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洋通向世界

海洋是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之间、巴比伦和锡安山之间的直接通道。它既是从殖民地通向母国的水道，又是把移民们同贫穷、堕落，以及王朝纷争隔离开来的鸿沟。它是通向全世界的大道。

海洋对谁都一视同仁。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它输送到任何地方。它把新教徒、《圣经》和神学课本送到这儿，建起了一座山巅之城。它把朗姆酒运到西非洲去换取奴隶，让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劳累到死。它把鸦片从士麦那运往中国。海洋的多才多艺也就是新英格兰的多才多艺。

海洋杳无人烟，除了航海者在船上自己创造的文化之外，海洋本身并没有文化。海洋是新英格兰人的幸福，它使他们能够漫游世界而又不遗弃家园。漂洋过海到新英格兰来的最早的清教徒移民在船上紧密团结在一起，除了上帝和风雨外，他们无所畏惧。在海上，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五月花号公约”在他们登岸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像温思罗普的以“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典范”为主题的船上布道，把这个尚在航行中的社群紧紧结合在一起。航行中的海上社群，与日后那些走陆路西进的美国人不同，他们不会因看到从未见过的动植物而害怕，也不会受到野蛮部落的威胁。陆地旅行的人们，观赏着各种奇异景色，一路上他们宿营，分散，甚至安家落户。但是把新英格兰人送到他们的乐土的这几艘船，却使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在到达这里时，他们比离开故土时变得更为密切，更为与世隔绝，也更为团结了。

到十九世纪初，新英格兰人就已学会与加尔各答的印度商人，中国的皇帝和官吏打交道了，但是他们的特点是忘不了家乡。儿时故乡的农庄和鸡雏，常常使海上的船长梦魂萦回。一旦他退隐田园，农舍屋顶上的“屋顶平台”就是他追忆海上生涯的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以海为家。杰斐逊指责说，商人是没有故乡的人，这只是南部人的偏见，同时也说明他一点也不了解新英格兰人。弗吉尼亚人很少懂得浪迹海上的新英格兰人的气质，他们航行得越远，思念故乡之心越切。杰斐逊热爱弗吉尼亚，是出于他对蒙蒂塞洛庄园及其在阳台上所见景色的怀旧之情。但是马萨诸塞人对其“故土”的感情——亚当斯家族、帕金斯家族、杰克逊家族、卡伯特家族和李家族的新英格兰爱国主义——虽然同样深刻，但又更为宽广。他们热爱的是一个精神上和商业上的总部。

从马萨诸塞殖民地初期开始，海里的财富就已用来弥补陆地的贫瘠。弗朗西斯·希金森于1630年写道：“海里鱼产之丰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我是肯定不会相信的。”第一批殖民地开拓者发现这里不但有鲐鱼、鳕鱼、鲈鱼和大龙虾，还有“鲱鱼、大菱鱼、鲟鱼、红鳕鱼、黑线鳕鱼、鲻鱼、鳗鲡、螃蟹、大梭鱼和牡蛎”。在十七世纪结束以前，捕鱼业是马萨诸塞湾的主要行业。鳕鱼对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价值，就像烟草对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价值一样。如果像那些怀有敌意的评论家所说的，旧领土是建立在“烟雾”上，那么清教徒的共和国则是建立在咸水上。新英格兰的捕鱼人，正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渔民一样，也有他们自己特有的那种保守性。要使捕鳕人改为捕鲐人或捕鲸人，其难度有时似乎不下于使英国人变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然而，如果说烟草和不久前成为南部主要作物的棉花使南部越来越深地扎根于土地，那么渔业则把新英格兰推向了世界。

海上贸易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它要求当机立断，对于无利可图的船货要能舍得抛诸海中。它要求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奇缺的货物赶紧运去销售。要有随时随地做成意外买卖的本领。如遇战争或风暴危及航行安全时，要能把目的地广州改为加尔各答。如果继续航行无利可图，还必须迅速连船也卖掉。船长和船上的商务负责人，对于变更投资方向，改变航行目标，放弃航行以及回家等等，有全权处理。总之，怎样最有利就怎样干。

1784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在会议室挂一条鳕鱼标本，作为捕鳕业对马萨诸塞州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的象征”（这一标志一直在会议室挂到二十世纪中期）。对这种神圣的鳕鱼来说，真可谓过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本身就是新英格兰渔业的一个副产品。因为，正是为了给渔民提供服务，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拓者开始自己造船，从而使英国人有理由对殖民地的商船生起嫉妒之念。马萨诸塞州的反叛者的聚会处所法纳伊尔厅，被丹尼尔·韦伯斯特称为“美利坚自由的摇篮”，这一会议厅系由彼得·法纳伊尔捐赠。法纳伊尔是一位波士顿商人，他就是靠把新英格兰鳕鱼运销远方市场而发迹的。

在新英格兰渔业的全盛时期，新英格兰渔民的捕鱼量更大了，他们的捕鱼所得构成了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这一情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这种盛况在美国革命发生前十年就已消逝了。在革命的年代，新英格兰渔业凋敝，这主要应归因于战事的干扰和战争的需求，而受到英国法令的影响较小。例如，在1774年，查塔姆这个小城镇还有二十七条捕鳕船，十年以后就只剩下四五条了。纵帆渔船被装备成了武装民船，热爱和平的渔民则成了海上的战士。

这场独立战争，对于美利坚人赢得独立作出了莫大的贡献。这时，新的财富来自掠捕对方的商船。一个十八周岁就当了捕鳕船船长的乔治·卡伯特，就是这样发了财的。不列颠帝国以外的巨大世界，一度只对走私贩开放，这时引诱着新英格兰的每一个商人。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用“不准捕鱼就不停战”的口号，在1783年与英国签订的和约中获得了在整个英属美洲海域捕鱼的广泛权利。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渔业确已复兴之时，真正使新英格兰人动心的是为老商品找寻新市场，和为新商品找寻老市场。

有关这方面寻求的事例是数不清的：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早已被遗忘了的人们的故事——在他们的时代，冒险是家常便饭——和一些已被遗忘的商品的故事。塞缪尔·肖少校和销售人参，就是其中一则有趣的故事。

1784年8月30日，第一艘到中国去的美国船抵达广州。那次航行事务的负责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老战士，波士顿人塞缪尔·肖少校。当肖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时，他曾转战于特仑顿、普林斯顿和布兰迪瓦因等地，也曾经与华盛顿将军一起在福奇谷共过患难，还目睹过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士兵的叛变。1783年12月，他曾亲聆华盛顿向其属下军官发表的催人泪下的告别演说。翌年初，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重新过起贫穷的负债累累的平民生活。后来，有几个商人买下了一艘三百六十吨的货船“中国皇后号”，而且筹划了一笔向广州出口人参的买卖，他们指定肖担任船上的商务负责人。1784年初，他驶离纽约港，向东航行到佛得角群岛，并欢庆第一次通过赤道这一快事，他看到鲸鱼、剑鱼出没于波涛之中。六个月以后，这艘船终于抵达富有异国情调的爪哇和澳门的海岸，并向广东进发。

在这些新英格兰人的船挂着美国国旗到达中国之前，对于人参——一种产于中国和北美的珍贵药材，为中国医生推崇为一种催欲剂和延年益寿的补品——在整个中国的年消费量，被认为至多四吨。但是仅仅这第一艘美国船就运来了十倍于此数的人参；在第二年内，他们输往中国的人参又超过了一倍。人参的需求量和价格始终维持不衰。在人参交易中，美国商人得到了茶叶和其他畅销的中国商品，这又使他们获得厚利。

肖在其航海日志中说，起初，中国人不太明白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区别。“他们把我们称作‘新民’，等我们摊开地图，使他们对我国的幅员、现有人口及人口增长情况有了一个概念以后，他们对于自己帝国的产品将拥有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显得十分高兴。”

这些新英格兰人的足迹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1784年，乔治·卡伯特船队的一艘船第一次挂了美国国旗航行到俄国的圣彼得堡。从塞勒姆启航的船只，到非洲西海岸去做买卖，它们从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运来了调清漆用的硬树胶，从巴西运来了橡胶和套鞋。波士顿的船为爱尔兰的饥民运去了食物。它们顺路运来了夏威夷的檀香木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水獭皮，作为偿付中国茶叶的通货。还有一些船则出没无常——在南美或加利福尼亚找到了廉价的兽皮，运回去供应家乡新建的制鞋工厂。他们找到了南半球最好的咖啡，运回制造抗疟疾药奎宁的秘鲁金鸡纳树皮、织麻袋的黄麻、调制漆和油墨的亚麻子油和油漆船只和家具用的虫胶。

对于新英格兰来说，生意无论大小，货物无论珍异平常，它都有胆量经营。塞勒姆很快就成了细小的胡椒子贸易的集散中心，这种东西在发明冷藏技术之前到处需要。1791年由美国加工出口的胡椒粉不到五百磅；1805年时，美国加工出口的胡椒粉达到了七百五十万磅，几乎包括了苏门答腊西北部全部胡椒产量。新贝德福德和楠塔基特的巨鲸，长期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商品，捕鲸人往往冒着生命危险，在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上追捕巨鲸，每次甚至持续三年之久。

在遥远的地方，新英格兰被当作这个新国家的名称。在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水獭皮产地，“波士顿”一词成了整个合众国的同义词。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南太平洋群岛上财运亨通的土著商人以为塞勒姆“是一个国家，是地球上最富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新英格兰的海上冒险事业是断断续续、变化无常的。在革命以前，这一行业大多不受法律的保护。后来，它的许多活动，也像新的海运路线一样，危险而多变。对比之下，过去航海者们的那种冒险精神黯然失色了。在旧世界，海上贸易的利润都流进了传统的渠道。例如，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海上贸易继续为东印度公司之类的机构所主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这类机构有它们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做法，而且也受历史悠久的国家政策的约束。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常为一些碌碌无能的富家子弟提供职位，这并不是偶然的。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海陆军官也都是系出有权势的贵族。几乎从未听说过一个普通海员可以成为大副或船长——因为他缺乏教育，不善辞令，不懂礼貌，也没有“背景”。但是，在新英格兰，年轻人从普通海员做起，可以出人头地，指挥他们自己的船只。贝弗利有一位船长，在塞勒姆的一条船上当过普通水手，他记得他过去那条船上的十三名船员，每个人都已成了一条商船的船长。由于新英格兰没有历史悠久的贸易公司，也没有任何海上冒险的严格传统，它的航运业受到卡伯特、杰克逊、李、希金森、珀金斯这些暴发户家族的控制，他们都善于为自己找到市场，取得成功。新英格兰既没有军官辈出的贵族世家，也没有英国小说和民间故事中的“老水手”那样的航海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