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周颂”韵律形态及其与乐舞之关系

杜晓勤

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曾经指出，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最低阶段，音乐与舞蹈、诗歌“结连得极密切”，“形成为一个自然的整体”^[1]。同样，中国早期的诗歌也与音乐、舞蹈密不可分。《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从理论上揭示了远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相伴而生的艺术机制。《尚书·舜典》所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余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描绘了一幅原始社会击石奏乐、载歌载舞的艺术表演场景。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乐歌更是多为舞曲之辞，《吕氏春秋·古乐》就记载了远古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各个时期的乐舞，如葛天氏之乐《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万物之极》，喾时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尧时之乐《大章》，汤时之歌《晨露》等。这些乐歌舞曲因年代久远皆名存而辞佚，其中虽有一些后人的附会，却反映了中国早期诗歌多为舞曲歌辞的史实。

中国现存较早的舞辞，大多收在《诗经》的“颂”诗中。宋人朱熹在论及风、雅、颂三者之别时曾经指出：“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也。”（《楚辞集注》卷一）清阮元也认为：“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2]当代学者进一步指出：“‘颂’，是一类专门用于王室祭祀的‘宗庙之音’。这类音乐往往合以舞蹈。‘颂’的意思正是舞蹈的‘形容’，舞蹈的‘模样’。《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不但说对了‘颂’诗的表现内容及其功用是在王室祭祀场合为君王歌功颂德，并且触及了‘颂’诗的表演形式是载歌载舞的‘形容’。”^[3]可见是否配舞而歌，实为颂与风、雅艺术体制之一大区别。具体而言，《商颂》应为殷人“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孔颖达《诗序·正义》）的宗庙祭祀乐舞，《周颂》则是周室成功致治后的告神乐舞，《鲁颂》系春秋时鲁人歌颂僖公的乐舞^[4]。

由于“颂”诗多为舞曲歌辞，而乐舞艺术首重舞容、舞姿、舞仪等视觉表现形式，其次是舞曲节奏及乐歌旋律之美，最后才是声辞本身之韵律及表现内容，所以，“颂”诗的韵律感大多较弱。而在三颂中，随着创作时间的推移，《商颂》《周颂》《鲁颂》的韵律感又呈现出渐次增强的发展态势。因为篇幅关系，下面仅就今存《商颂》《周颂》中作品的韵律形态及与乐舞之关系，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1] [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4-215页。

[2] 阮元，《释颂》，《揅经室集·一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9页。

[3] 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4] 据考证，《鲁颂》产生的时代，当在鲁僖公在位的前一二十年间。参郭令原，《〈鲁颂〉颂僖公图复周公之业，争伯诸侯也》，《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