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叙述和批判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以及蒲鲁东模仿和歪曲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构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错误的过程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一）对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实质的概括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模仿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说，我们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其次是黑格尔，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对蒲鲁东构造政治经学体系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剖析了黑格尔哲学中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马克思在概括黑格尔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时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24]我国理论界有些人，甚至有些资深的著名学者，把这句话当做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认为这里既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和斗争，又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克服了所谓“斗争哲学”的片面性，是一种“和谐哲学”或“和谐辩证法”，并把这句话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说这段话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实质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呢？下面我们具体考察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25]既然把任何一种生产都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那就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生产运动都是纯粹的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而纯粹理性的运动，正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范畴，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范畴又分裂为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又融合成一个新的合题，即新的范畴。从这种逻辑推演过程中，就产生出思想群，亦即范畴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范畴群也遵循辩证运动，每个范畴群也有一个与之矛盾的范畴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范畴群中产生出新的范畴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一样，从范畴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的系列，从范畴群系列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整个体系。黑格尔庞大的范畴体系就是这样通过范畴和范畴群的辩证运动构造出来的。

通过上面的简要考察，完全可以确信，马克思所说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这句话，是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黑格尔和蒲鲁东既然忽略了生产的历史运动，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这些范畴无非是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罢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26]这种离开“生产的历史运动”，在“纯粹的理性运动中”去寻找范畴的来历和演变的观点，怎么可能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呢？

（二）批判蒲鲁东对黑格尔构造体系方法的模仿和歪曲

下面我们考察蒲鲁东是怎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即范畴的辩证运动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以及通过他的这种应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什么样子。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他认为：“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27]蒲鲁东具体论述了奴隶制、分工、竞争、垄断、土地所有权等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表现。关于奴隶制，他认为奴隶制是同其他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马克思指出，这里说的奴隶制既不是古代的奴隶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而是“直接奴隶制”，即存在于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28]关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以嘲讽的语言做了说明：蒲鲁东告诉我们，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这样就万事大吉了。马克思对这种荒谬观点予以严厉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29]

马克思以讥讽的方式说，如果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和黑格尔相比，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长处和短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如何陷入尴尬的境地。马克思认为，他的长处是区分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什么，以及如何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与此相应，他的短处则是由于它保存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消除了经济范畴坏的方面，就否定了范畴的矛盾，切断了范畴的矛盾运动，这就无法形成新的范畴。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30]蒲鲁东由于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就随心所欲地给经济范畴赋予某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他认为：“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31]

由于蒲鲁东把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这样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和理性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马克思指出：“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32]蒲鲁东陷入矛盾的尴尬境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用观念和理性进行范畴的逻辑推演构建哲学体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都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讲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观点决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三）批判蒲鲁东颠倒现实的历史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先验主义错误观点

颠倒现实的历史和范畴之间的关系，是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的理论基础。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是对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经济范畴和观念的体现。因此他撇开现实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头脑中构造经济范畴发展的历史顺序。他说：“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33]蒲鲁东之所以持这种错误观点，是由于它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即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然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上帝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这种颠倒现实的历史和范畴之间关系的方法的理论来源，指出这完全是照抄照搬黑格尔构造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的产物。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气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34]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种颠倒现实的历史和范畴之间关系的做法，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对资产阶级生活和资产阶级关系的肯定。他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35]

马克思在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已经指出，蒲鲁东“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36]