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画与一法

石涛《画语录》说：“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又说：“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一画章》）“‘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变化章》）

这里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作为石涛画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一画”是他的最高的法，或者叫作“一画之法”，在这个意义上，“一画”可以简称为“一法”，或者就是他常说的“至法”。第二，他以“一画”为中心建立其绘画体系，实际上就是建立他的法，但这一法并不是具体的创作准则。第三，他的法是人所发现的终极真实，是心灵体悟中的法，所以他说“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第四，最高境界的人（至人）应该以无法为最高的法，所谓“至人无法”。但这无法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无，它是无法生有法的起点，是一法贯众法的本根，是一切创化的基元。第五，作为至法的无法，不有亦不无，是对法的超越，而不是对法的否定，此之为无法而法，是为我法。这是石涛“一画之法”的最终落实，也是他引出人的创造力的理论基础。不以“有”去遮蔽，也不以有意的排除的“无”去遮蔽创造力。

石涛说“一画”是要为绘画创作找一个本体论的根源，他抬出至法（或称一法）是要说明“一画”是绘画的最高法则、无上之法。“一法”是绝于对待的，它不在时空中展开，所以，至法被他称为“一法”。石涛并没有赋予这一无上之法以具体法度规则的意义。他认为，最高的法则是无法则的，但他并不否定至法可以转出法则的性质。在他看来，至法是一种“母法则”，一切法则都是由至法生出，这也就是“以法法无法，以无法法法”。法是具体的创作法度，无法是最高的至法，无法是法本身，一切法度都由这个法本身生出，一切法度都必须以法本身为最高典范。从另一方面看，法本身并没有纯然的意义，至法通过具体的法得到体现，这就是“以无法法法”。石涛探讨绘画创作的法度为什么不从具体的方面入手，而树立一个无上的至法，就是要通过至法来消解具体的法度。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历史存留下来的法度都可能是对艺术家创造精神的桎梏，一切经验世界中存在的具体准则都与自由的创作相冲突，艺术家大脑中先行的一切创造法式都有可能影响创造潜能的提取。所以，他从至法角度为具体的法度找到一个法本身。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至法来确立真正的法度是无法，而这不有不无的无法才是艺术家应该须臾不忘的，无法为自由开辟了天地。

石涛的至法具有“生长性”特征，他说：“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这至法就是他的“种子”，就宇宙本体而言，一法为天地种子；就自我而言，一法为自性的种子；就绘画而言，一法为笔墨种子。1691年秋冬之际，石涛有天津之行，天津朋友张笨山亲见他画山水，有一首诗记其感受：“石公奇士非画士，惟奇始能得画理。理中有法人不知，茫茫元气一圈子。一圈化作千万亿，烟云形状生奇诡。公自拍手叫快绝，洗尽人间俗山水。”由此看来，至法并不等于空。

石涛不仅为绘画法度确立了一个法本身，还对画家创作必须依据这至法寻求哲学的解释。对于大半生优游佛门的石涛来说，他的法理论显然与佛学有关系，他的一画之法主要是从佛学中转出的。一法与佛门的“法性”内涵颇为相近。在佛学中，法性，或称为法界、真如、法身，即万法之体，它永恒不变，常住不改。法性是法的本体，法是一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概念，宇宙间一切有形之相或无形之理都可称为法，或者叫作法相。但一切有形之相和无形之理，都根源于法性，法性不灭，法相随缘流转，性不改而相多迁，万事万物均是法性真如之相。唯识论认为，法性有一重要特点，就是自体任持，万相根源于一法之性，必有任持，不舍自性，山林任持山林之自性，方为山林，红叶任持红叶之自性，方为红叶，万法不逾自性，一逾自性，即同他流，红黄间出，自性即失。熊十力先生说：“凡言法者，即明其本身是能自持，而不舍失其自性也。”石涛的至法，与佛学中法性内涵颇相近。它是本体之法，得此一法则无往而非法，失此法则失去了自性特征。石涛提出至法的概念，就是强调至法具有自性的特征，强调创造者必须任持至法，除此别无他途。《画语录》最后一章《资任章》正是据此而立的。

石涛画学思想特别重视“任”的问题，“任”作为一个画学术语可以说是石涛的独创。他在《资任章》中说：“且天之任于山无穷：山之得体也以位，山之荐灵也以神，山之变幻也以化，山之蒙养也以仁，山之纵横也以动，山之潜伏也以静，山之拱揖也以礼，山之纡徐也以和，山之环聚也以谨，山之虚灵也以智，山之纯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厉也以险，山之逼汉也以高，山之浑厚也以洪，山之浅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迁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迁于仁而乐山也。”“任持”是石涛资任说的重要义涵。在这段关于山的论述中，石涛要说的是：山从何而来，山何以是山，而不是其他物象，这是天所“任”（赋予）的结果，山之动、静、神、化、和、礼、智等等特点都是天所赋予的，所谓“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山任（山的形态功能以及山的“精神”）为天所任，并非山另有所任，从而去任天（赋予天，左右天）。“任”强调的是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山本身，或者就是“一画”，是山的性。同时，山受任于天，它就必然要“持”有自身的特性，否则它就不具有山的特性，失去了自性。再一层，画家画山，必须“山自任而任也，不能迁山之任而任也”，不以自己的“识”去改制山，而是要顺应山的特性，融入山之中，即如郭熙所说的“身即山川而取之”，这就是人的任持。

山任持山之性，水任持水之性，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性，人也必须任持自我之性，人回归至法，就是任持自我之性。所以，石涛说：“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笔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圣人。是任也，是有其资也。”人所“资养”的这个“任”，就是对至法的回归，就是“我之有我，自有我在”，就是“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我在即有我性，即有我全，我就是完足，就是一个自在天。何必以他人笔墨做自我文章，假古人之性为自我之性？天生我，即“任于我”——天赋予我掌握自我的权利，我的创造的权利是天所赋予的，匍匐于他人屋檐之下，就是不能任持自我的体现。一切他法，既是我创造的凭依，又是自己的地狱，消解他法，着于我法，“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

山有山之性，人有人之性，山水和人各任自性，为何石涛还要“搜尽奇峰打草稿”，还要声称“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石涛秉持中国传统画学的一贯思想，就是到山川中去发现自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心源即造化。山川是表达我心的语言，也是展示我的真实生命的媒介，到山川中去发现自性，我是山川的代言人。石涛风趣地说：“山川使余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余也，余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