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到，先得

我第一次遇到旧奴隶制残余是在我4岁时，所发生的事情成为我最强烈的记忆之一。当时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南方，我们一家人正准备在一个自助餐厅吃晚饭。当我们开始在服务线上选菜时，我看到另一个家庭站在一个链条后面，等着其他人拿着托盘通过。作为一个4岁的孩子，我确信他们来得比我们早，就应该排在我们前面。先到先得的公正理念已经灌输到我脑子里，于是我解开链条，对他们说：“你们先来的，应该优先。”这个非裔美国家庭中的父亲饱含深情地低头看着我，正在这时，我父亲过来了，并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充满不可言喻的情感，两位父亲同时需要应对一个从未听过隔离的孩子的天真无知，充满紧张，同时又苦乐参半地表示赞许。没有一个人说话，直到最后这位黑人父亲说：“没关系，我们在等人，你们先。”

我的父母并不算激进，但他们一直教导我公正和平等对待的价值。他们相信，我们的平等理念是美国最好的东西，并且他们从不赞成种族隔离。但是，有时候恰恰需要孩子的天真才能打破习惯的重压。那一刻的紧张始终陪伴着我，尽管多年之后我才开始理解当时两方父母的感受。当我长大，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公然的隔离走向终结。除隔离之外，真实的奴隶制可能仍然存在的想法从未在我脑中出现。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奴隶制在1865年结束了。

当然，美国社会整体的不平等会让我想到过去的奴隶制。我开始意识到美国这个曾拥有大规模奴隶的社会，仍在遭受着一次拙劣的解放计划之苦。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著名宣言后不久，吉姆·克劳法（黑人隔离法）和压迫取而代之，使得前奴隶们远离经济和政治权力。我开始明白，解放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仍有漫长的路要走的过程。作为一个年轻的社会研究者，我经常承担有关这一未完成过程的残余的工作。我研究恶劣的住房、不同种族的健康差异、混合学校中的问题以及法律系统中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将它们都视为奴隶制余留的痕迹，它们虽然都是顽疾，但并非不可解决。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搬到英格兰后，才意识到真正的奴隶制。在一次很大的公众活动上，我看到了“反奴隶制国际”设立的摊位。我顺便拿起了一些宣传册，被其中的内容所震惊。虽没有电光一闪的体验，但我生发出了一种想知道更多的恼人的欲望。我困惑于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人权竟然仍没有保障，并且似乎没有人知晓，也无人关心。无数人在积极参与反核威胁、反南亚种族隔离、反埃塞俄比亚饥荒等运动，然而奴隶制并未列入其中。我领悟得越多，越发觉得我必须做些事情。奴隶制面目可憎，它不仅窃取个人的劳动，更窃取他全部的生活。它更接近于集中营，而不是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

关于奴隶制，看起来毫无商量的余地：它必须停止。我的问题是，为把奴隶制推向终结我能做什么？我决定，运用我作为社会研究者的技能，并开始了导向这本书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