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寿丰廖寿恒合传

廖寿丰（1836—1901），字穀似，又字斋，晚年自号止斋。其弟寿恒（1839—1903），字仲山，晚号抑斋。江苏嘉定（今上海市）人。弟兄二人都在清朝政府中任高级职务，于晚清政治略具影响。

廖寿丰为同治十年（1871）进士，改庶吉士，充国史馆编修。光绪七年（1881），任浙江粮储道。十三年（1887），升贵州按察使。次年，调浙江按察使。光绪十六年（1890），转福建布政使，因系祖籍例应回避，未赴任即调补河南布政使。光绪十九年（1893）末，擢浙江巡抚，直至二十四年（1898）十月告病去职，返归故里。光绪二十七年（1901）逝世。

廖寿恒较其兄早八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同治九年（1870），任湖南学政。十二年（1873），充国史馆纂修。光绪元年（1875），提督河南学政，擢侍讲学士，后又任内阁学士。此后自光绪七年（1881）至二十三年（1897），历任礼部、刑部、工部、兵部、户部、吏部之左、右侍郎及仓场侍郎，其中大部分时间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始升任左都御史，一月后署兵部尚书。又一月后兼任刑部尚书。次年二月，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八月，调礼部尚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罢值军机。次年以“足疾”为名开缺回籍。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卒于家乡。

在清末统治集团中，廖氏兄弟不失为比较关心民瘼、敢于任事的封建官吏。史称寿恒“遇事敢言”,“朱墨填委，百吏不给而应机立断，恢恢有余”；其兄寿丰则“报国之忱，不以去位而弛”。廖寿丰在调任河南布政使时，正值沁河漫口，泛滥成灾，到任后，即主持兴筑孟县小金堤石坝，疏浚济河，导黄入海。并督率河内（今沁阳）、武陟两县官绅，举办沁河工程，厘定章程，尽革浮费。任职浙江时，于修治海塘事亦颇尽力。廖寿恒虽久居部曹，未任封疆，但亦颇关心民间疾苦，直言敢谏。光绪四年（1878），以旱灾连岁，上疏极陈大吏取巧、州县贪纵、外人“窥伺其旁”之危状，要求朝廷“审敬怠，明是非，核功罪，信赏罚”。光绪九年（1883），又上疏请皇太后、皇帝“崇俭黜奢，时以民生为念”，慎选御前服役之太监，裁节“宫廷土木之工，内府传办之件”。时慈禧正宠信太监李莲英，弄权纳贿，并耗巨资修颐和园，穷奢极侈。寿恒此奏，颇中窍要。此后十余年间，周历六部而职止侍郎，恐与此奏忤慈禧之意不无关系。

中法战争期间，廖寿恒认为越南“与粤滇依为唇齿，万无弃而不顾之理”，力主严备战守，抗击侵略，“有必战之势而后有必和之局”。如法军进犯，则“兵端自彼而开，不得谓我不修邻好”。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朝廷命廖寿恒与锡珍、陈宝琛、吴大澂等会同李鸿章“详细妥筹法国条约”。李鸿章一意主和，廖寿恒等与之“议益相左”。法越和议成后，廖寿恒又上疏奏请“先发制人以杜后患”，主张一面支持刘永福进行抗法斗争，一面将法国侵略罪行“布告各国，折以公法，责令将所立条约全行议削”，绝不能“委蛇隐忍，听其得寸进尺”。这时，正在浙江粮储道任上的廖寿丰，因南北洋戒严，恐海运有梗，特至沪上借轮船运粮，使南漕北输得以无误。

廖氏兄弟对变法维新活动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身任浙江巡抚的廖寿丰在杭州创设求是书院，添设武备学堂，并饬令宁波、绍兴、金华、湖州、台州、严州、海宁等地“或就书院加课，或设学堂专课”，传授新学。他还向朝廷建议设立经济岁科，以及令各出使大臣在华侨聚集地建立学堂，选拔华侨子弟之颖异者入学，学成后回“原籍作为经济科商籍生员”，以广开才路等。在他所保举的七名使才中，有著名的维新人士黄遵宪，还有同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共同准备创设经济学会的寿富、很早就同意为康有为代递奏折的盛昱等。

廖寿恒与维新运动的关系，较之其兄则更为密切。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当光绪令总理衙门王大臣约见康有为时，廖寿恒曾面询变法之方法步骤，康有为答以“宜变法律，官制为先”。不久，廖寿恒入值军机，此后直至戊戌七月光绪擢谭嗣同等军机四京卿之前，光绪与康有为之联系，几乎全通过廖寿恒进行。光绪索阅康有为所撰之《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书目志》《波兰分灭记》等书，固由寿恒代传，康有为有章奏条陈，亦均由寿恒呈进。因之朝中守旧派讥之为“廖苏拉”（按：“苏拉”为满语闲散之意，一般指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杂务之太监），或称廖寿恒乃康有为之“笔帖式”，甚至有直骂为“康狗”者。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廖寿恒稍稍“避之”，未敢参与更多的维新活动，故戊戌政变发生后，未受到大的牵连，慈禧曾命其起草训政之谕旨，并令与军机大臣荣禄、刚毅、王文韶会审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未及审讯，忽得慈禧之命，令即行正法。廖寿恒思想上对被戮诸人仍表同情，曾在日记中写：“杨（深秀）、林（旭）、刘（光第）三人冤矣……刑之滥，罚之不公，至此极矣。”戊戌政变后不久，因遭刚毅倾轧排挤，寿恒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后终老故里，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