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注5

注5 载《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6日。署名：李文海、程。

90年前，也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刚刚交替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千百万久受欺压和凌辱的下层群众，违反封建统治者的意愿，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这就是在当时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本质上说来，既不是如近年来某些研究者所说，“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反对进步的西方文化而造成的”；也不是如另一些研究者所说，是由于封建顽固派为了“拯救濒于败亡的专制制度”，对农民群众进行煽动，并把他们“引入了政治纷争的中心”的结果。事实上，这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特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根据自己所构思的救亡方案进行的一次自发而又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加紧和加深，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曾经先后提出各式各样的救亡方案，力求抵御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形势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如康有为当时所描写的：“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另一方面，北洋海军的覆灭，《马关条约》的屈辱，也刺激了人们的觉醒，促进爱国主义的昂扬，如梁启超所形容的：“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志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紧要关头，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上，基本同时而略有先后地出现了三个救亡方案。这就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改革的方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清革命的方案；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武装反帝的方案。三个方案，无不带有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印痕，也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三个方案的主张甚至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方案的出发点都在于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则是一致的，这些方案实践的结果，都曾在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它们都是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斗争的一个必经的阶梯。

有人批评说，一味地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正义性质，是“停留在”“感情宣泄上”而“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我们倒以为恰恰相反，只有把义和团的活动实事求是地看作是救亡方案与救亡实践之一种，才能摆脱那种视群众为“愚氓”的“感情”偏见，比较“理性”地即比较客观地去分析研究这个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优点和弱点，从而得出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义和团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缺乏先进的武器。指导他们行动的是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手中执持着用来对抗洋枪大炮的不过是原始的大刀长矛。这样的运动无法避免悲惨失败的命运。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敢于拿起原始武器去对抗帝国主义的无孔不入的野蛮侵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中外历史上一切被压迫和被损害的群众，从来不是在已经完全具备了压倒反动势力的实力和必胜的把握后才开始抗争的，他们只能在经历不断的失败中提高自己的觉悟，扩大自己的队伍，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最终战胜反动势力。

当义和团运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就相当普遍地肯定了它的起因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个上谕谈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这正是义和团兴起的由来。有的封建官僚也说，“外洋欺侮中国，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干预我政事，且或借传教为名，纵教民以欺压平民。民间积怨既深，日思报复而无术，于是山东起有义和团，畿辅一带应之”。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始终主张对义和团必须坚决剿灭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由于“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积怨成仇，有由然也”。总之，是侵略引起了激愤，压迫引起了反抗，这一点，不论对义和团的行动赞同与否，却是一致承认的事实。这是义和团兴起的时代大背景。

僻处在荒村野寨，劳作于田间山林的贫苦大众，以及接近他们的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用缺乏文采的质直粗俗的语言，通过大量的揭帖传单、歌谣口诀，表达了他们对于近代社会一个最为严肃、最为重大的政治课题的认识：列强的侵略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公开宣称，“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祸乱中华”,“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从自己切身体察感受到的直觉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侵华政策和手段。他们反对教会的渗透和干涉政治，反对瓜分割据，抨击不平等条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等等。在京津地区，流传着“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的著名揭帖。在湖南和浙江，老百姓自己拟制和刊印了各种对外“条约”，要求列强归还租借地，废除势力范围，取消战争赔款，交还海关管理权。在厦门，有人以义和团的名义张贴收复台湾的传单：“台湾割据，神人所怒，恢复把握，在此刹那。”义和团这类反映民族危机和要求抗击侵略的爱国主张，较之康有为在报告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的宣言，可以说毫不逊色。

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无情地指向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投降卖国势力，指斥他们“割地赔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并且指名道姓地责骂奕劻、李鸿章、袁世凯等一批“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的朝廷重臣。有的揭帖甚至“抨击懿亲，指为庇洋”，直接揭露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时大搞“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弄得“文嬉于内，武弛于外”，因而应对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负责。

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容许他们心目中的“奴隶”和“贱民”们如此肆无忌惮的“悖逆”行为。为了捍卫他们的殖民利益，是不惜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推到血与火中来维护神圣的统治秩序的。于是从强占天津的大沽炮台开始，进而发动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这危急关头，义和团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传统，同封建营垒中的一部分抵抗力量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使八国联军遇到了60年来殖民主义侵华战争中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民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天津和北京的保卫战以及东北的抗俄战斗中，都曾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儿女付出了几十万，也许是上百万（具体数字将永远无法查清）宝贵生命的代价。但这些鲜血并没有白流。如果说鸦片战争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那么，义和团运动则迫使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国”，使他们懂得，一个拥有几亿民众的“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尚有无穷希望”的中国，是不能轻易被征服的。他们终于无可奈何地做出了“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的结论。一百多年的近代历史，中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虎视鹰瞵、蚕食鲸吞之下而终于避免了灭亡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反侵略斗争的结果。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双重局限。历史的局限，是指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总体上说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还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及其本质。阶级的局限，是指作为义和团主体的农民，是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相联系的阶级，它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在意识上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由于这些原因，义和团围绕着爱国和救亡的问题，不能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谬误。

义和团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列强用尽了各种手段欺侮我们，那么，就应该摒弃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他们笼统地提出“芟除洋人，歼灭洋教”的排外主义口号，号召人们“仇洋灭教”，甚至只要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电报等在内，都要毁之而后快。这样一种认识，其实是背离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逐步认识到，要抵抗外国的侵略，必须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愈是把外国的长处学到手，就愈能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欺侮。

义和团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投降卖国势力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并不能分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皇权主义思想仍然紧紧地束缚着他们的头脑，以致到后来竟把封建朝廷作为祖国的象征来加以保卫。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其中的“清”，有时是指大清国，即“中国”“中华”，有时又是指清王朝、清政府，这种政治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斗争方向上反帝反封建两重任务的割裂，也种下了这场运动被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利用的祸根。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文化和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他们的爱国激情是高昂的，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但农民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却无法将这种爱国激情进行理性的升华。由于缺乏科学的信仰，农民斗争势必向宗教式的信仰滑动，走向神秘主义。我们说义和团的爱国主义是与浓厚的迷信思想掺杂在一起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肯定义和团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这并非苛求于前人，不过是坚持如实地描绘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而已。对于今天来说，不论是它的长处和局限，都足以成为我们值得借鉴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