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贵在道：子知医之道乎？

古典中医学是内涵深刻的科学体系，包括两大层次，一是天道（即医道），一是方术。天道为本，方术为末；天道为上，方术为下；天道穷神，方术已病。《黄帝内经》谓：“《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北宋《政和圣济总录序》有谓：“盖圣人之駴世，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无见于上则治之道不立，无见于下则治之具不行。经之所言者道也，医得之而穷神；《总录》之所载者具也，医用之而已病。汉·张仲景作《伤寒论》，而杂之以方；唐孙思邈作《千金方》，而继之以《翼》，以谓不如是则世莫能用其术。然之二人者，游于方术之内者也。彼超然独见于方术之外，下顾岐伯之流而与之议，始可谓知道。”总是倍感掌握医道之难。前人有“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远行）”，“术”指技术、技艺、方法，有时也有“噱头”之意。撰写《黄帝内经》的先哲们，在全书中极少介绍具体一方一药之医术，重点示人以认识宇宙、自然、人体生命和疾病等现象的多种视角、思维与方法，进而描绘出“医道”之全部景象。

《黄帝内经》通篇强调的是中医“所贵在道”，如：《素问·著至教论》开篇即有：“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素问·疏五过论》则云：“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不仅首次提出“医道”概念，而且明确指出为医者必须了然“医道”，而不能只满足于掌握一些医术层面，后者，却是后世许许多多医生所渴求的。学习古今名医经验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掌握其某个一方一药而已，而要着眼于“医道”，“医道”乃是先哲们探究生命现象的门径。

至于掌握“医道”的意义，《素问》分别在“阴阳应象大论篇”“天元纪大论篇”“五运行大论篇”三次提出：“道生智，元（玄）生神。”智者指五脏之神志魂魄，心之灵明曰智，乃人之神明也。在人为道，道生观察之智慧也；在天为玄，玄生灵明之神变也。由此表明，欲为大医，非明医道不可。因此，《素问·征四失论》中说：“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指出如果不知道“道”的真谛所在，在传授医道时，就会把本来很清晰明白的道理讲得隐晦不堪。

此外，先哲们还认识到医道与治国之道相通，如《灵枢·外揣》有“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如同老聃《道德经》的意义一样，任何领域的文化，并有统一的原则和法度，只有上升至“道”的层面，才有可能将复杂多变、多如毫毛之事物统一到一起，这与后世有学者提出“哲学高于科学”的含义相通。

笔者认为，虽然后世中医流派纷呈，其在“医道”层面上的本源应该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