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深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同时又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一）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包括许多要素，各要素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社会结构就是指组成人类社会的各要素及其联系和关系。社会结构概念是从静态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一般从构成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社会结构；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社会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初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37]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形式[commerce]和消费形式”，说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当时把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交换形式和消费形式都作为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这里说的“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社会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就是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消费形式和交换形式就是由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构成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当时还把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看做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或者说是含义相同的概念。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是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就是指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权这种政治上层建筑。总起来看，这段话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及由这三个层次所构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这里说的当蒲鲁东“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是批评蒲鲁东颠倒了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的之间的关系。

（二）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8]马克思在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时已经对这个观点的基本思想作了论述。他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39]马克思这段话透彻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首先，这段话说明了人们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是形成他们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等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关系制约着一切个人的活动，是个人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为每一代人开始在社会上生活时，所遇到的都是前人创造的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每一代人遇到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讲过：“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0]这就是说，每一代人开始自己的社会生活时，他们所遇到的是前人创造的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既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预先规定了这一代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具有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点。

再次，虽然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需要去改变原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41]但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所从事的改变社会形式的活动，将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自己是意识不到的。这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果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所预想的目的和愿望，有的只能实现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不能实现。有些目的和愿望，根本就不能实现，甚至有时社会结果与原来设想的目的和愿望完全相反。我们说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并不是说社会发展可以离开人们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是说人们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结果，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马克思设想，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按照蒲鲁东的这种设定，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原因，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个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于这一切生产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就是说，无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反映现实的历史的原理，都是由现实的个人创造的。离开现实的个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既没有现实的历史，也没有反映现实的历史的原理。蒲鲁东不懂得历史是现实的人创造的这个道理。例如，他只知道麻布、呢绒等产品是人生产的，不懂得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关系也是人生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42]马克思认为，探讨上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是把创造历史的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43]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科学而又生动地说明了人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是世世代代的人们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如果把整个人类历史比做一个长长的剧本，那么人类本身就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处于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又受到前人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这就是说，人类本身又是自己写作的剧本的剧中人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这就既肯定了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又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三）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的理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也持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经济范畴和它所表现的生产关系一样，都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的，而是变动的，有生有灭的。他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44]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的变化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5]马克思又说：“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其本身来说，即把它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46]“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一个多义性概念，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编第十二章中论述。这里的“生产方式”概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含义是相同的，这里的“社会关系”概念，也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含义是相同的。这段话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相比，都更明确、更确切地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前面已经讲过，.在生产关系的各要素中，马克思还论述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决定产品的交换方式的原理。他说：“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47]

（四）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并且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就用各种理论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马克思分析了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如何这样做的。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阶级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又分为古典学派和浪漫学派两种。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浪漫学派和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所以这时的经济学家们便以饱食终日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即蔑视无产者阶级。

人道学派经济学家对现存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对比上的差别，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简言之，他们尽量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

博爱学派的观点和人道学派的观点很相近，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的必然性，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这种理论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这样一来，这种理论就变成理想化的现实。马克思指出：“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48]

马克思分别叙述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对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说明，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成果即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即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无产者自发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是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共有的利益，那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不同部分之间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明显化、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斗争阶段逐步转化为自觉斗争阶段。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斗争的过程，也是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49]如果说经济斗争是自发的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是自觉的斗争。

蒲鲁东认为，生产最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花费劳动的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的需要的东西。在他看来，生产总是按比例性关系进行的，供求关系总是互相均衡的，社会总是和谐发展的。对此，马克思指出：“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50]

从上面论述的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他是不可能提出所谓的“和谐哲学”或“和谐辩证法”的。在我看来，“斗争哲学”或“斗争辩证法”当然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存在什么所谓的“和谐哲学”或“和谐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的辩证法是既讲斗争性又讲同一性的，或者说是既讲斗争又讲和谐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的辩证法说成是“斗争哲学”和“斗争辩证法”当然是不对的，反过来，把它说成是“和谐哲学”和“和谐辩证法”也是不正确的。任何矛盾都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其中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将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任何背离这些观点的提法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