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有二义：必然与法式

何为“医道”？古人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有很多相关解读，如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提出：“夫医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农，注于黄帝，行于万世，合于无穷，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又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但以大道为体，常道为用，天下之能事毕矣。”

《道德经》以“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五千言，描绘了老聃所悟之“道”；《周易》则通过太极八卦，描绘出“道”之象数。二者共为后世各家“论道”之渊薮。而《黄帝内经》与《道德经》问世于相近时代，先哲们明确告诉后人“道有二义”：

1.道之“必然”

“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剑之可以杀人，如饮酒使人醉也，虽勿诊，犹可知矣”（《灵枢·玉版》）。所谓“必然”，自然有规律性的意思，如同四季更替，“明道”在于揭示万事万物之间的必然性或规律性。《黄帝内经》所提出诸如“五脏相通，移皆有次”等许多通俗易懂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体自身各个方面的必然，以及对病机十九条细致阐述，皆旨在于明道。

笔者认为，凡能够使用“线性思维”认知方法的，如现代西医学总体而言以医术为主，其间的“必然”表现在可重复性较高，许多西医方案可以作为指南指导临床应用。当下许多中医推崇方证相应或辨证分型论治，本质上也属于寻求线性思维的“医术”来应对临床复杂多变问题，因为有其必然而可以形成法式。但是，医学所面对的却是始终处于常与变的复杂交错的生命过程中，非“圆机活法”不可，但此往往非浅学所能悟出，所以中医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在学习、感悟和掌握古今名医所悟之“医道”中已经揭示的“必然”的基础上进一步领悟新的“必然”，此乃为数千年中医生存与发展之正道。

2.道之“法式”

“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灵枢·逆顺肥瘦》），“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素问·阴阳离合论》）。据此表明，先哲们认为“医道”不仅不是神秘不可知，而且有据可凭，可以通过构建“法式”（法度、制度、标准的格式）以“检押”（规则、规矩、矫正、约束），并将之用于临床医疗保健过程中。

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不仅示人以“必然”，又示以“或然”，还提供以“法式”，揭示了外感、内伤病证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治疗用药的基本思路，如六经辨证、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之八纲辨证皆为“必然”，桂枝汤加减变通数法示人以“或然”，“方证相应”则属示人以“法式”，因而，仲景可谓是“知道”之人。

但古今明乎医道大义者又非仲景一人，清代程钟龄的《医学心悟》有谓：“医道自《灵》《素》《难经》而下，首推仲景，以其为制方之祖也。然仲景论伤寒而温热、温疫之旨有未畅。河间论温热及温疫，而于内伤有未备。东垣详论内伤，发补中、枳术等论，卓识千古，而于阴虚之内伤，尚有缺焉。朱丹溪从而广之，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补前贤所未及，而医道亦大全矣。夫复何言？不知四子之书，合之则见其全，分之即见其偏。兹集兼总四家，而会通其微意，以各适于用，则庶乎其不偏耳。”

笔者认为，正是先哲们创造性所勾画出的中医理论体系，历经数千余年而用之不竭、不衰，后世众多名医在《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逐渐得以深化、细化，并将之用于医术的发明与应用，从而形成当今一门较为完整的医学知识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