复苏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序幕。

正是在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下，明代后期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纷纷张扬不顾天理而求世俗爱好的个人的情欲。汤显祖、袁宏道等将“情”与“理”对立起来，主张顺从人的个性和满足人的欲望，极力宣扬“情”的解放，把“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³⁹⁾，作为人间追求的真乐。与这种个性意识与人的自我价值的觉醒相应，文学家更多地将目光引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出现了一批如《金瓶梅》等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及戏曲作品，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使明清文学较之传统文学具有了更鲜活、生动和丰富的色彩，洋溢着更加鲜明的市井气息。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王夫之等一批思想家以及方以智、颜元等人，也从不同侧面与程朱理学展开论争，甚至将批判锋芒直指君主专制，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如黄宗羲即将至高无上的君主看作是“独夫”，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⁴⁰⁾；顾炎武则区分“国家”与“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而王夫之甚至主张“公天下”，认为天下不是一姓之私产，反对“以天下私一人”⁽⁴¹⁾。比之泰州学派冲击、动摇君主专制体制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家则将锋芒更为直接地指向了君主专制本身，无疑更为深刻。

明清时期的这一启蒙主义思潮，近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二者都是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的基础上而兴起的，文艺复兴反对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与明清启蒙思潮中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欲亦有相通。但是，文艺复兴思潮最后为近代欧洲初步确立了宪政体制，而明清的启蒙思潮却无法突破封建专制制度、无法提出新的社会方案，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局限。

（三）传统文化的大总结

作为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后阶段，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总结时期，一如人之将死而清理传承祖上的家产一样。

这种总结首先体现在大型图籍典册的编纂上。明清两代统治者均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加以收集、整理，编纂了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等，大型字典《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皇清经解》《皇清续经解》，以及佛藏、道藏等。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收入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多出前代类书五六倍。据缪荃孙等考证，《永乐大典》辑佚书有近600种，其中120本没有传本，许多宋元典籍赖以传世，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永乐大典》编成后毁于大火，后又经八国联军抢掠，散佚海外，今仅有残卷存世。1984年，中华书局将所征集到的797卷影印出版，是目前为止收罗最为齐全的《永乐大典》辑佚本。《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共10000卷，目录另40卷，内分6汇编、32典、6109部。《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全书收书3740部、79018卷，分装36000多册，对于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有巨大的贡献。此外明清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古代科技方面的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代表了当时世界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总结了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总结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以及元明两代的农业经验，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关于生产工艺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这些著作，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其次，明清对古代文化的总结，还体现在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上。乾嘉时期，以戴震、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受文化专制制度及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考据，他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规模宏大而又系统深入的整理和总结，“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⁴²⁾，对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西学东渐与中断

纵观中国文化史，对中国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有两次，一是佛教的东传，一是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

16世纪，马丁·路德倡导新教，罗马旧教受到重大打击。旧教中人组织耶稣会，将目光投向中国，先后派遣西班牙人沙勿略、意大利人范礼安、罗坚明、巴范济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从此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中利玛窦是传播西学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582年来到中国，传播西学和天主教。他非常注重顺遂中国礼俗，并着手将西学中国化。其《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引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深契儒理，影响很大。他还译介了数学、建筑、测量、历法以及神学、伦理学、音乐、绘画等方面的西学著作。据统计，从利玛窦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解散，传教士共译书437种，内容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等都不同程度从外来的科技知识中获益。

遗憾的是，由于接任利玛窦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对中国文化粗暴无礼，激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导致天主教几次遭禁，并最后解散，西学东渐几近中断。其后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作为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来华，出版中文书籍与刊物，传播西方文化，其中第一部《华英字典》和中文版《圣经》，被传教士奉为圭臬，为林则徐、魏源等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强势地进入我国，中华民族被强制地带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也被推入到一个蜕变与新生的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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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2) ［德］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3) 《诗经·大雅·文王》。

(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5) 《诗经·大雅·文王》。

(6) 《庄子·天下篇》。

(7) 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8) 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9) 《论语·颜渊》。

(10) 《老子》第42章。

(11) 《庄子·天下篇》。

(12) 连宏，赵静波：《汉唐刑罚演变特点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

(13)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一·秦汉三国》，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14) （晋）郭象：《庄子注》卷一《逍遥游》。

(15) 《宋元戏曲史·序》。

(16) 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17) 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18) 《敦煌曲校录·望无行》。

(19) 刘禹锡《竹枝词》。

(20) （宋）苏轼：《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苏轼集·卷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8页。

(21)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22)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23)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24)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2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〇，《四部丛刊》本。

(26)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〇，《四部丛刊》本。

(28)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29)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

(30)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31) 《元史·地理志一》。

(32)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基督教世家之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3) 《明史·西域传》。

(34)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一《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6)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三二，中华书局，2001年版。

(37) 《明史·刑法志》。

(38) 《龚定庵诗集·咏史》。

(39) 袁宏道《与龚惟长先生书》。

(40)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华书局，1981年版。

(41) （明）王夫之：《黄书·宰制》，中华书局，1956年版。

(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